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试析《老妇还乡》的现代戏剧美学意义

作者：李　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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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迪伦马特（1921-1990)是当今德语文坛上一位颇有影响力，也颇有观众缘的剧作家，他的经典剧作《老妇还乡》《物理学家》《天使来到巴比伦》等曾在世界各地的剧场反复上演，也曾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剧坛产生重大的反响。他的剧作之所以会引起当代观众的共鸣，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找到了一个适合于诠释当代人思想情感的戏剧叙述方式，并用他的戏剧实践创立了一种和当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戏剧美学体系。
　　《老妇还乡》是迪伦马特的一部经典名作，这部作品较好地体现了迪伦马特剧作的特点，也就是以喜剧的形式来承载悲剧的主题，从而建立了一种与传统的悲､喜剧完全不同的现代戏剧美学范式。和迪伦马特的其他剧作一样，迪伦马特对这部剧作的定位是一部喜剧，因为迪伦马特认为“喜剧”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表达形式。迪伦马特在他的一篇著名的戏剧理论长文《戏剧问题》中系统地阐释了他的戏剧观，他认为在当今世界，“一种悲剧所赖以存在的肢体齐全的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已经是属于过去的时代了”。因此通过人的死亡再现整体和谐的古典悲剧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的人类爆炸成亿万齑粉，机器世界的膨胀，祖国变成了国家，民族变成了群众，祖国之爱变成了对公司的忠诚，今天的国家不再是克勒翁时代的国家，今天的国家变成了看不见的､匿名的､官僚化的了”①。在这样一个时代，严肃完整的道德观荡然无存，同样精神高贵､勇于承担责任的古典悲剧中英雄式的人物也不复存在，在现实生活里充斥的是不负责任，行动委琐的芸芸众生，在这些人身上，悲剧已无从产生，只有喜剧能圆满地表达这种现状。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迪伦马特认为在现代社会里人与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游离感和分裂感，在迪伦马特的戏剧美学中，他认为“悲剧可以克服距离”而“喜剧却可以制造距离”②。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把喜剧作为他戏剧创作的首!，他是借助于喜剧来制造距离，从而使世界的荒谬性和滑稽性得以凸现。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迪伦马特心目中的喜剧和传统意义上的喜剧相比较已经有了本质的区别。在欧洲的戏剧发展史上，经典的喜剧有以阿里斯托芬为代表的政治讽刺剧，以普劳图斯､泰伦斯为代表的生活喜剧和以莎士比亚为代表的浪漫抒情喜剧，这些喜剧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剧作家道德上的优越感和喜剧形式与内容上的和谐。而在迪伦马特的《老妇还乡》中我们更多地感受到的是一种黑色幽默精神和荒诞喜剧精神，这种喜剧精神在本质上又体现出了悲剧的本质。另外迪伦马特在戏剧创作中往往有意识地加进了许多悲剧的元素，使得他的喜剧具有了一种悲剧的品格，正如他自己所说“情节是滑稽的，人物形象则相反，常常不仅是非滑稽的，而是……悲剧性的”③。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习惯于称他的喜剧为悲喜剧，也有学者提出他的“悲喜剧是形式和内容的二元论，即形式是喜剧的，而内容则相反，是悲剧的”④。但我觉得他的悲喜剧的真正特色是体现在审美追求上，和莎士比亚创作的古典悲喜剧相比较，在他的悲喜剧中悲､喜元素的交融不是局部､表面的，而是本体上的､实质上的。他的剧本写出了现代人生存环境的荒诞，人与人之间思想､情感上的隔膜，人与世界的背离和人在这种生存状态下所必然面临的一个悲剧!择和喜剧!择。
　　从《老妇还乡》的情节框架来看，这是一个类似于希腊悲剧《美狄亚》式的复仇故事，一个被抛弃的妇人克莱尔，在经过几十年的等待以后，有了足够的资本，于是向当年抛弃她的情人伊尔复仇，直到把伊尔置于死地。复仇往往是和正义的伸张相提并论的，因此经典的复仇主题承载的无疑也是一个悲剧的主题。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弗莱认为，“悲剧的原型主题是受难，即灾难，它的基本形式是通过复仇来体现的。复仇的悲剧是一个简单的悲剧结构，然而却是一个非常牢固的结构，因而也是悲剧中最重要的主题。在这种悲剧结构中，首先是复仇者的最初行为被激起，并与其对象构成一种对立抗衡运动，而这一抗衡运动的完成就是悲剧的结局，因此悲剧的整个叙事结构是双向的。”⑤弗莱在这里所说的复仇悲剧应该是一种最经典的复仇悲剧形式。但在《老妇还乡》中悲剧主题却是隐藏在复仇情节之外的，迪伦马特要表现的不是正义的伸张和善恶的因果相报，他要表现的是现代人在物质世界中荒诞､尴尬的处境和人的心灵的迷失，表现的是人类的一种基本的生存环境，当人类面对大得可怕，足以压倒一切的罪恶力量，面对疯狂､不幸､变态和荒诞时，人类是否还能守住自己的尊严，这是作者所关心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所揭示的以复仇为结构的悲剧意义也是对传统悲剧价值的一个颠覆。这部剧本首先是在情节结构上对传统的复仇悲剧结构进行了解构，弗莱对经典复仇悲剧关注的焦点在复仇者和复仇对象之间所处的“对立抗衡”关系中，要“对立抗衡”，两者之间就必须处于势均力敌，而这部剧作结构上的一个重心就在于不仅要打破这种势均力敌，还要夸大这两者之间的不平等，伊尔只是一个日杂百货店的小老板，而克莱尔却是一个有着亿万资产的跨国石油公司的实际拥有者，这是两者在物质经济地位上的差距，如果说这种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作者更为关注的应该是这巨大的物质差距给两者在精神上带来的不对等，克莱尔是一个阴谋的策划者，她设计这个阴谋的依据就是她对居伦城（也即当代社会)人心的把握，她要为她的谋杀寻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她要借助于“公正”的法律来实现她复仇的目的，她要让全体居伦城的居民成为她的同谋，她也要让伊尔在没有任何精神声援的情况下孤独地死去。因此如果说这部戏剧有一个结构上的焦点的话，那么这个焦点就是居伦城的居民在金钱的诱惑下慢慢地屈服的过程。我们可以把居伦城看成是整个人类的一个模型，或者说一个象征，在居伦城里生活的芸芸众生，思想上糊里糊涂，但对物质享受､物质追求却从不含糊，他们从不对别人的生活负责，却要别人对他们的生活负责，因此在巨大的物质诱惑面前他们轻易就放弃生活的信念这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作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不仅写出了芸芸众生的堕落，他还写出了居伦城的三个精神领袖校长､牧师､医生的精神屈服过程和堕落过程。这三个人一向被誉为居伦城的良心，他们自己一向标榜和引以为自豪的是所谓人道的传统，但在这场闹剧中，他们和芸芸众生的区别也只停留在思想上，而不是行动上。他们对这场闹剧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曾经想要阻止这场闹剧的发生，但最终还是在物质的诱惑下屈服了，成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闹剧的高潮是在公审大会上，校长发表了“慷慨陈词，充满激情”的演说，他为这场谋杀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就是“人道”，实际上他也是借人道的名义去唆使市民们完成一件谋杀。至此整个的居伦城已经完成了蜕变，只有受害者被分离出来，其余的人都参与了谋杀。这让我们想起了尤奈斯库在他的戏剧《犀牛》中描绘的现代人和现代社会。当一桩恶行像席卷一切的狂风来临时，现代人还会有多少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留存?这就是迪伦马特笔下描绘的人类的生存环境，在这样一个人云亦云，是非模糊的生存环境中，纯粹的悲剧和喜剧实际上都已经无从产生，荒诞和黑色幽默就是迪伦马特对这个时代最好的诠释。从这一点来讲，迪伦马特在戏剧美学追求上和盛极一时的荒诞派戏剧是相通的，他们之间所不同的只是在情节的安排和戏剧人物的塑造上。迪伦马特的戏剧继承了传统戏剧的戏剧性和人物的完整性，但他却对戏剧要诠释的内容和戏剧的品格进行了新的组装和打造。因此我们可以借鉴迪伦马特的句式:他的戏剧在形式上是传统的，在内容上却是现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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