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身体穿越黑暗现场寻找灵魂的出口
作者：庄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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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诗作为一种特殊的边缘文体,毕竟是从异域移植过来的｡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由于特定的文体特征,它常常被人们所忽略,文学史的书写也因此省略而过,问津者甚为鲜见｡其实,现代散文诗在中国的出现,几乎是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的｡早期一些重要诗人作家如沈尹默､刘半农､郭沫若等人都曾进行过有益的尝试和实践｡令人惊叹的是,散文诗之于鲁迅,却产生了奇迹般的震撼和意义｡有人认为它是鲁迅“送给中国新文学一份厚重的礼物”,“在文学界始终被认为是鲁迅创作中一部最美的作品”｡甚而断言,《野草》已经成为鲁迅全部文学创作中留给后人的一个世纪性的“文学猜想”① ｡
本人作为一个散文诗写作者,由于喜欢借助散文诗这种漫步式的散章来尽情展示“生命空间中最动人的景观和心灵世界里最珍贵的密码”②,于是深感《野草》所蕴含的艺术特质充满一种美学精神,值得我们加以借鉴｡作为一个读者,则为散文诗文体庆幸,因为有鲁迅这样的文学大家的垂青和践履,这株凄艳的奇葩不仅横空出世,而且卓然自成品格｡当然,以文学研究者的立场观察,让我深感好奇的是,作为现代最有韧性最特立独行最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鲁迅在文体选择上的边缘性､反叛性与异质性,无一不呈现出鲁迅内心交织的深刻的精神危机和黑色般的诗性特质,而这种感觉在反复地品读着《野草》时更为强烈｡尤其是鲁迅把握散文诗独特的文体意识,通过饱满透彻的文字把个人锥心蚀骨的内在痛苦袒露在自己生活的年代里,执拗地揭示历史､生活与精神的真相,乃至表达自己的生命哲学｡如是,从这样的层面去解读《野草》,可能会在新的时代语境中对鲁迅及其精神向度有新的发现｡
一
《野草》除一篇《题辞》外,共收散文诗二十三篇,即一九二四年九月至一九二六年四月的作品｡可以说,鲁迅对现实的基本情感是绝望和怀疑,以至于对任何运动都慢半拍｡《野草》表达了一种深刻的焦虑与不安:“我”告别了一切天堂､地狱､黄金世界,却处于一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之中;“我”要反抗,却陷于无物之阵;“我”要追求,却不过是走向死亡;“我”渴望获得理解,却置身于冷漠的怪圈;“我”憎恶这个世界,却不得不承认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由是可见,整部作品包孕或摇曳着痛苦､矛盾､虚无､游弋和绝望的图景｡难怪乎鲁迅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写的《自选集》自序中,曾经这样表明自己写作《野草》时孤寂而难耐的复杂心境:“后来《新青年》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做随便谈谈｡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哪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③从这里我们可见鲁迅当年“荷戟独彷徨”的心绪中隐含着一种孤军奋战者的忧郁与沉思,更可看出鲁迅企冀通过散文诗的篇幅短小､形式多样和内容集中等文体特点来展现自己的精神世界和刻录自己的心路历程｡换句话说,在“心事浩茫连广宇”的艰难求索中,鲁迅寻找到了灵魂出口的最佳形式,来表达自己难以言喻的复杂情感,即小感触通大世界｡通观《野草》既有对勇敢与献身的浩歌,也有对绝望与虚无的悲叹;既有对黑暗现实的抗争,也有对自我生命的反思;既有对善美与理想的抒发,也有对丑恶与麻木的憎恨……而且,“《野草》将五四时期产生的哲理性美文提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它比《呐喊》《彷徨》更深邃､更神秘,也更美”④｡究其源,诚如作者的自白:“他的哲学都包括在《野草》里面”了｡
鲁迅从来都视生命为第一要义,他关心广大民众､受损害者､受侮辱者､无人代表者之一方,同情底层那些弱势群体,并把自己的行动方式建立在更远大的景象的紧密联系上｡如果说他的小说和杂文,乃是面对生命遭到迫害和重压却能代表社会良心的抗议性言说,那么,《野草》应是长期处于深重的个人精神困境和危机之挣扎中,为我们披露了骇人的个人精神史或灵魂书｡我们似乎读到了一个处于绝望与虚无中的灵魂所发出的悲鸣或呐喊｡鲁迅不像卡夫卡等西方现代派大师那样,倾心于个人内在精神图像刻画,或用痛苦的内省去寻求精神出路｡鲁迅更多的是在无边的精神磨难中从客体返回主体,其精神抗争主要来自于他人的或更广阔的现实场景､真正的生活和延续的历史相关联｡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鲁迅清醒地把世界分为“身内”与“身外”两部分,于是,个体生命成为历史和黑暗现实的承担者｡
作为一种知识分子的言说,鲁迅除了借助“野草”的性格特点及其边缘性命运､连同自己的情感变化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外,在《题辞》中以错落有致的“沉默”“开口”“充实”“空虚”等并举,揭示了自己置身其中的思想境况,即不仅带有伤痛的美感,而且富有无穷的生命哲学意味｡这哲学其实大部分都是关于黑暗的哲学,关于失败的哲学､复仇的哲学,也是关于跋涉的哲学,关于韧性的哲学､反抗的哲学等等｡这些生命哲学的构成,属于独特的个人精神的呈现和发掘,属于作为一个孤军奋战的启蒙思想家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那么,鲁迅的生命哲学是怎样在作品中诗意地加以传达呢?或者说,鲁迅是怎样寻找到灵魂的最佳出口去传达自己的意图呢?这无疑是令人值得探讨的重要话题｡
二
青年学者郜元宝颇有见地地指出,《野草》的灵魂,真正的意识主体,就是这个忽而在“孤坟”里面又忽而在“孤坟”外面的“游魂”｡并且认为“鲁迅的文学,以一九零七年左右贬抑肉体的精神号召开始,到二十年代开始‘抉心自食’,反思一意孤行的精神的偏至,在这样的思想转变中,身体(肉身)才鲜明地进入鲁迅的文学语言中”⑤｡的确,在鲁迅时代,对于身体(肉身)叙事因来自传统的､现实的诸多因素影响,尚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其实,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有人通过叙写身体(肉身)的创伤来表达历史的沉重压力,譬如古代四大禁书之《金瓶梅》《肉蒲团》等或许可作如是观｡“实际上,肢体文化并不是西方舶来品｡在中国,早就有研究肢体文化的文字,比如,翻开《鲁迅全集》,就会赫然看到这样一些篇目:《说胡须》《从胡须说到牙齿》《忧“无乳”》《由中国女人的脚,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鲁迅的另外一些文章题目中虽然没有出现肢体,但内容实际上谈的仍是肢体文化”⑥｡可能由于历史常常被历史遗忘,也被我们的怯懦､势利和保守所遮蔽｡诚然,鲁迅更注重和崇尚的是精神的立场,这也是他为何弃医从文的原因,但他毕竟有过从医的历程和经验｡因而,其写作意义分明在于,通过精神与肉体造成的创伤来揭示令人窒息的黑暗和虚无｡毫无讳言,在堪称为留给后人的一个世纪性的“文学猜想”的这部虽薄尤深的散文诗集《野草》中,从身体叙事进入来表现人在强大压力下陷入困境､造成精神创伤以及所背带的时间重负,都明显地带有强烈的批判性､深刻的悲剧性和现代性的反思｡如《影的告别》《墓碣文》《过客》《复仇》《复仇》(二)《颓败线的颤动》等篇章,从中庶几可见在全书所占的比重和分量｡尽管鲁迅自谦为“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色”,实质上却为我们带来了一种波特莱尔式的“创造了一种新的战栗”(雨果语)｡这是鲁迅式的书写和传达方式,这种书写方式在中国现代性发端以来的文学里尚属鲜见,这个抉择之举实际上是鲁迅贡献给我们的奇特景观,即探索了一种极富个性的身体叙事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