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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寅《谒故福建佥宪永锡陈公祠》赏析

作者：邓晓东　吴乐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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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章曾把逆鳞批，三逐虽危志不迷。
　　谏草犹余几行墨，遗书今掩一箱绨。
　　常山胜有孤忠气，新庙无惭直道题。
　　私淑高风重拜谒，秋林残日古城西。
　　
　　唐寅（1470年-1524年)，字伯虎，一字子畏，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弘治十一年（1498)高中应天府乡试第一，翌年赴京会试，因涉嫌科场舞弊而入狱。后被朝廷黜充浙江吏役，不就而返，筑室桃花坞，以书画度日。中年曾应宁王朱宸濠聘赴江西，不久发现宁王有作乱迹象而抽身返乡，日益放浪，潦倒而终，享年五十四岁。由于通俗文学的宣传，他几乎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妇孺皆知的人物。而在明代诗歌普遍不能引起大众兴趣的今天，人们对其《桃花庵歌》《花下酌酒歌》《漫兴》《和沈石田落花诗》等作品均耳熟能详。他的诗歌常以世俗的眼光抒写失意人生，每每折射出狂放､纵诞的性格，从而形成了一种集世情､幽怨､飘逸和天趣于一身的美学特征。然而这又何尝是唐寅的全部呢?本文试举唐寅早年创作的一首诗歌来一探其诗风和心态的另一面。
　　诗题中所说的“永锡陈公”，就是历仕明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陈祚。陈祚（1382年-1456年)，字永锡，号退庵，吴县（今江苏苏州市)人。永乐九年进士。为人笃学尚节气，屡以直言遭贬斥，而志不少挫。曾任河南布政司参议､山西道监察御使等职，终以福建按察使佥事致仕归里。弘治十年（1497)正月二十九日，其嫡孙陈冠于甘节坊营建家祠，并请丁忧在家的吏部侍郎吴宽题额为“直道陈公祠”，阅三月而落成①，唐寅之诗就作于该年秋天。
　　这首诗记录了诗人在陈祚祠前的所感所想。首联高度概括了陈祚一生因直言极谏所遭受的三次打击，突出了他屡贬屡谏的执著精神。所谓“逆鳞”乃指陈祚敢于上疏直陈朝政､皇帝得失的事迹。据《明史》本传记载，陈祚曾于永乐十五年与布政使周文襄､王文振一起上疏成祖，诉说建都北京的不便之处，从而触怒成祖而被谪为太和山佃户;宣德年间他因上疏劝勤圣学，而使龙颜大怒，被逮下狱并连及家人十余口;英宗朝又因参奏辽王贵焓不法而被逮至京下狱。一次次的身历绝境并没有使他学会明哲保身，反而砥砺了其刚正直谏的品性。该联劈空写来，把一个正直刚毅百折不挫的英雄形象推到读者面前。颔联“谏草犹余几行墨，遗书今掩一箱绨”是就陈祚的遗作而写的。斯人已去，遗著尚存，翻检这些遗作，其间每多陈公直谏的文字记载，藉此可以一睹陈公当年“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②的情形。颈联承上阅读遗著的感慨而来，进一步拈出陈祚历三黜､濒九死而不悔的刚正气概，其生平事迹无愧于“直道”二字。“新庙”乃指弘治帝。盖因孝宗即位之初，下诏“海内凡古今名臣殁而有闻者”“悉修治其墓”③，陈祚之孙陈悦以“其平生履历白诸有司”④，使其旧墓得修缮一新，故有此说。尾联由对陈祚的赞颂转到自己的内心刻画。在“秋风萧瑟秋草黄”的姑苏城西（甘节坊在苏城西北隅)，面对这样一个忠义正直坚贞刚毅之士，除了肃然起敬外，唐寅暗自立下了追随陈祚这种效忠皇朝而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的决心。全诗起于赞颂，终于绍述，风格苍劲，饱含激越之情，诗风与感情和人们熟知的唐寅判若两人。钱谦益论及唐寅诗风谓其“少学秾丽，学初唐”⑤，如果说他的《春江花月夜》二首､《咏春江花月夜》等诗尚有六朝初唐习气的话，那么本文所论之诗则无半点艳丽绮靡之气，反而“骨气端翔”“光英朗练”。由此，论者每以钱氏之断语来概括唐寅的诗风，似乎还欠周详。进而言之，该诗透露的思想情感，也有别于我们所熟知的唐寅。在世人眼中，他一向以狂诞不羁著称，此处却摆出一副赞美忠臣矢志效法的面孔，令人费解。不过当我们回到历史的长河，追溯一下明代士人处世的心路历程，就不难理解唐寅当时的心态及此诗背后所传达的历史信息。
　　明代皇权的高度集中胜于以往诸朝，皇权对于文官集团的欺凌也是历朝绝无仅有的。先是开国皇帝朱元璋命刘三吾将《孟子》中触犯君权神圣的言论，如“君有大过则谏”之类，统统删去，编成《孟子节文》一书，并规定删掉的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⑥。朱元璋想从源头封堵臣子直谏的理论来源的意思是显见的。稍后，便是一连串诸如“靖难”､“夺门”､“大议礼”等政治事件，皇权与士子的斗争一波接着一波，其间被杀､遭贬的官员不计其数。明成祖杀方孝孺并诛其十族的行为，对挫伤士人的志气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李贽曾说:“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他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材岂复更生乎?”⑦左东岭先生认为方孝孺一案导致“明代前期形成了一种士人人格心态由悲愤尴尬趋于疲软平和的历史态势”⑧，而仁､宣两朝士人的心态更发展为“由清纯诚厚与谦恭畏慎二种要素构成”⑨。和陈祚同时的台阁大臣如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深知伴君如伴虎的情况，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始终保持一种“清慎”的心态，缺乏直言进谏的精神，讲究揣摩圣驾的心思。叶盛《水东日记》卷五“杨文敏论进谏有方”所载杨荣揣摩圣意小心应对的情景，便可窥见人臣面对皇帝是如何的谨慎畏惧了。出仕永乐､正统四朝的陈祚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触犯龙颜，并始终保持直言耿介的操守，尽到理想状态下为臣的本分，这在当时乃至后来都是极具勇气和不可多得的。所以深知为官处境艰难而提前致仕的杨循吉（1456年-1544年)在《陈佥宪墓记》中就其气节感慨道:
　　
　　夫人者，气节先而才能次之。然古之君子，其于患难之际，苟可以直其道，必勇趋而未尝有苟且自恕之心，故天下恃也。而后世则否。每每以持重为事，而新进之士，恒有所待于他日，而不知官高位大，则益有所不敢为也。是以忠厚博大之风有余，而严毅负荷之气不足，可以安闲而不可以待仓遽!此求治者所宜深思也。然则如陈公者岂易得哉?⑩
　　
　　杨氏所论，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当时为官者忠厚有余而胆气不足的状况。为官者因惧怕皇权而宁愿放弃刚正节操!择明哲保身，尚未进入仕途的唐寅却偏偏看中了陈祚这种“忠义之心，刚大之气”[11]，这与后来狂放纵情追求享乐的他实有天壤之别。
　　唐寅此诗作于弘治十年秋天，当时他已二十八岁，明年秋天他便高中应天府乡试第一，成为了闻名遐迩的解元。据祝允明《唐子畏墓志并铭》称，唐寅是在祝允明的激励下于乡试前一年（即28岁时)才为科考做准备的，并有“若弗售，一掷之耳”[12]的豪言。前此一年也就是二十七岁时，他还写了《中州览胜序》《上吴天官书》等作品，其间“予闻丈夫之生，剡蒿体，揉柘干，以丽别室。固欲其远陟遐举，不龌龊牖下也”[13]､“若肆目五山，总辔辽野，横披六合，纵驰八极;无食道情，慷慨然诺，壮气云蒸，烈志风合;戮长猊，令赤海，断修蛇，使丹岳，功成事遂，身毙名立，斯亦人生之一快，而寅之素期也”[14]等语，慷慨激昂，气势充沛，志向壮大。他在中举后答谢考官梁储的诗中也表露了不愿碌碌无为的心态，即所谓“壮心未肯逐渔樵”[15]云云。由此观之，在应试前后的那段日子里，唐寅的心态是相当积极的，充满了建功立业干一番大事业的凌云壮志，也满怀做一个刚正忠诚之臣的信心。只不过他的这番建立之心，在蒙受“科场案”的劫难后，被讥讽､贫困､潦倒所消磨了，代之而起的乃是深谙世情的看破之心和醉舞狂歌的畸人之心。假设唐寅没有遭受科场打击，或许他真可以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然而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唐寅的雄心壮志随着“科场案”的了结而付之流水。
　　唐寅早年的诗歌流传下来的大概只有三四十首，除去那些带有模仿古人痕迹的作品，像这样直接传达其心声的诗作为数更少，所以，该诗无论是在探索唐寅诗风还是其心态的转变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古卫红)
　　
　　① 参见沈涛:《直道陈公祠记》，《崇祯吴县志》（“天一阁明代方志!刊续编”本)卷二十“祠庙”，上海书店，1990年，第666页-第668页。
　　② 邵宝:《直道编序》，《容春堂集》续集卷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6页。
　　③④ 杨循吉:《故佥事陈公修墓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43册，第205页。
　　⑤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297页。
　　⑥ 《明史》卷一三九《钱唐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982页。
　　⑦ 李贽:《续藏书》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30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20页。
　　⑧⑨ 左东岭:《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3页，第27页。
　　⑩ 杨循吉:《陈佥宪墓记》，《崇祯吴县志》卷二十八“冢墓”，第691-692页。
　　[11] 王鏊:《陈氏祠堂碑》，《震泽集》卷二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6册，第348页。
　　[12][13][14] 周道振､张月尊辑校:《唐伯虎全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539页。
　　[15] 唐寅:《领解后谢主司》，《唐伯虎全集》，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