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对话困境中的心灵阻隔与情感创伤
作者：张清祥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高鲁冲突”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考察“高鲁冲突”的篇章和言论时，高长虹在一九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留别鲁迅》中的一段话引人深思：“鲁迅是我的朋友，昔日是，今日是，明日仍是。又非如郁达夫、周作人只见过两面的朋友，而是时常见面，又共过事的朋友。旁人我还轻易不骂，何至又来骂他？不过大家别待久了，不谈话不好，谈话又不好，所以也偶尔写点短文，算是借此通一点消息。”①这里表达试图对话的愿望启发思考“高鲁冲突”一个新的视角：对话。“高鲁冲突”正是因为在无法实现的对话困境中而引起情感裂痕和心灵阻隔，这种种裂痕和阻隔又在冲突双方的心灵深处造成极大的心灵阻隔与情感创伤。
一
一九二五年四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的《莽原》八个月，是高长虹为《莽原》“奔走最力”的时候，也是他与鲁迅关系最融洽的时期。他在鲁迅的关心、帮助和支持下与先生一道反抗黑暗，擎起“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大旗同现实罪恶作战。高长虹后来在《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说：“我和鲁迅在《莽原》时期，是很好的朋友。”“我同鲁迅的认识，是在一九二四年的冬天。在北平分手是一九二六年夏天。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上海，时间是一九二六年的秋天。友谊经历了两年之久。最契合的时候，当然要算一九二五年同办《莽原》的时候了。” ②鲁迅对此时的高长虹也赞赏颇多，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认为对《莽原》“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不仅如此，在《莽原》时期，他们彼此敞开自己的心扉，亲切交谈，畅所欲言，进行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对此，高长虹后来回忆说：“见面多了，谈话的题目大部分还是文艺。在文艺的兴趣上也不很一样。我喜欢的作家如歌德、托尔斯泰，对他并不发生兴趣。不过他喜欢的契诃夫、郭果里等，却也是我所喜欢的。不过他写的多是黑暗的一面，我喜欢揭发光明。”③但是，在心灵对话的蔚蓝天空中也时常漂浮着一些不和谐的暗云，一九二五年八月的“思想界权威”事件也许是造成鲁迅与高长虹对话中情感裂痕和心灵阻隔的开始。
一九二五年八月五日，北京《民报》上刊出一则广告，内中说：“现本报从八月五日起增加副刊一张，专登载学术思想及文艺等，并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升、李玄伯诸先生为副刊撰著，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④这里称“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并非鲁迅一人，而包括广告中所列举的五人在内。显然这是引起读者注意的商业广告，是同类广告中常见的一种形式。高长虹也明白这是韦素园等安徽作家群“以权威献人”别有所图。他相信，鲁迅曾倡导“独立”“自由”思想和“立人”精神，是不会拥此“空名”。唯其如此，过后不久，在一次与鲁迅的会见中高长虹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又见了鲁迅，他问及民副投稿的事……鲁迅默然。停了一歇，他又说道：‘有人——，就说权威者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要是当年的鲁迅，我不等他说，便提出问题来。即不然，要是当年的鲁迅，我这时便要说：‘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了。但是，我那时也默然了！……此后，我们便再没有能坦白的话。”⑤
鲁迅先生的回答自有他的道理和苦衷。其一，就当时的文化背景而言，“五四”落潮的黑暗现实和沉闷的时代氛围使国人陷入极度的苦恼与彷徨中，连年的军阀混战、血与火的屠杀又使国人陷入白色的恐怖中，封建专制者和附庸文人企图借强大的政治权威、言论权威剥夺国人的思考权和话语权。进步文学界渴望有自己的权威，用进步的权威来反抗反动的、专制的权威，时代需要鲁迅成为进步的权威。鲁迅先生以其洞悉社会的穿透力和一贯与黑暗作战、反抗绝望的战斗精神，能承担起进步的权威所赋予的历史重任。其二，就鲁迅先生个人而言，一九二五年左右他在中国的文化界和思想界并不是权威，他权威地位真正确立是三十年代的左联时期和四十年代的延安时期。而当时，鲁迅先生因“女师大事件”反抗当局的黑暗与专制，正与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之流作战。这些人企图借政治权威和话语权威使鲁迅先生就范投降，鲁迅对他们的卑鄙伎俩深恶痛绝，并给以有力的反击。但他的内心深处却体验到反动的专制的权威给他造成的巨大心灵痛苦，在内心深处他渴望以进步的权威反抗反动的专制的权威。其三，在鲁迅先生看来，“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情，事后亦未尝高兴”⑥。同时，鲁迅先生又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从《莽原》初办时，狂飙社作家群和刚刚来到鲁迅先生身边的安徽作家群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和派别斗争。鲁迅先生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自己之间也掩不住嫉妒，到底争起来了，一方面于心不满足，就想打杀我，给那方面也失去了助力。”⑦因此，基于召集更多的青年建立“联合战线”的需要，鲁迅先生的解释未必就是承认自己是“思想界权威”，多半是为韦素园开脱，并消除高长虹和韦素园之间的矛盾隔阂，其用心良苦是可以想见的。
高长虹为何针对“思想界权威”事件如此激烈地攻击鲁迅先生，原因大概有三种：其一，对高长虹来说，童年时父亲的专制在他的童年幼小的心里留下巨大的阴影，他在心理的深层鄙视、拒斥专制的“父亲原型”，渴望理想的“父亲原型”，鲁选先生成了他这种“父亲原型”置换的理想替代。他初见鲁迅时就从他那里感受到浓浓的亲切感和巨大的亲和力，他说：“在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飙，初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虽思想不同，然使我想象到亚拉籍夫与馁惠略夫会面时情形之仿佛。”⑧然而，鲁迅先生的回答却在心里深处轰毁了他理想的“父亲原型”，对专制“父亲原型”的鄙视、拒斥就投射到鲁迅先生身上。其二，作为“五四”之子，高长虹深受“五四”“民主”与“科学”的影响，坚持“五四”的战斗精神，他渴望民主自由、张扬主体个性，他崇尚科学、从不盲信。任何遏制民主自由、压抑主体个性的偶像和权威，无论来自何方，他不仅特别敏感和厌恶，而且决绝的批判和抗争。鲁迅先生曾倡导“独立”“自由”和“立人”精神，对“权威”的回答却模棱两可、态度暧昧，这不仅出乎高长虹的意料，而且使他感受到巨大的困惑。其三，与高长虹独特的“权威观”有关。针对“思想权威”，高长虹认为并不存在，“一个思想者除了几本著作外其实没有其它，此几本著作有何权威可说”⑨。他认为“思想权威”是和自由思想相对立、是对青年（非思想权威）的压迫，拥此空名不仅无益，而且有害，对社会贻害无穷。他说：“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岂明也这样说，鲁迅也不是不这样说，然则要权威者何用？为鲁迅计，则拥此空名，无裨实际，反增自己的怠慢，引他人的反感，利害又如何者？反对者说：青年是奴仆！自‘训练’见于文字；于是思想界说：青年是奴仆！自此‘权威’见于文字；于是青年自己来宣告说：我们是奴仆！我真不能不叹中国民族的心死了！”“思想呢，则个人只是个人的思想，用之于反抗，则都有余，用之以压迫，则都不足！如大家都不拿人当人，则一批倒下，一批起来；一批起来，一批也仍然要倒下，猴子耍把戏，没有了局。”
“思想界权威”事件使高长虹与鲁迅先生情感上出现裂痕，虽心存芥蒂，但仍是“默然”。鲁迅先生只是在事隔一年以后当高长虹在《１９２５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大肆攻击时，才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出版的《莽原》第二十三期上发表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算是对高长虹就“思想界权威”对自己的攻击“开了一个玩笑”式的反击。就高长虹而言，因为那时与鲁迅先生的关系毕竟是“最契合的”，自己又正为《莽原》尽力奔走。所以，高长虹那时也没有就此事攻击鲁迅。只是当随后的“退稿事件”发生后，高长虹才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的《１９２５年，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中就“思想界权威”事件开始攻击鲁迅先生，而且言词多有不恭：“于是，‘思想界权威者’的大广告便在民报上登出来了。我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当我研究高长虹所有攻击鲁迅的十五篇文章后，发现其中绝大多数是针对“思想界权威”事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