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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读和反读：当代西方批评理论的两种走向
作者：董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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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批评派中有一个重要的理论家Ｆ·Ｒ·利维斯提出了一种“封闭阅读”的方法，把文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加以阅读，无须顾及其文化背景和历史背景；沃伦与布鲁克斯在《理解诗歌》《理解小说》等著作中将这种方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新批评”这样的“封闭阅读”的方式，对于我们作为“他者”如何接受西方的文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可行的视角，即我们在思维模式、知识视野、文化差异等方面不同的情况下，我们有可能根据自身的经验来展开对西方经典“文本”的阅读。但这样的文本分析，是从它的内部来展开的。但不同的批评家的分析仍有很大程度上的“差异”。这样阅读的“差异”性，也暗合了德里达在“解构主义”批评中的“延异”思想，也即解构主义的批评观：诗无定解。然而，后者的实践前提，是基于西方的语言（文字）是语音中心的这样一个前提，而我们的汉字是语意为基础的。西方对于“解构主义”也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样的差异性，近似于我们的汉字表意的特点不同于西方语言的表音特点。从文字上来看，这两者的根本差异就决定了我们的阅读只能是文化背景、语境上尽可能的还原，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等同西方的“解构”。这其中毋庸置疑会渗透了“他者”的知识和人生的独特的体验，从而也产生了不同的阅读效果。
一九八〇年的《纽约书评》发表了丹斯·道诺霍《解构解构》的批评文章，它从“解构主义”（Ｄ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的角度对美国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的小诗《与夜相识》作了剖析，它突破了“新批评”传统式的正统阅读的批评模式。这两种批评方法在尺度、策略、批评的理论指向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之处，运用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去对同一个文本展开阅读，即使一首小诗也会产生不同的批评效果。
一、两种文学批评之间的理论区别
我们在分析小诗之前，首先要厘定两种批评模式的理论主张在文学批评的尺度、策略和批评的理论指向的区别。
１．尺度
从“意义”（即张力）生成角度考察“文本”。新批评讲究“意图谬见”和“感受谬见”（威廉·Ｋ·维姆萨特）、“张力论”（艾伦·退特）。他们把作家的创作意图作为评判作品的主要依据，并对隐喻机制作了细致分析。“意图谬见”的结果便是取消了作为批评的具体对象的作品本身，维姆萨特提出，“感受说”也是一种“谬见”，“感受谬见则在于将诗和诗的结果相混淆……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衍出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主义和相对主义”。而退特的“张力论”指“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实际上，“外展”和“内包”也就是指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延”和“内涵”。从语义学的角度指出，“处延”指的是词的“词典意义”，而“内涵”则是指词不达意的暗示意义、感情色彩等。诗歌语言中“外延”和“内涵”这两个因素经常在发挥作用。一首好诗，“内涵”与“外延”同时并存，相互渗透，从而形成“意义”，也即所谓的“张力”。
“文本”被“解构主义”看成是一个“差异的系统”。由此，解构主义提出了“延异说”（德里达），“延异”是“差异的本源或生产，差异之间的差异，差异的游戏”。“延异既没有存在也没有本质。它不属于存在、在场或不在场的范畴”。因此，延异不是一个词，也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一种存在场，无论人把它描述得多么优越，多么独特，多么重要，或者多么超验。延异什么也不支配，什么也不统治，无论如何都不炫示任何权威。它不以大写字母来标示自身。不仅没有延异的领地，而且延异还是任何一个领地的颠覆。”与“延异”相同的，还有“增补”“播撒”“痕迹”等属于德里达式的解构概念。解构的过程实际上就“解—建—构”的过程，所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是统一于“延异”之中。德里达还反复地强调，应该将“语言”看作“书写”，言说的语词是业已中断的符号，在本体论不可归的路上，被失去意义的语词本身并不作为单个的语词存在，而是将由语词构成的文本看做一个“差异的系统”。
２．策略
“新批评”把文学作品看做是一个独立自足的客体，以种种理由摒弃对文学作品的外部研究，以文学语言研究为基础，用语义学分析的方法对作品加以细读分析，尤其是文本的隐喻机制作了深层次的探索，维姆萨特认为“隐喻是一种具体的抽象”，“哪怕是明喻或暗喻（即隐喻）的最简单的形式（“我的爱人是红红的玫瑰”）也给了我们一种有利于科学的、特殊的、创造性的、事实上是具体的抽象”。
而德里达则把“历史经典”和“现代文献”当成解构的对象，待消解破碎后，掘出残片字迹，那些笔迹并不写在正文中，所以要破译，要解读。“德里达唯一感兴趣的阅读效果是造就另一些读者，某种尚未存在的读者。我们必须既不要故意去把文本搅得天昏地暗，又不把自己看做文本复杂密码的‘解码人’，而是促生一种过程的文本阅读，由于在我们和文本之间，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见于文本之中其结果每每是殊难预料，乃至我们反过来常有被文本所‘读’之感，我们与文本的关系，便更像是一种人际关系，而不仅仅是将文本当做科学研究的自然对象。对于这样一种阅读，所需要的首先便是信任、诚挚和自省，就像人们之间的实际交往那样，随时准备摄取对方的暗示。”解读这样的“文本”应该和特定的历史语境、作者构思，以及相关的知识前提结合起来，不断地融合这些因素“增补”生成新的“痕迹”，不断向新的历史语境开放。德里达文学批评思想否定了文本的终极意义，开创了广阔的阅读空间，使人们手上有了冲出“在场形而上学”禁锢的武器，开拓了解读文本的新视野，解除了人们头脑中传统一元中心论，消解了人们的习惯思维定式，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更新的角度去观察，并发现新的问题和意义。
３．批评的理论指向
“新批评”，将文学语言分析建立在语义分析的基础上，文学语言的分析，最终指向文本的阅读实践上。它是一种“封闭式”的阅读，但又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体现在文本的阅读尺度的一致性和普适性上。这样的理论指向，使得新批评对于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现代文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文学语言和文学作品的结构的研究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而“解构主义”，则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建制”（德里达），这样的文本阅读，使得理论具有了不可忽视的磁性和魔力。“文学作为历史性体制有自己的惯例、规则等等，但这种虚构的体制还给予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力，允许摆脱规则，置换规则，因而去制定、创造甚至去怀疑自然和制度、自然与传统法、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传统差别。……在西方，处于比较现代形式的文学体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称文学为一种体制，毋宁说它是一种“没有体制的体制”。文学为什么“允许讲述一切的奇怪建制”？在德里达看来，作家被给予特权，他可以向读者言说自己的所能够言说的一切，而且在宗教和政治方面，同时又能得到保护，直到免去体制里的没有必要的审查。“文学不是一种自然本质，不是文学的内在物。它是对于文本的一种意向关系的相关物，这种意向关系作为一种万分或意向的层面而自成一体，是对于传统的或制度的——总之是对于社会性法则比较含蓄的意识。”
二、正读和反读：一首小诗的两种读法
正读，也即“正统读法”，代表着西方当代理论界对于传统批评的呵护，他强调在西方理性主义的思想传统中对于其为哲学根基的文学的一种更注重科学方法的“细读”，它是内部的研究，也是静止的、封闭的；而“反读”，也即是我们称之为“解构读法”，显然是一种对于传统批评的反拨和消解，它不仅是一种新的对于西方逻格斯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的颠覆和解构，更是以此为中心的一种动态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建构，将文学看做一种永恒和不断生成的“建制”。这两种不同的批评模式，分别以传统的语义分析而出名的“新批评”和以“延异”为阅读策略的“解构主义”为代表。它们代表了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两种不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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