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诗人自己的生命写照
作者：葛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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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初回望人类精神文化的历史进程，我们无论如何不该忘记意大利最伟大的诗人但丁：是他拉开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序幕，让人们迎来了近代文明的曙光；是他以人类精神巨人的坚定和深刻，让人们得以窥视人生的深邃与复杂；是他的不朽之作《神曲》所昭示的“天堂之路”，让人们领悟在通向至善至美的道路上，灵魂的改造何其艰难，又何其必要；是他对整个人类深沉的博大之爱，让人们体会何为一个大诗人的本色。我们中国读者一方面远观但丁，总是近想屈原，确实两位大诗人之间有某种深沉的精神联系，这使得但丁似乎离我们很近；另一方面，对于但丁的大著又常常缺乏耐心和勇气，或者出于浅薄和躲懒，不想深入下去，即便像鲁迅那样伟大者阅读《神曲》时也“没有能够走到天国去”，可见但丁终究还是离我们很远。
然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朱湘对但丁的人生遭际却有着深刻的体察。他所写的十四行诗《Ｄａｎｔｅ》中即有这样的诗句：
自问我并不是你，叵耐境遇
逼我走上了当时你的途径；
开始浪游于生命弧的中心，
上人家的后楼梯，吞着残余。
中古时代复兴于我的疆域，
满目是“紊乱”在蠕动，在横行，
因为帝国已经摧毁，已经
老朽了儒教，一统变为割据。
你所遭的大风暴久已涣散，
污秽淀下了九层地狱，九重
天更是晴朗，九级山更纯洁……
在同样的大风暴里，我倾斜
如一只船，难得看见在云中
悬有那行星，引着人去彼岸。①
“叵耐”一词多见于早期白话文，也作“叵奈”，不可容忍之意。是何种难以忍耐的生死境遇“逼我走上了当时你的途径”？我们知道，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济慈”的朱湘，其短暂的一生，呈现出从向往理想的和谐世界，关注现实的悲歌人生，到痛苦幻灭里的迷惘彷徨，这样一种人生轨迹。诗集《夏天》《草莽集》《石门集》分别代表着诗人三个人生阶段的心路历程。收入《石门集》里的十四行诗《Ｄａｎｔｅ》，借着六百多年前意大利那个身居逆境，无家可归的浪游者形象但丁，展示出诗人在痛苦幻灭中发出的深沉的人生感喟。“浪游”既是朱湘后期生活及精神里的主导形象，也是诗人个体寂寞灵魂的存在之思。收入诗集《夏天》的短诗《寄一多基相》里，朱湘就表达出这样一种孤寂的浪游心态：“我是一个惫殆的游人，／蹒跚于旷漠之原中，／我形影孤单，挣扎前进，／伴我的有秋暮的悲风。”形影孤单、蹒跚惫殆的浪游形迹，正与被放逐者但丁的人生际遇叠合。
诗中第四行“上人家的后楼梯，吞着残余”，这是但丁《神曲》展示自己艰涩境遇的名句。大概这句最能引起诗人朱湘的共鸣。《天堂》第十七歌五十八至六十行写道：
Ｔｕ Ｐｒｏｖｅｒａｉ ｓｉ ｃｏｍｅ ｓａ ｄｉ ｓａｌｅ
Ｌｏ Ｐａｎｅ ａｌｔｒｕｉ，ｅ ｃｏｍｅ è ｄｕｒｏ ｃａｌｌｅ
Ｌｏ Ｓｃｅｎｄｅｒｅ ｅ＇ｌ ｓａｌｉｒ ｐｅｒ ｌ＇ａｔｒｕｉ ｓｃａｌｅ
然后你必将体味到吃人家的面包
心里是如何辛酸，在人家的楼梯上
上去下来，走的时候是多么艰难。
我们知道，但丁一生命运坎坷，刚过而立之年，便遭放逐，离开故乡佛罗伦萨颠沛流离，行踪不定。好像是一个掉进大海里的水手，忽而消失在波涛之中，忽而重新露出水面。对他来说，特别是离开维罗纳以后，每一处别人家的楼梯都越来越陡，每一块人家的面包都越来越苦涩，比饱含着悲苦的泪水还苦涩。他非常清楚自己的恩人们的价值，他们抛给他的每一块面包都卡在嗓子里，不流出痛苦的耻辱的泪水，就休想把它咽下去：“他置羞耻于不顾，伸出一只手……／可是他身上每根血管都在颤抖。”当他想起了另外一个靠着乞讨为生的被放逐者——白发苍苍，一贫如洗的罗曼莪——的时候，也想到了自己：
若是世人都能知道
他乞讨一口残羹剩饭时心中的滋味，
虽然已赞不绝口，还会加倍地赞美。
——《天堂》第六歌一百四十至一百四十二行
在《飨宴篇》第一章第三节里，但丁曾交代过他的境况：“佛罗伦萨是罗马最可爱和最美丽的女儿，我生在那里，长在那里，在那里一直住到我的生命的中期，可是这里的市民们却随意把我放逐了，从那以后……我全身心地想要回到那里去，以便为这颗疲惫的心找到一个宁静的处所并且结束注定的生命期限，——我几乎浪迹于整个意大利，无家可归，像个乞丐，违背自己的意志，展示着自己的伤痕，人们却往往指责这种伤痕累累的人。……许多人也许根据谣传认为我是另一种人，——不仅蔑视我本人，而且也蔑视我已经做成的和还能做的一切。”这里，更清楚地展示出但丁作为一个永远的被放逐者，作为佛罗伦萨一个特别的异己者，像个幽灵似的在各地飘荡的痛楚。
在中国新诗史上，朱湘也是一个“特别”的诗人。赵景深曾经回忆道：“我所认识的朱湘是一个性情孤高的诗人，一个纯粹的诗人，他‘生无媚骨’，不能容于斯世。”②这样一个“不能容于斯世”的孤高诗人，其结局便是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一日，在上海向二嫂薛琪瑛女士借得二十元旅费，四日由上海乘吉和轮赴南京。次日清晨，喝了半瓶酒，朗读德国诗人海涅的原文诗，随即跃入江流，投水自沉，未留任何遗言，了却了自己不足三十岁的生命。
朱湘曾在一九二六年五月三十一日为自己写下一首《残诗》：“湖中间忽然腾起黑浪，／一个个张口向我滚来；／劲风卷着水丝的薄雾，／吹得我的眼无法睁开。／我独撑着这小舟，／岸不知在天那头；／只有些云疾驰而过呀，／教我向谁去申诉悲哀？／我的舟尽着打圈，／看看要沉下波澜。／只是这样沉下去了呀，／不像子胥也不像屈平。／吞，让湖水吞起我的船，／从此不须再吃苦担忧！／虽然绿水同紫泥，／是我仅有的殓衣，／这样灭亡了也算好呀，／省得家人为我把泪流。”此诗曾刊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人间世》第三十二期，收入《永言集》。赵景深在《永言集》的序里说：“也许，他写这首《残诗》的时候，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朱湘个性与自尊心极强，永远改变不了那独来独往的诗人性情，他说自己“是一只孤独的雁雏”，不太了解他的人索性称之为“疯子”。柳无忌也这样回忆说：“不懂得子沅的人时常奚落他，以为他是怪，是孤傲；……诗人对于情绪和外界的事物特别易受刺激，对于一点不如意的事故，也容易生出不快的情感，这种做人的特质也许就是子沅不能做成事业的致命伤吧。”③
朱湘的诗歌情调凄凉、忧伤，其背后映衬出其颠沛流离，穷困潦倒的一生。一九二九年（二十五岁）九月，他应武汉大学闻一多先生邀请回国，到上海后，经朋友推荐，应聘到安庆安徽大学执教，任英文文学系主任。一九三二年，因约赵景深、戴望舒、方光焘同到安徽大学任教，被校方拒绝；又因为校方将他定的“英文文学系”改为“英文学系”，执拗而气愤地辞去教职，于夏秋之间离开安庆到北平。自从离开安徽大学后，朱湘南北奔波，数度求职未果。他的诗被认为不如程砚秋的戏，他曾被旅馆扣留，甚至被茶房押着去找朋友解救。他曾在信中说：“这一次所受的侮辱可谓尽矣，我简直不好意思写成文章。”他的散文本来能卖三元千字，诗甚至能卖五元二十行，可是已经找不到地方发表。加上夫妻不睦，经济困顿，又身患疾病，日渐痛苦而潦倒，终至走投无路，曾在给柳无忌的信中说：“若是一条路也没有，那时候，也可以问心无愧了。”精神陷于十分绝望与痛苦的境地，投江自杀似乎成了诗人在万般困顿之中的无奈而无望的选择。
我们读朱湘二三友人忆念他的文字，眼前便会晃动一个畸零飘泊者的影子。赵景深写道：“以前我说他的诗像王维；从此以后，这一年半，他的生活竟像杜甫。……他又自比为‘一个行乞的诗人’台微司（Ｗ·Ｈ·Ｄａｖｉｓ）④，可见他的生活之潦倒了。”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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