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双重视角中的世象寓言
作者：刘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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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作家艾伟的创作中，短篇小说《水上的声音》算不上特别引人注目，但绝对是一篇读后让你难以释怀的作品。也许，那种很特别的声音仿佛已经越过河面，逸出文本，久久萦绕在你的耳畔，一种久违的感动开始撼动你的心房。记得教授作家曹文轩先生在最近的一篇访谈中曾指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应该是思想、审美和悲悯情怀的一种平衡。在读过艾伟的《水上的声音》之后，笔者对文学“三元”的平衡和创造及其在一部优秀作品所体现的艺术魅力更有了深刻而切实的体味。
短篇小说也许并不一定是最能体现作家功力的体裁，但一定是一种最能检验作者关乎艺术的敏感度和技巧的创新力方面才华的体裁。作者必须在有限的篇幅里营造一个故事（或氛围）以传达某种意味深长的意旨。这就要求在小说的诸多环节（如立意、背景、情节、意象、结构、语言等）上发挥出经济、精巧和出奇的效应。艾伟的这篇短篇小说的成功恰恰体现了作者在小说的诸多环节上能够另辟蹊径、独运匠心。
法国女作家萨洛特称：“在日常生活的表面下，往往隐藏着某种奇特的、激动人心的事物。……小说的任务正是要写出这种事物，寻根究底，搜索它最深隐的秘密。”①这篇小说并没有密实而曲折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浓描重绘的众多人物，有的只是一位临河枯坐的瞎子和一群顽皮疯闹的孩子，再还有便是从河面上飘过的奇异的天籁之声、孩子们好奇的询问以及瞎子低沉而苍老的独白……一切是那样的空灵简约和飘逸神秘。但透过这近乎无事的生活表象，作者将笔触探入并“击中时代深邃部位”，从而揭示出“真正的人类存在”②的秘密。
题目“水上的声音”向读者暗示了用以解读这篇小说的两个信息元素。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元素即进入外部世界的途径和方式——“声音”。在这里，“声音”作为另一扇勘察外部世界的窗户是通过小说主人公“瞎子”为我们打开的。小说开篇即描写瞎子对声音的特殊敏感：
除了对着太阳有点光感外，这世界对他来说是暗的。但他的耳朵变得灵敏起来。他的耳朵能听到很远的声音，他感到他的耳朵到达哪里，那个地方就不再是暗的了。
本来，作为视觉感官残疾的瞎子在失去视觉后，听觉变得比正常人灵敏锐利，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作者选择这种似乎是“残缺”的、“非常态”的感觉世界的方式作为自己的叙事视角是大有深意的。从此，外部世界便呈现出我们日常感知所无法体验到的另一幅“景观”：变幻成蝌蚪的太阳光圈、在水中自由飘摇的水草、像小鱼那样闪闪发光且从面孔和头发里拂过的夏风以及把空气挤出一条缝的圆形泥块在空气中所弹奏出的像箫那样的声音……这种带着灵异甚至魔幻色彩的感觉盛宴刷新了我们对世界平庸而麻木的印象。这便是作者用更新叙事视角的方式来体现的什克洛夫斯基所称的“陌生化”艺术效果。
如果这种特殊叙事视角的运用仅仅停留在对“陌生化”美学实践上，那还不是特别值得击节称道的。真正值得推崇和激赏的是，作者这种视觉的转换和更新由对自然形态世界的感觉上提升为对社会形态世界的认识上，由此构建了富含形而上意味的超越性小说主题。在瞎子的听觉世界里，继自由的风儿和活泼的鱼儿这些和谐之音之后出现的便是田头广播和泥块坠地这两种声音。刺耳的前者来自成人世界，粗野的后者来自儿童世界。它们打破了瞎子所沉浸的乌托邦世界里的静谧与和平。儿童世界本应是天真纯洁，即使顽皮也是无邪的天性使然。然而这里孩子的顽皮分明已经沾染了粗野和邪恶的气息。先是用泥块向瞎子投掷，然后把瞎子扔到河里作弄，再便是暴雨般的泥巴砸向在河里接受“专政”的两位体弱无助的老人。这些三尺小童身上表现出来的轻慢、仇恨和暴力倾向让人惊骇，令人恐怖。其实，这些儿童与其说是写实性的人物形象，还不如说是写意性的象征喻象。儿童身上的天真纯洁掺进了野蛮和暴力象征着人的理性和良知被遮蔽和扭曲而不自觉，而成为一种以本能形式呈现出的集体无意识状态。
那么是谁在儿童原本洁白的心灵之纸上添上了最肮脏最丑陋的一笔呢？作者没有直接回答。但我们可以从与“儿童”联袂出现的“广播”这一声音意象寻绎到解读这一问题的线索。前部分田间广播的场景和后面部分作为阶级异己分子的瞎子、友灿遭民兵揪斗的情节都点明了小说的社会政治背景。那是我们这个民族曾经历过的如“文革”那样的疯狂岁月，即偏执的政治话语主宰一切、癫狂的革命行动横扫一切的年代。但作者并没有把着力点放在对那场浩劫的正面表现上，而是通过“梅毒”和“广播”这两个意象词来揭示那个文化专制时代是如何垄断对历史的解释权和控制对话语的传播权这一存在本相。“梅毒”是作者精心挑选的一个意象词，它包含着对被取代的那个时代和被战胜的那个阶级的历史判断和道德判断。这种判断既成为现行政治威权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为村民和孩子用以推断瞎子的“瞎”与“梅毒”之间因果联系所隐含的逻辑背景。饶有意味的是，村民对“梅毒”这个词所持的暧昧态度：
暧昧就是这个词的表情。他听到大人们讲起这个词的时候，一脸的诡秘和向往，眼睛都放射出光芒，好像这个词有电，把他们的身体激活了。
既诅咒又艳羡。这种态度正好泄露了话语所具有的对欲望的生产、选择和控制的隐秘功能：艳羡的态度表明了，处于物质和欲望高度匮乏时代的村民，对瞎子这样的地主所曾拥有的富裕（可以轻松拥有财富）和自由（可以自由支配性欲）持有强烈的羡慕和向往，这种羡慕和向往不可能被灌输的政治话语所消灭，只能被驱逐到潜意识中；诅咒的态度则表明，政治话语通过“腐朽”“丑恶”“堕落”这样的历史判断和道德涂抹作为中介，成功地将村民潜意识中强大的艳羡欲望以扭曲的形式转换为同样强大的嫉恨能量，从而完成了专政暴力所需要的自发性的群众心理基础。而“广播”则是控制对话语的传播权的另一意象词。在没有任何异端思想话语可能生存的前提下（惟一能看到的是《红岩》《毛泽东选集》和基本宣传小册子），话语的载体和传播的媒介便成为控制人们意识的绝对有效的工具权力。这种有效性在“爷爷——村民（民兵）——儿童”以及“思想的强制输入（田间的广播）——暴力的自发输出（儿童的泥块）”这样的链式反应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里，知识与权力的共生关系正如福柯所指出的那样，“权力的行使不断地创造知识，反过来，知识也带来了权力”③。
然而这种政治话语统制的有效性并非牢不可破，人们的理性良知和主体意识也没有丧失殆尽。小说中，那个爱发问的孩子（他一直为梅毒这个词而伤透脑筋）其实就是自我从迷失走向复苏的希望。小孩先是问大人（村民和爷爷）。但当他意识到“大人们不会告诉你这世上的秘密”时，他又问书本（尽管是仅有的“毛选”）。但当书本留下难以解释的空白仍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时，他又直接叩问这个世界（问大人、查字典和验瞎子）。尽管这种叩问还不足以对整个世界提出质疑，但貌似天衣无缝的世界在孩子稚嫩的“我思”面前开始暴露出矛盾和裂隙，比如有关瞎子的传说与传说之间、传说与事实之间存在着相互的抵触与矛盾：地主身份和穷光蛋的结局，玩过很多女人的说法与养了一大帮乞丐的传闻，得了梅毒要脱落毛发的推断与头发体毛毫发无伤的事实。最后，在孩子好奇的期待中，瞎子讲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奇异故事，一个瞎子所以变瞎的神秘真相。
在这里我们注意到作者除了借用了瞎子身份所生成的特殊叙事视角，还借用了儿童身份所生成的童年视角。童年视角是艾伟小说中一个相当显目的特征。这与其说是童年的经验在作者的记忆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迹，还不如说是采用时间上的返回视角兼空间上的下沉视角更符合作者的叙事策略。“回复童年”（波特莱尔语)所唤醒的那种天赋在更新叙事策略的同时也改写了对世界的认知。童年视角的运用意味着叙事由现在时返回过去时从而获得隐含的历史纵深感，童年尖锐敏感的直觉体验让作者可借神话寓言的叙事直陈人类的生存境遇，并对成人日趋规整僵硬的话语世界产生解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