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新的智慧诗”
作者：乔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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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中期，由何其芳《燕泥集》、李广田《行云集》、卞之琳《数行集》三辑合成的新诗集《汉园集》面世了，“汉园三诗人”遂声誉鹊起，为新诗坛所广泛注目，因为这标志着一种自具面貌而独立于上海现代诗派和左翼诗歌之外的新的诗歌流派——“京派”的出现。他们继周作人、俞平伯之后，与废名（冯文炳）、林徽因等共同探索表现现代中国人情绪感觉的新方式，在形式、内涵上兼容西方诗歌和中国古典诗歌为一体，使“感情的抒写逐渐削减，具体的意象乃成为诗的主要生命”（李影心《汉园集》，《大公报·文艺副刊》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一日）。这其中，因写作“新的智慧诗”（柯可《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新诗》第四期，一九三七年一月）而被称赞的卞之琳尤有成绩。
卞之琳祖籍江苏溧水，一九一〇年出生于江苏海门。二十岁已开始写诗，一九三三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曾师从“新月派”重要诗人徐志摩，其最初的诗作便是由徐志摩带到上海交沈从文发表的，自然要接受“新月派”那种直抒胸臆、注重自我感情倾泻的浪漫主义诗风的影响。不过，他更醉心于借鉴法国象征派与英美现代派诗艺，并善于汲取中国古诗的营养，由之以铸造新的诗歌境界，形成自我的独特艺术风格。如被广泛传诵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可谓联想丰富，组织精巧，于时空转换扩张里产生智性化和戏剧性效果。但是，卞之琳还有更多的诗注重从现代生活中捕捉奇僻的意象，重加跳跃式连缀组构，象征着或暗示出深邃的哲理，经过一番特别的蕴藉含蓄，极耐人寻味思考。如写成于一九三七年的《车站》：
抽出来，抽出来，从我的梦深处
又一列夜行车。这是现实。
古人在江边叹潮来潮去；
我却像广告纸贴在车站旁。
孩子，听蜜蜂在窗内着急，
活生生钉一只蝴蝶在墙上，
装点装点我这里的现实。
曾经弹响过脆弱的钢丝床，
曾经叫我梦到过小地震，
我这串心跳，我这串心跳，
如今莫非是火车的怔忡？
我何尝愿意做梦的车站！
作为二十世纪工业社会的产物，“车站”是一个颇具现代味道的意象；而作为诗歌题目，则又为全诗的整体象征境界营造出初级联想的框架，并暗示着它的特定人生背景和情绪氛围。是以开端即将“梦深处”那种纷繁杂沓的意识流动，比作一列列不停地向四面八方驶出去的“夜行车”；而自我的梦幻笼罩、梦象潜生、梦想穿梭般交织起落的境况，也正像夜幕覆盖下紧张忙碌的“车站”。由之引申开来，那么，列车驶出净尽后只剩下车站的空荡寂静，恰正暗合了梦想的终归失落、梦幻的破灭与梦后心情的落寞虚空。
西方现代心理学家詹姆斯曾经将人类的意识潜意识比喻作“流动的河流”，据之以创建了“意识流”学说。而我们的东方现代诗人卞之琳，则捕捉到了现代科技产物并具有工业社会特征的意象——车站，将他那种烟雾般轻缈曼妙、难以凿实把握的意识潜意识活动，通过这个特定意象准确、生动地传现出来。于是，和诗人迷离纷披的梦里境象、幻觉相接，又径直得出了“这是现实”的冷峻结论，一种诉诸理性的智慧判断，在巨大、强烈的反差中，牵引着多层面的审视思索：首先，它是“现实的真实”——那位永远跋涉在人生途程上的羁旅者，即抒情主人公的诗人自我，虽漂泊到此灯火闪烁的车站，但面对的是一列列相继穿过却怎么都无法登乘的“夜行车”，也自然无法借助以驶近未来生命目的地的无情“真实”。其次，它同时是诗人联想着、感悟到的“现实”——身处此情此境，他的心灵深处意识潜意识活动的真实表达，即一种“内心的真实”，或者名之曰“超越现实的真实”。总之，上述多层面的隐喻、暗示与象征，赋予“车站”以繁复纷杂的意蕴；而异乎寻常的非凡想象和理性的断语，所带有的冷峻意味则淹没了本来还残留着的一丝温情、一缕柔和的微笑，正显示出卞之琳普遍的诗艺特色。
而诗中深藏着的诗人敏锐纤细的感应神经，这时也像“夜行车”已从“车站”这个一般物象上迁移一样，开始作进一步的表象显现，借助于联想将两组跳跃性极大的意象“拼接”到一处。之一的先哲孔子为滔滔江水急流不返的自然现象而叹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述而》），这标志着上古先民们生命意识的苏醒，对于时间与死亡概念的发现；故而“潮来潮去”的泛泛客观物景也由物及心，凝聚了特定的主观情绪指向，包纳有深沉的感悟意义和深邃的哲理内容。如此的充分类型化的东方古老意象，竟然会同现代人的“我”像“广告纸”般被“贴”在“车站旁”的怪诞形象并列对举，便制造出时空的大跨度错位，给人以刺激与震撼。思索作为自知自立的本体的人，却只能等同“广告纸”，被动地充当“现实”或梦境（“梦深处”）中的某种招贴标志，那么，萦绕在诗人内心世界里的困惑、怅惘、失落，皆为现实的荒诞所挤压致成，无不铭刻下现代工业社会经济、政治、意识的深深印记，展示了很鲜明的时代色彩，成为现代人文精神的某种表征。
之二是扩张、拉远取喻设譬的距离。将天真纯洁的童心的载体——“孩子”，与美好大自然象征物的“蝴蝶”被强“钉”到墙上，以“装点”灰色“现实”存在的无奈；并另一美好象征物的“蜜蜂”被人为关闭，阻隔了它同大自然的亲本交流而“着急”的情形，无端捏合到一起，那关注的意绪也由忧虑、焦灼转为凄凉。对上述似乎有悖思维常规的组构，如果做“超乎象外”的领悟、解绎，很快会让人联想到卡夫卡笔下格里高尔“物化”为“一只甲虫”的“变形记”；而从这种意象的含蕴中，也恰恰可以深层次地透视现代人的复杂意识流动和畸变心态。
经过上面一段诗歌境界的时空交迭拓展以后，诗人又转回到现实与梦的玩味之中，只不过这次却简捷得多了：夜深难成寐，辗转反侧于“钢丝床”上而将其“弹响”，以至联想起曾经“梦到过”的，或者说梦中渴望着的“小地震”，都暗示了抒情主人公祈愿自我警醒，释放出久久以来沉积郁结在心底的生命能量，由“脆弱”而趋于猛烈强巨的过程，一种自我本体价值的确认与张扬。那么，现代人的“我”，也自然就摆脱那被强大的“现实”所挤压而异化的悲剧处境，重新找回自我了。不过，“这里的现实”终究是不容回避、忽略的客观存在，尽管诗中以叠句方式特别强调“我这串心跳”的激动，但梦中的希望和幻觉也终究不是已然的实现；所以，于苦苦思索中的心悸又被物化为、或者竟被怀疑成“火车的怔忡”。经历了一波三折、宛转九曲之后，最终才逼出“我何尝愿意做梦的车站”的无奈呼喊，率然袒露出给深深隐藏在“车站”意象内的心思情怀——这是痛苦的反诘、清醒的扪心自问，感性的冲抉激荡、理智的自我否定与超越；也明显表示出东方现代诗人和西方表现主义小说家的不同。
纵览《车站》全诗，基本上消释了直接抒情，也抹掉正面描述，而代之以整体的象征与暗示。它借助意象群落近取远譬的拼接和错位重组，语义的反讽，在内容上拓展开“内心真实”的表现领域，深化着“现实真实”的概括程度，于跳跃迷离中刻画现代人的困惑失落感，以及他们祈望超越这种窘态困境的网状的交错复杂心绪。说明诗人已经从“前期最早阶段写北平街头灰色景物，显然指得出波特莱尔写巴黎街头穷人、老人以至盲人的启发”，“当时以凭吊开端，我写诗总富于怀旧、怀远的情调”（《雕虫纪历·自序》）里逐渐走出来，建立起自己成熟、独立的诗风，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艺术的转变进展。当然，比起他的《圆宝盒》《距离的组织》《鱼化石》《尺八》一类意象连缀紧密、时空置换繁复、跳跃跨度大的诗歌作品来，《车站》还是显得疏略简单的。就总体言，因为知性的大量渗进和哲理玄思的融入，卞之琳的这些诗首先需要的是理性的思索，联想与判断；而不再是传统的行云流水般晓畅明白的自抒式诗歌的情感共鸣和单线直接认同，虽说较难索解，但却丰富了新诗的审美境界，强化了它的艺术表现力，对以后的新诗发展产生相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