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一首唱不出来的歌

作者：曾一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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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近代中国的社会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日渐解体，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体的现代社会逐渐形成，从传统向现代，从农业向城市的社会转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达到了一个顶峰，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外国的工业和农产品大量进入中国，大量农民破产并离开土地，涌入城市。上海、南京等沿海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不仅成为了远东最著名的大都市，而且是世界上第五大城市，一九三三年上海的城市人口已达三百一十三万多，摩天大楼、电影院、咖啡馆、舞厅、电车和公园构成了这个城市的景观。同时，像沈从文在小说《长河·题记》中所描绘的那样，“现代”二字在偏远地区，如湖南湘西这些偏僻乡村迅速发展起来。湘西的时髦乡村年轻人因为受了都市的影响，“衣襟上必插两支自来水笔，手腕上带个白金手表，稍有太阳，便赶忙戴上大黑眼镜，表示知道爱重目光，衣冠必十分入时，材料且异常讲究。特别长处是会吹口琴、唱京戏，闭目吸大炮台或三五字香烟，能在呼吸间辨别出牌号优劣。玩扑克时会十多种花样”。许多乡民开始走出贫穷的乡村，开始到城市里去谋生，甚至有不少女性进入城市，靠出卖身体养家糊口。当然，乡村走进城市，城市来到乡村，均非一帆风顺，势必要引起争议与冲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激烈冲突，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得到了深刻体现。
　　沈从文一生都是城市文明有力的批判者，他称自己始终拿着一把乡村的秤杆衡量世界，他严厉地批判了城市文明对于乡村的入侵，他认为乡村并不需要城市里的奢侈物品和虚伪道德，城市给乡村带来的只是表面的“极大进步”，而在骨子里，乡村却腐朽、退化和堕落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 乡村勇敢、善良和朴素的社会风尚和道德传统终将在城市虚伪、狡诈和奢侈的入侵下丧失殆尽。在沈从文看来，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所以，颇为奇怪的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期，鲁迅等启蒙思想家，怀着对“现代文明”的期盼，在他们的作品中对农民愚昧、麻木性格的尖锐批判，鲁迅小说常常叙述“我”从外地回到乡村社会“鲁镇”，但“鲁镇”毫无现代气息，以血缘、家族和宗族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关系在乡村世界中，仍然占据着绝对的主导位置。《风波》中七斤每天驾船去城市，所带来的也只是皇帝重新登基的消息；《祝福》中鲁镇新年的“新空间”里荡漾着的是成规旧俗，鲁四老爷的书房作为一种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场所，填塞的却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传统典籍，鲁四老爷作为乡土和宗族传统的男权代表依然统治着整个家族，小说中唯一的“现代人”——叙述者“我”虽然带着“新思想”回到乡村世界，但无济于事，根本撼不动“鲁镇”强大的传统势力，最终这个奔波不停的“现代人”不得不满怀遗憾地离开封闭、保守的乡村世界。但是沈从文却对“现代”、“文明人”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强烈批判。其小说《丈夫》就是通过一个乡村青年到城里去看望做妓女的妻子所受到的种种遭遇，深刻地描绘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乡村传统和城市文明之间激烈冲突的场景。
　　
　　二
　　
　　《丈夫》的故事发生在湖南湘江河边的一座城市，虽然这个城市并不大，但这个城市已与湘西的原始村落有了很大区别，有南来北往的商人，有密密麻麻的吊脚楼、商铺、酒店，尤其像其他城市一样，这个城市有大量来自原始乡村的妓女，她们住在河里的船上，职业是陪客烧烟、睡觉。对于这些来自乡村的妓女，沈从文并没有加以道德评判，沈从文认为文学只有美和不美，真和不真，他不喜欢在小说中添加过多的道德成见，他认为妓女和其他职业一样，没有贵贱之分，“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她们从乡下来，从那些种田的人家，离开了乡村，离了石磨同小牛，离了那年青而强壮的丈夫，跟随一个熟人，就来到这船上做生意了”。
　　这些妓女为什么要离开乡村到城市里呢？小说在后面说了一条理由，主要原因是为了生计才来到城市里，且湖南湘西农村盛产强健女子和忠厚男人，因此出现了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许多女子到城市里做妓女并且养家糊口，她们到了城里以后，仍然每个月把所得的钱，送给那些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名分不失，利益存在，所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里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年轻丈夫真的愿意妻子到城市里做妓女？显然，叙述者的话并不可信，这并不是作者的心声，我们前面已经说过，许多女子到城市里做妓女，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政府盘剥、苛捐杂税下和资本主义的入侵下，农村越来越穷困。小说中“丈夫”所在村子黄庄就是这样：“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于是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是不容易对付下去。”农民无法生活才导致许多女子跑出来做妓女，《丈夫》中的女主人公“老七”也是这样离开乡村，到船上做妓女。不过，许多女人离开乡村到城市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者已经隐约揭露出来，那就是城市物质文明的诱惑，而沈从文所要批判的正是城市物质文明对乡村妓女的侵蚀。沈从文并不对妓女作道德评判，但是他严厉地批评了城市文明本身，他认为这些妓女本性上与所有没经过城市文明侵略的乡民一样：正直、朴实和善良。她们刚到城市的时候，仍然保留了朴素的乡村美德，把她们所得到的钱财，寄到乡村家中。《丈夫》中的女主角老七没有忘记寄钱回家，没有忘记丈夫喜欢吃糖、拉琴，当丈夫来时，还不忘问一问家里母猪的情况，上街的时候，还特别给喜欢唱歌的丈夫买了把琴。总之，这些妓女的天性都是善良纯朴的，但城市逐渐毁灭了她们的人性，使她们渐渐学会了只有城市里才有的恶德。“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总之，在沈从文看来，一切都是城市文明的错误。城市是社会风气变坏和道德品质沦丧的根源，沈从文的所有小说几乎都是把人性的衰落归咎城市文明。在《丈夫》中，“老七”虽然保留了很多乡村美德，但她的言行举止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化之大甚至让从农村来看她的丈夫都吃了一惊：“大而油光的发髻，用小镊子扯成的细细眉毛，脸上的白粉同绯红胭脂，以及那城市里人神气派头，城市里人的衣裳，都一定使从乡下来的丈夫感到极大的惊讶，有点手足无措。”她虽还问及乡下的情况，但神情、语调都与在乡间时已全然不同，她与乡下来的丈夫之间，似乎也有了距离。如果是启蒙思想家鲁迅看到这情景，他也许不仅不会批评老七的变化，相反他会称赞老七的改变是文明进步的表现。但对于沈从文而言，城市文明正在慢慢地侵蚀和毁掉原本朴素、单纯的“老七”。
　　
　　三
　　
　　城市与乡村的严重冲突集中在了“丈夫”身上。“丈夫”是沈从文在这篇小说塑造的主角，他也是小说中唯一没有受到城市文明所影响的乡村青年，因为没有受到城市文明熏陶，他一直保持着原始乡民的那种单纯、善良和朴素的品德，他如同《边城》中的翠翠，完全是自然的产物，他熟悉和亲近的也是自然世界，熟悉家中的鸡鸭、小猪，山上的栗子、猴子，他觉得“家里的鸡同小猪，仿佛那些小小东西才是自己的朋友，仿佛那些才是亲人”。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他在小猪、鸡鸭的身上建立和开启了一个世界。所以当他和城里的水保聊天时，他提及的全是麦子、小猪之类的事物。他叫小猪的名字为“乖乖”，当他谈起生命的植物栗子时，都高兴地“近于提到自己儿子模样”。在他的叙述中，无论是小猪、鸡鸭，还是栗子和镰刀，都有人类同样的生命气息。总之，通过丈夫之口，沈从文把所有与美好相关的东西都赋予乡村，没有受到城市文明影响的湘西农村被他描写成了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有机整体，那是一个世外桃源的世界。不过，从小说中所透露的信息可以发现，那只是一个想象的乌托邦世界，老七是因为乡村过不下去了才到城里做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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