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欲望叙述及历史背谬
作者：温奉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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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普利策评奖委员会曾这样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和作家，“很多作者描绘的是无意义的东西，作者群体有落伍意识，人们无法从中国当代文学中了解中国当代社会”①。王蒙是个例外。墨西哥学者白佩兰称王蒙为“坚硬的作家”，我理解她所说的“坚硬”应该主要是指王蒙创作的一种持续的热情和思考的力量。王蒙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热情最持久的反思小说家，在他半个世纪的小说创作中，除了早期的《青春万岁》，几乎都可以看作是“反思型”小说，从《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到《布礼》《蝴蝶》，以至《活动变人形》和“季节系列”，莫不如此。只是“反思”的对象和深度各不相同，从对“文革”的反思到对传统文化以及政治、革命、人性等宏大命题的审视，逐步呈现出宏大化和深邃化的特征。他的“季节系列”之所以被誉为“反映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道路的史诗般的作品”，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它的真正剔骨见髓般的冷峻和这种冷峻背后的深刻思考。王蒙最近推出的长篇新作《青狐》，作为“后季节”小说，自然与“季节系列”有一脉相承之处，特别是在反思性主题上更是如此，但《青狐》与“季节系列”相比，无疑更独特、更冷峻、更深邃，同时也更具有超越性。
一
大凡一部伟大的作品，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意义的多重性，所谓见仁见智。《青狐》就是这样一部具有多重内涵的书，为读者提供了多种索解的可能性。一般认为，在《青狐》中“作者从一个绝妙的角度对女性、欲望、爱情以及革命、民主、权力等等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解读”（《青狐》扉页内容简介语），“在《青狐》里王蒙描述了一个叫青狐的女性作家，描述着她的身体、情感和欲望，描述着他的生活、历史和命运”②。其实，这是就《青狐》的某一意义层面而言，或者说就其文本的表层意义而言。似乎在王蒙以前的创作中，并没有对女性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和关注，所以，《青狐》对女性身体、爱情和欲望的描写，特别是对女性混杂的欲望、隐秘的激情的描写，给读者提供了某种新鲜的阅读经验。虽然，《青狐》对女性的描写仍然是相当含蓄、间接的，这种表面的对女性的描写，容易对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形成意义遮蔽；再者，就是《青狐》描写的是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这一时段的历史，着重描写的又是文化、文学“圈”里的事情，应该说，王蒙在其中所涉及的人物都是思想解放的启蒙时代社会体制内的主流人群，是生活在历史主流中的人物，这些人物大都活跃在历史的前台，甚至他们自身就是“书写”历史的人。在这段历史还没有被充分“历史化”之前，小说所描写的许多人物、事件，容易让人产生某种联想和想象。当然，这种阅读仍然是相当表面化的。但是，这种表面化的理解也同样容易导致对小说文本深层意义理解的偏离。
《青狐》描写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贯穿整个八十年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大叙述”，这个“大叙述”就是思想解放的历史洪流，属于启蒙时代的欲望叙事，其中涉及到当时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青狐》可以认为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中国文化界、文学界的某种“精神现象学”。它相当原生态地描绘了处于社会历史变革即历史转折时期中国文人的某种精神生态——精神“失措”状态。其实，就历史本性而言，是无所谓“失措”与否的，“失措”仅仅是事后的某种“描述”而已，历史只能在描述中生存。王蒙说，《青狐》所写的是“二度恋爱季节”，当然，单从年龄而言，与“季节系列”相比，《青狐》中活跃的人物确是“二度”，但是，里面的主人公并没有因为“二度”就变得更清醒、更理性、更实在，特别是小说的女主人公青狐，在遭遇了两次恋爱失败，两次婚姻失败后，虽然赶上了思想解放的好日子，但是她的“天大的热情”、“天生的热情”仍然相当盲目，仍然心痒难挠，找不准“靶子”，因而，常常有一种不是自己的“虚假”感，青狐虽然在创作上大获成功，赢得了巨大的荣誉和尊崇，但是，她总有一种找不到历史位置的感觉，这在王蒙创作中是个独特的存在；还有总是自己与自己矛盾因而无往而不利的雪山，“他能说、能跑、能联系人、能吹能捧、能造势、能经营、能把大家串在一起”，事事听到雪山，会会见到雪山，场场离不开雪山，到处向人“讲解形势”；号称“无定向导弹”的袁达观，从下放劳动的地方回到北京，身上揣着两部作品：一部批邓批“走资派”，一部批“四人帮”；米其南为了弥补二十年“右派”生涯的“太亏了”，决心不想再“苦”自己了，追求的是“数量”，目标是干一百零八个女人。还有身材高大、口若悬河、所向披靡、整天沉浸在空洞激烈的理论辩论中的权威批评家杨巨艇，而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却是一塌糊涂，根本就不能算是个真正“男人”……，更不用说什么工于幕后策划的紫罗兰和善于搬弄是非的李秀秀之类了。总之，在《青狐》中王蒙向人们展示了太多的不平衡、不对称、不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青狐》所描写的才是真正的“失态的季节”，精神“失态”的众生相。王蒙让我们在惯常的历史大叙事的背后看到了许多更为隐秘因而也更为真实的存在，也可以说，王蒙在《青狐》中拆除了历史的话语幻觉的一面，还原为某种真实的存在。如果说在“季节系列”中王蒙着重思考的是后革命时代的政治的话，那么《青狐》主要关注的却是后革命时代的个体命运、生存境遇和精神生态。
“自审”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这种“自审”主题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主要表现为浓重的原罪感和忏悔意识。“自审”在王蒙的小说特别是“季节系列”中有集中的表现。但是，王蒙的“自审”与鲁迅、巴金、曹禺等人具有明显的不同。鲁迅、巴金、曹禺等人的“自审”带有更多的精神个体性，而王蒙小说中的“自审”则带有更多的时代感和历史性。就如托尔斯泰的作品都有某种“自传性”一样，在王蒙的许多创作中也似乎总能找到王蒙自己的影子，因为，他就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书写者、建构者，因而，他的最主要的作品都可以认为是某种“精神自传”，特别是“季节系列”小说。《青狐》同样具有这种“精神自传”性质，只不过与“季节系列”相比，《青狐》更具有某种精神“自审”意味，可以认为《青狐》是王蒙的一部精神“自审”之作。对于这一点，我认为王蒙是相当自觉的。王蒙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就在他们身边，我们一起做了很多蠢事，历史给了我们机会，但我们绝对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③。在《青狐》中，似乎并没有“季节系列”的关于“失态”的现实性描写，但是，《青狐》的所有的“失措”、“失态”都是真正精神性的，在看似正常的下面隐藏着真正的“失态”，这种精神“失态”才是真正惊心动魄的、触目惊心的，在这种描写背后，寓含着作者的一种思考，一种反思，一种自审。因此，《青狐》无论是作为“后季节”小说，还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的最后一章而言，都是意味深长的，寄寓着作者的某种更深的体悟和认识。
二
《青狐》是一部令人沉思的书。就王蒙创作的整体而言，在“反思”这一统一性意义背景下，他思考的重心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不断转移、深化的。在“季节系列”中，王蒙思考的重心在于政治、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宏大叙事”；而在“后”季节的《青狐》中，他更感兴趣的似乎是历史与人的关系，更深入了一层，并且超越了政治、革命对个体的整控性强势话语，更加关注作为整体性的历史和个体性的人的相互性，人与历史的相互对视、相互掣肘、相互重塑。这一点可以从《青狐》中王蒙对许多重要历史事件描写的处理上看出来。与“季节”系列小说相比，在《青狐》中王蒙似乎对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故事”失去了兴趣，王蒙本就不是一个靠故事取胜的作家，虽然王蒙一直特别强调“故事的价值”。《青狐》中许多“历史大叙述”事件例如清除“精神污染”、反“自由化”等都作了背景化处理，由此可见，作者的兴趣和着力点发生了转移，由“历史大叙述”转向了着重探索在所谓历史洪流中的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和存在状态。王蒙在《青狐》中，让我们看到了在所谓历史的宏大话语背后所隐藏着的不那么伟大甚至更多的是相互背离的真相以及庸常、琐屑的世俗常态，保存了人的个体生态的质感及丰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