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悲剧何以成为可能

作者：管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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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对羊》是一部具有广泛社会意义和深刻艺术价值的中篇小说。小说最早刊发于《当代》二零零一年第五期，二零零五年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优秀中篇小说奖。作者夏天敏以近乎荒诞的喜剧形式讲了一个简单的悲剧故事：刘副专员出于真诚的关心，与贫困山民德山老汉结成扶贫对子，并送了一对外国良种羊给德山老汉饲养，希望德山老汉一家以此为契机摆脱贫困、发家致富。但结果却事与愿违，德山老汉不仅没有脱贫致富，反而坠入更加深重的苦难之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谁是导致这个悲剧的罪魁祸首？作者通过这个貌似荒诞的悲剧究竟要表达什么？也许，通过对这场悲剧的探秘溯源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欣赏这部小说。
　　
　　一
　　
　　我们探询的目光将首先聚焦于刘副专员身上。的确，没有他的那一对好大的外国良种羊，悲剧不可能发生。我们尽可以说他是导致这一场悲剧的元凶：他的浅尝辄止的调查研究，他的自以为是的同情和关怀，他的缺乏科学精神的思维方式，都是这场悲剧之所以成为可能的不可或缺的初始条件。但如果我们仅仅这样来理解，对刘副专员显然是不公平的，与作者创作的意图也并不吻合。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作品，我们就会深深地体会到这样一个基本的伦理判断：刘副专员并不是一个可以让人忍心随意指责的对象。他对德山老汉的感情是真挚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帮助让德山老汉尽快脱贫致富的愿望是强烈的，他力图通过自己的带头作用激励更多的党员干部积极行动起来尽快改变农村的贫困面貌的主观意图，无论如何都是令人尊敬的。
　　例如在“访贫”一节中，他没有丝毫嫌弃贫困山民德山老汉，反而时时表现出他的真诚和关心。一见面，刘副专员就伸出双手，“捉住了”德山老汉那双“松皮般”的手。一个“捉”字，其主动和热情得以凸现。当因所坐的草墩太烂而“差点跌倒”时，他没有愠色，还制止了差人去找凳子的“焦躁”的乡长，“就站着说话”。在德山老汉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目不忍睹”的屋子里，他“这里瞅瞅，那里摸摸”，结果是“脸冷得掉得下水来”。他的善良和同情在这特定的场合下，也产生了一种逼人的力量：他“神色凝重，眼里有了忧伤。屋里人多，但静如亘古。记者们也不敢乱拍乱摄了”。在目睹德山老汉全家所谓的“午餐”后，他“很惊愕很气愤”，并怒斥了当地的乡村干部：“你们就让群众吃这种野草，群众是猪？”当看到德山老汉一家三口的住宿条件后，他“没说话，空气沉重凝滞阴郁而惨淡”，他“流泪了，浊重的泪水悄然流下脸颊”。他把德山老汉的女儿“揽在怀里，说好好读书吧，只有读好书，才有出息”。临别前，“搜”口袋，将身上的四百多元钱“全”交给了德山老汉。在他的带领下，“随同来的人也纷纷将手伸进口袋里”。此时此刻，此言此行，此情此景，只有令人无限感动和感激，哪里还忍心指责他呢？
　　在接下来的“送羊”和“问羊”过程中，我们同样感觉到的是刘副专员的真诚、无私及充满强烈责任意识的焦灼心情。刘副专员送来的羊是一对外国良种羊美奥利羊，“县畜牧局也只有几对”，非常值钱。如果刘副专员利用职权无偿调拨一对羊给德山老汉，在今日的生活现实中，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刘副专员最令人感动之处是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特意用自己的工资买来一对羊送给德山老汉。刘副专员个人品质上的纯洁令人无可挑剔。而且，作品中的刘副专员并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官僚主义者，“送羊”时，还特意嘱咐乡长随时将饲养情况向他汇报。以至于当乡长去刘副专员的家里时，刘副专员第一句话就是“问羊”：“钟乡长，那羊现在添了几只了？”当知道仍是两只时，还语重心长地告诫道：“群众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群众不脱贫我们心难安啊！……我以一个朋友的身份，请你把这件事抓好，你看行不行？”焦灼之情溢于言表，给人以深刻印象。
　　那么，刘副专员又真的可以逃脱我们的指责吗？如果“好心办了坏事”，那这“好心”就不能被严格审视从而受到质疑以至于批判吗？其实，作者的智慧正在这里。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欲贬先褒固然也是一种解释，但并不准确。讲述一个没有“坏人”的悲剧才是作者真正的目的。这种悲剧更切合生活的实际。在这种形式的悲剧中，小说的思想的张力和情感的冲击力才具有更加振聋发聩的艺术穿透力。作者愈是通过艺术的手段突出刘副专员的善良、真诚、无私、雄心及焦灼，也就愈加丰富了作品的反讽效果。动机与效果之间的这种巨大反差，为我们深入思考文本丰富的内涵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和可能性。
　　
　　二
　　
　　乡村干部在这场悲剧中有没有责任？应该也是有的。他们最熟悉本地的情况，能推荐德山老汉与刘副专员结成扶贫对子就是明证。一方面说明他们了解德山老汉一家的具体困难，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他们不怕“现丑”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但就在这一群最熟悉当地情况的乡村干部的亲自参与下，德山老汉的悲剧却成为了可能。为何？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将会惊诧于一种“官本文化”所导致的政治生态的恶劣。
　　例如乡长，“粗壮得像条牛似的”，但在刘副专员面前却“温柔成小媳妇”。当刘副专员批评他们基层干部时，他不敢反驳，只觉得“委屈”。刘副专员执意想上楼去看，乡长想劝，但见刘副专员愤怒的样子也就“忍了”，并且“敏捷”地“先上去了，费了些劲才把刘副专员拉上去”。如果说，这一切行为是从“形”上反映了“官本文化”的习染，那么在德山老汉饲养这一对羊的过程中，就从“神”上揭示了这种“官本文化”的极度弊端。在“送羊”时，他多次叮嘱德山老汉，如“你一定要把这两只羊喂好。记住，只能喂好，不能喂坏；只能喂多，不能喂少！这是政治任务”。如“有一句话德山大叔你要牢牢记住，这是政治任务。你是刘副专员结对的脱贫对子，喂出问题刘副专员的脸往哪里搁，我们对得起刘副专员么？”在乡长的意识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本地自然条件适不适合饲养这一对外国良种羊，也不在于由德山老汉饲养这一对羊有没有可能，而在于这是刘副专员安排的“政治任务”！代表了刘副专员的“脸面”。在“官本位”的文化中，一牵涉到政治任务，尤其又关系到领导的“脸面”，问题其实就非常简单了。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真实地面对实际情况，也不可能有独立的冷静的思考，更不可能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决策。中国的历史已经一再揭示了这种文化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其实，这种“官本位”文化，不仅对“民”是一种伤害，对“官”本身也同样祸害至深。如刘副专员就因为这种文化的蒙蔽而让自己的善良愿望无情地走上了反面，从而使自己一切真诚的努力化为乌有，造成灾难。又如乡长、村长，他们唯长官意志是从，不仅害了德山老汉，也在一定程度上害了刘副专员，同样也害了自己。从“好大一对羊”来到德山老汉家那一刻起，他们也陷于一种“两难”的生活困境之中。例如村长，一方面在德山老汉面前可以颐指气使，唤东唤西，但在乡长面前，在“政治任务”面前，他无法获得足够的人格的尊严。在怂恿德山老汉找刘副专员为村里要扶贫款被乡长斥之为“不要耍小聪明”时，他“不敢吭气”，望着乡长已上车走远，才愤愤然发出自己的牢骚。当看到那一对外国良种羊为了与本地羊争草吃而被斗破的伤口时，他“眼睛瞪得好大，急得直跺脚”，并自责说“乡长晓得，不扒我的皮才怪呢”。他虽然发牢骚说：“乡长自己不来看，随时用电话遥控指挥，我成了他的听差了”，但这个“差”他又不敢不听，于是只有强迫德山老汉：“羊只能喂好不能喂坏，只能喂壮不能喂瘦，只能喂多不能喂少，这是命令，是纪律！”村长埋怨乡长，而乡长自己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羊喂成这样，“乡长比德山老汉焦急”，在汇报情况时，他诚惶诚恐，只能“吞吞吐吐”，受到刘副专员斥责后又“急得一夜睡不好觉”，从而“感到有千钧重担压在肩上”。“父母官”的权威不容置疑，“父母官”的“脸面”必须保全，“官本文化”的荒谬性在夏天敏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这种文化中，没有事实，没有思考，没有真理；只有长官，只有长官的意志，只有长官的指示。长官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盲从的下级与手握生杀大权的上级构成官本文化的逻辑之链。俗语说“官大一级压死人”就是这种文化形象的写照。正如作品中约翰羊对琼斯羊所揭示的真相一样：“村长、乡长不把我们喂好，交得掉差吗？”在这里，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这么一种伟大的事业仅仅流变成向上级“交差”的一种外在的要求，流变成维护自身政治地位并“以售其私”的人生抉择——如村长怂恿德山老汉去要扶贫款，如乡长“时常往刘副专员家里跑……的小九九”。于是带有极度荒诞喜剧色彩的悲剧——双重的悲剧的发生就是必然的了。作者在作品中这种极致性的描写和尖锐的艺术批判对我们审视目前还广泛存在且被许多人视之为常态的政治现实具有重要的警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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