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
作者：［俄罗斯］维克托·叶罗费耶夫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如果使劲说“钱”这个俄语词儿，那么所有的牙齿都会露出来，模样就像龇牙咧嘴的狼。这是我在自己情人身上发现的，就在她不再是我情人的那一刻。我们坐在凯旋大街的一家法国小咖啡馆里，那天是星期日，游人如织，我们一边将油汪汪的羊角面包蘸着咖啡往嘴里送，一边彻底割断了我们的爱情。我们花的是那笔供同居使用的钱。数目不大。假如我是电脑时代的列夫·托尔斯泰，肯定会写一部新的《战争与和平》，不过内容不是拿破仑进攻莫斯科，而是外省人像汹涌的洪水占领莫斯科。他们使莫斯科像遭了火灾似的发烧发烫。小说能问世的话，里面肯定弥漫着浓重的血腥味儿，充斥了无耻之徒和道德沦丧的情节。不过我不是在首都土生土长的法西斯分子，并不认为莫斯科只属于莫斯科人。再说我自己也是自投罗网：年轻美貌、咄咄逼人的乡下女孩那种巨大的魅力既使我深受鼓舞，同时又让我吃尽苦头。她们受到契诃夫笔下的三姐妹的感召，再加上莫斯科要什么有什么这古老神话的诱惑，她们不可能不拼命挤到首都来。这里，神话与现实融为一体，确实要什么东西就有什么东西，要什么人就有什么人。
宇宙中这块大石头上的生活是宇宙发出的梦呓。今天的莫斯科，这颗闪闪发亮、喧嚣不止、在黑暗中飞驰的流星，给人的印象绝对是既像节日般热闹，又像灾难般可怕。这里的生活汹涌澎湃，至今山上带着血腥味的喷泉喷涌不止，金钱像河水般哗哗流淌，它的脉搏像短波那样急遽跳动，虽然由于道路上的塞车现象而经常受阻，但是冲破汽车的重重包围之后，又在各个广场上活力四溅。
莫斯科的居民——苏联解体后十年中产生的蜕化变质分子、逢场作戏的弄潮儿和捣乱分子。他们是怎样的人？连他们自己都不清楚，更何况外国人，即使上帝也不知道。莫斯科并非建立在七个山冈上，也不是建立在往昔的荣誉之上，并不依靠政权，也不受制于权威，而是靠一种新的力量维系着。如果在苏维埃的三大建筑上可以观赏克里姆林宫的美丽景色，那么如今克里姆林宫本身就在观赏金钱的魅力。钱！钱！钱！世界上的其他城市，从纽约到华沙，马路上到处都可以听到这个词儿，我自己也经常听到，其频率大大高于别的词儿。红色莫斯科对钱讳莫如深，让钱失去了价值。如今的莫斯科对金钱趋之若鹜。我自己就是追逐金钱的人。
交换和背叛——这是两个同根词。这并不像花样不断翻新的橱窗、汽车热、街头卖淫和广告那样一目了然，可是彻底改变着莫斯科的生活，把某些人的生活碾得粉碎。性别角色正在重新确定，性错乱的现象比比皆是：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俄罗斯女性阶层——一批特立独行的女人。待到迟钝而具有宗法意识的俄罗斯男人觉察到的时候，她们早已出现了。
总而言之，出现了新的娜塔莎·罗斯托娃形象。
题材
她不带钱包，也不穿内裤。她不想依靠内衣，也不想依靠金钱。她用最后的一百三十美元向我投资，给我买了一件礼物：带录音装置的东芝电话。她没有长久地等待回答。因为我的生活不仅发生了路标的转换，而且还有两代人的变化。少女与少妇的区别首先表现在年龄上。
任卡的腋下散发出好闻的腊味。她喜欢说的一个词就是“题材”。任卡的生活就是绚丽多彩的各种题材。她喜欢的题材就是旧的苏联照相机。新的相机——去他妈的。她不怕脏话。根据不同情况，有时候满口脏话，有时候没有一句脏话。她背着一九七九年型号的基辅牌照相机，做着激烈的几何状手势，脸上露出可笑的表情，正穿过欢乐港的树林，向海滨浴场走去。几位女伴磕磕绊绊的好不容易跟上她的脚步。游泳！她把无袖长裙往上一脱，露出被阳光晒黑的皮肤，纵身跳入水中。同伴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并没有学她的样。
“真怪，”她们中间的一位电影女演员略带羞涩地说，“体形这么漂亮，简直不觉得是裸体女人。”
二十九岁的任卡还喜欢摆出各种姿势自拍照片。“照相狂”——报刊这样嘲弄她。有人说她的姿势太出格。她骂一句：“去他妈的。”你不会怀疑她是顽固不化的裸露癖。有一次跟“文化”报刊发生了争执，她辩解说：拍照片就要拍裸体，肉体跟精神一样喜欢自由。肉体在性的围墙里闷得慌。任卡是后色情时代的先驱。她的见解也很坦率，出人意料，丝毫不亚于她摆出的姿势。
“我的朋友罗达打电话告诉我，她那吸毒的丈夫上吊死了，我一下子情绪高涨起来。我想要给他照相。”
她皱起略带孩子气的眉头说：
“死亡令人激动。”
“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话。”莫斯科的一位知名电视主持人向我承认。“她是那种——”他沉思了一会儿，“那种虚拟的女人。”
事情发生在他家的别墅里。我们看着儿童室那扇洞开的门，从那儿传来电脑游戏沉闷的响声。她跟朋友的十三岁儿子坐在一只凳子上，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屏。突然她站起来跑到我们这儿，兴奋地睁大了灰蓝色的眼睛，一把抓住我的手：
“我杀死了神龙一号！”
“二十一世纪的娜塔莎·罗斯托娃。”我心里想。
年轻朋友称呼她的时候用的是英文名：“珍尼芙。”这样的称呼我不太喜欢，但是我也认了：他们都有绰号，有的叫美食，有的叫石油，有的叫胡萝卜，他们用这些假名上互联网，在全国到处旅行，参加喜爱的摇滚音乐会。护照上的名字等到将来开始“真正的生活”的时候再派用场，如果真会有这样的生活。假名还可以防警察，他们吸大麻、在街头闹事的时候警察总是装模作样地要抓他们。俄罗斯的年轻人都在干蠢事。任卡要我到电脑前写作的时候总要往我脑门上吹气，就像往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吹气一样，还用绒衣的袖子仔细擦一遍，好让我看清楚写的内容。我写作的时候，她就在厨房里用巧克力酱把糖块垒成埃及金字塔形状，再在底部安上一个用金属薄片做成、模样像埃尔维斯·普列斯里的吉他手。
我们来自不同的世界，彼此都是外星人。
“中国飞行员”
星期五那天我附庸风雅，假充绅士，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休特·格拉斯在“中国飞行员”餐馆一起吃晚饭。我们一边喝伏特加，一边品尝蘑菇和其他种种俄罗斯的美味佳肴，不一会儿就谈到了有没有上帝这个题目。格拉斯是加缪“荒诞”哲学的老式信徒，他坚信我们全都是徒劳地往山上推石块的西西弗，可是我知道上帝是存在的。他对我大光其火，因为他早跟“精神上的知音”、相交三十四年的精神情人彻底决裂了。我越是激昂慷慨地证实自己的观点，格拉斯越是坚信自己的无神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已经模糊了。只记得这位情人突然出现在我们对面的桌子旁，开始要我们交出住房的钥匙，这比加缪还荒诞，因为她本来不打算住在那儿。与这件荒唐事相联系的是，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翻译斯蒂夫突然不期而至，他居然和餐馆的总管伊丽娜·鲍里索芙娜跳起舞来。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蒸发了。而摆在我面前的，是要思考存在的不可纠正性。
假如我不是醉得那么厉害，那么我会拒绝的：一位无比青春的女郎把我拉到跳舞的人群中。她不像我生活中的那些女人对跳舞非常在行（我碰到的都是些善于跳舞的女人），充满了热情，而是故意模仿生活的舞蹈，置身在外，没有激情。我们周围空出了一大片地方。她盯着我看，仿佛要把自己的精力转移到我身上。我大汗淋漓，开始清醒，我已经欲罢不能。
将近天亮的时候我们三人走到街上：斯蒂夫、我和她。我们商量上哪儿去的时候，莫斯科开始变得美丽起来：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在斯蒂夫那儿把他这位单身汉储藏的食品一扫而光，然后跑到商店里吃了早饭。我伸手拉她。
“不行。”任卡说，口气生硬却又友善。她留下来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在上帝的办公室里，我的个人证件已经转交给了新的官员。
大杂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