首页 -> 2007年第8期

唐诗中的“春闺梦”

作者：降大任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自从弗洛伊德学说提出文艺创作是一种宣泄郁积情绪的“白日梦”以来，人们对文艺创作的慰解功能有了明确认识。诗歌这种强烈的抒情性艺术创作，使人由感动而共鸣，就意味着诗歌决非个人的内心独白，它由此会产生普遍的社会感染力。于是，读诗就像服用一种精神的解毒剂，使无数读者在孤寂中得到安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这种同气相求、同声相应的共鸣效应，教人从孤独中解脱出来，获得审美享受，同时灵魂得到升华，进入高尚的境界。诗歌之白日梦有益于世人者以此。当然，诗歌之益人，亦并非唯愉悦是求，它或许提供的是酸咸苦辣，像吃重庆的火锅，五味俱全，有时更以绝大的苦痛、深沉的况味，使人情动于中，感慨万千，不能自已。为有助理解唐诗的艺术成就，不必更多地举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家的佳作，即便只选拾若干唐人那些描写春闺梦的绝句短什，鼎尝一脔，便可让我们体会到唐诗中那种难以言传的妙韵。如张仲素的《春闺思》:
　　
　　袅袅城边柳，青青陌上桑，
　　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渔阳。
　　
　　诗中的女性与“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王昌龄句)的贵妇不同，她是劳动妇女。大好春光中，这位农妇在野外采桑以供饲蚕，但劳作之时一时歇手而呆呆地发怔。为什么呢?因为回味起昨夜梦到渔阳之地。这渔阳在唐代系安禄山之类叛逆的藩镇割据之地，唐廷多次发兵征讨。读者自不难联想到白居易《长恨歌》里那句“渔阳鼙鼓动地来”。那么，从军作战的壮丁自然是劳动人民，而这少妇所梦，亦自然是她的丈夫或情人。其梦境亦自然是情人重逢，一场欢喜吧。结果，南柯梦醒，仍然是独守空房，而于次日野外采桑之时忽有回味，在美好的爱情中掺入了浓重的苦况，征人究竟是死是活，犹不可晓。这种揪心裂肺的苦相思是何为而来，难道不是皇室与藩镇争权夺利的战争所致?在这里，显然体现出诗人为民代言而对战祸控诉的内蕴。通篇只选取一个特写镜头，便蕴含着如此重大的社会主题，如此深刻的人道关怀，而诗却没有一个怨恨、愤怒的字眼。这大概就是前人评论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吧。与此相类的，是那首人们熟知的金昌绪的五绝: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前诗写忆梦，此诗则写寻梦。字句上未写征人苦沉，亦未指斥战祸深重，只说是惟愿梦中至辽西与情人相会，一慰相思之苦。只是怪黄莺的啼声，惊醒了美好的梦境。所谓辽西，正是前诗所提到的渔阳一带战地，以盼梦寻梦而可见男女离别之久、相思之深，同样突出了前诗人道关怀的主旨，它是那样的委婉含蓄，而又明白如话，所谓“温柔敦厚”之诗教，在此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作品的文字之简与意蕴之深，可以说无以复加。其意蕴全在言外，有回肠荡气之效。不过，这两首五绝美则美矣，尚未尽善。类似题材在唐诗中很多，不妨再举几首:
　　
　　元稹:生在丝萝下，不识渔阳道，良人自戍来，夜夜梦中到。
　　王涯:花明绮陌春，柳拂御沟新，为报辽阳客，流光不待人。
　　令狐楚:几度春眠觉，纱窗晓望迷，朦胧残梦里，独自在辽西。
　　
　　这三首不算唐诗中的上品，但各有风韵。元稹诗以梦渔阳写思念的殷切，关键在“不识渔阳道”却能夜夜到，可见相思之情超越了地理空间，人类天然的情爱是任何阻碍都隔不断的，这种感情是何等强烈!王涯诗则以时间性为着眼点，说明春宵一刻值千金，所谓“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控诉剥夺人权之不人道，这是间接地指斥统治者用兵造成民众家破人亡、情人难聚的罪恶。而令狐楚诗则是更深一层，以思妇虽有残梦，但梦中仍不能团聚，只有孤苦独处，有梦一如无梦的苦况，折射出百姓在战乱中的无助与无奈。这种苦难究竟是谁制造的，自然要引起读者的联想，从而把罪魁祸首推上审判台。这几首小诗言约意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同一重大社会问题，以小见大，意在言外，可见唐诗艺术手法之多样性。才人各逞其能，对时代主题挖掘之深，正可谓力透纸背，一字千金，寸铁杀人，见出了唐诗非凡的艺术手腕。可以说，对这一题材几乎让后人无从置喙，无法在这里再有超越了。
　　较之这几首五绝，还有意蕴更深刻，更耐人寻味的代表作，那便当推陈陶的那首七绝《陇西行》:
　　
　　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均是写梦，前几首毕竟是有梦可温，征人生死未明，总还抱有一线希望，而这首则是毫无希望的梦。如果说前几首不乏有热恋的意味，这首诗则是彻底的绝恋。其艺术概括力的高超，可以说无与伦比，使人感染而激动达到了感情的沸点，堪称千古绝唱。它没有任何香艳意味，有的只是无尽的悲哀，而且诗中的主体青春少妇却并不知道这悲哀已然发生。她仍然痴迷在热望之中，梦中犹盼征人归来。但我们读者知道，征人早已暴骨无定河边，返乡无望。但这位征人恐怕不是被迫应征入伍的，而是抱有保家卫国的雄心壮志，勇敢地投赴戎机。所谓“誓扫匈奴”而“不顾身”，说明了他有以“马革裹尸”为荣的高昂斗志。有这样首句的铺垫，就给这首诗抹上了亮色，使全诗不仅有悲哀，而且有悲壮意味。在唐代，安禄山挑起的战乱是一场非正义的残酷战争，而中唐之后藩镇的跋扈嚣张，时启战端，其非正义战争性质亦类此。作者陈陶生活在唐宣宗、唐懿宗时期，自称是“三教布衣”，尝学神仙之术，显系平民诗人。想来他之学仙也是厌弃了战乱，而又不能忘情于世，对百姓生民之苦有深切体味罢。否则，他的诗笔何以细致入微地触及到被苦难煎熬的平民夫妇的隐秘内心呢?诗中的无定河，一说即发源于陕北的黄河支流，一说即今之永定河，上游即桑干河，经河北北部下游入海河，均系辽西、渔阳一带的战争地域。不管是哪一条河，在唐代都是北边藩镇盘踞之地，是唐廷发兵与之厮杀的战场。年轻的壮士投军北征，效命疆场，为平定边患而奋力杀敌，终至壮烈殉国。这体现着一种高尚的勇武精神，是应当得到肯定与赞扬的。但是，战争的灾难最终还是落到百姓头上，战士与他的家人永远地不能重逢了。独自操持家计的年轻少妇犹日日望穿秋水，盼他凯旋乃至梦中犹在惦念之中。这岂非人间的大悲剧?联想到唐人李华《吊古战场文》所写征人家中的企盼心态:“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将信将疑。悁悁心目，寝寐见之。”正是为春闺悬心梦想的真切写照，读者对当时战争之惨烈血腥与战祸的苦难深重，自不难想象得之。而此诗则以“五千貂锦丧胡尘”一语概括之，真可谓慨乎言之，意到笔到，含有无尽的沉痛，诗中之人道情怀于此亦表露无遗了。在这几句中，语带双关，将对壮士从军勇武精神的赞扬与对战争灾难的控诉这两种对立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因而创造了悲而且壮的氛围。显示了有唐一代特有的积极健康世风和诗人悲天悯人的菩萨心肠，这是富有时代精神的特征的。
　　后两句直奔主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从战争的大环境，具体而微地写到了征人的小环境，即战士的阵亡与其妻的春梦切盼。征人战死，暴骨沙场，一可悲;死而无音讯，家人犹想念，二可悲;念之不可得，梦中恍然如见之，三可悲;梦见亦徒然，团圆已无期，四可悲。悲上加悲，悲何如之!明人杨慎《升庵诗话》卷十二评云:“汉•贾捐之《议罢珠崖疏》(按，非疏，当作对)曰: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后汉(书)•南匈奴传》、唐•李华《吊古战场文》全用其语意，总不若陈陶诗云云，一变而妙，真夺胎换骨矣。”以前人文比较陈陶此诗，极赞后者手法高妙，为我辈的赏读提供了更广阔的联想空间，便使此诗在古代具有了长久的历史认知的普遍意义，无怪其于千古之下，犹令人不禁一掬同情之泪。可以说，陈陶此诗是唐人写春闺梦的压卷之作。后人称唐诗风骨刚健而又风流蕴藉，上继风骚之传统，为后人所不可及，良有以也。
　　顺便说说，与陈陶诗从“春闺梦”入手不同，李商隐则从其正相反对的“征人情”角度写了一首主题相类的五绝《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诗云:
　　
　　剑外从军还，无家与寄衣。
　　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这里写的不是春闺梦，而是战士之梦。手法相似，意味却与陈陶诗形成对照。不同在陈诗所写为无望之梦，李诗则是战士生还，孤寒之中尚有家可想，回梦者犹有望也。其意境的深度与审美的张力便尚差一间，这是读者不难体会的。而另一首许浑的《塞下曲》，其笔力则可与陈陶相敌。诗云:
　　
　　夜战桑干北，秦兵半不归。
　　朝来有乡信，犹自寄寒衣。
　　
　　诗中“桑干北”与陈诗无定河地望相合，正是战场所在，秦兵者，唐兵也。唐人多以秦汉比况本朝，这里不必多加解释而读者自明。在士卒半数阵亡的严酷现实中，早上传来家乡信息，守在空房的妻子们寄来了寒衣。这寒衣寄托着多少深情厚谊与牵肠挂肚的思念?又有谁能接受这份浓情与关爱呢?这寄衣者是不是陈诗中那位梦中思亲的少妇?倘是，那一腔苦思苦想岂非徒然?而怀抱对征人生死未卜的眷念却仍一针一线缝制着不知何从寄送、能否寄达的寒衣，这是怎样一种令人泪涕无从、痛彻心肺的煎熬与折磨?诗人只用短短二十八字，传达这种生死别离的人间悲剧，真是不可思议的大手笔。由此见出唐诗成就之高，不愧为诗艺之巅峰。鲁迅说，诗到唐人已做完，岂谁曰不然?
　　
　　（责任编辑:古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