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悖论　反讽　象征

作者：孙胜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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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凯特•肖帮（Ｋａｔｅ Ｃｈｏｐｉｎ，１８５１－１９０４）是美国十九世纪末期的著名女小说家，后因她的长篇代表作《觉醒》（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１８９９）中对女性性意识的大胆描写而遭到人们的诟病，从此销声匿迹，直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才被人们重新“发现”。近二十年来，她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热点。
　　肖帮的著名短篇小说《一小时的变故》（Ｔｈｅ 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 Ｈｏｕｒ）集中反映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现实处境之间的矛盾。它就像一颗多棱的晶状体，从不同的侧面折射出不同的光芒。这些光或相互交织，或相互抵牾，但它们共同汇成了一个有机的发光体，放射出人性的光芒。小说中充满着反讽和矛盾，但真实地反映了女主人公路易斯•马拉德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自由的追求。
　　这篇大约只需要五分钟就可以读完的小说记录了路易斯最后一小时的生命历程。小说没有过多的铺陈，甚至连小说背景中必备的地点也被略去了。我们只知道故事发生在路易斯的屋里，不知道是哪国，哪座城市。时间也只是笼统地提到是春天。故事情节极其简单，主人公由楼下走到楼上，再由楼上回到楼下。而作者着力渲染的是路易斯跌宕起伏、大喜大悲的感情世界：由初闻丈夫死讯时真诚的悲，到喜的微妙变化，甚至喜不自禁。最后，当丈夫出乎意料地站在她面前时，她因狂喜或因过悲而突然死亡，故事至此戛然而止。这一结局先是让读者感到愕然，然后是无尽的思量。
　　小说自始至终充满着张力，而反讽是它的主要支撑点。当亲友们得知她丈夫马拉德死于火车事故的消息时，都确信这对路易斯来说是个噩耗，因此，“十分小心，尽量婉转些”地向她透露这一不幸的消息。而初闻此讯时，路易斯显得十分悲伤，“她猛地扑在姐姐的怀里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然而，她很快就平静下来了，继而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只觉得一种不可名状的东西在撞击着她。这种东西变得越来越清晰，原来它是获得自由后的喜悦而非悲伤。这种喜悦使她“两眼变得炯炯有神、闪闪发光。……心跳加快，热血沸腾，周身无一处不畅快”。妻子竟从丈夫的死讯中得到了快乐，这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讽刺就引发了另一对对立因素——生命冲动和社会道德的矛盾。
　　路易斯显然意识到了这种喜悦有悖于社会道德准则，因此，她感到“诚惶诚恐”，要极力遏制它。在这种内心冲突中，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学说得到了形象的展现。众所周知，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构成。本我基本上由本能，尤其是性本能组成，按“快乐原则”活动；自我代表理性，按“现实原则”活动；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其中，自我在本我的本能冲动和超我施加的社会压力和道德准则之间起调节作用。路易斯所作的抵制和拒斥的努力是代表理性的自我在起作用。然而，在强大的生命冲动面前，理性和道德的力量往往显得苍白无力。经过短暂的交战之后，本能冲动终于占了上风，于是，路易斯任其自然，热烈地拥抱飘然而至的自由，并感到前所未有的喜悦。这是本能冲动同道德准则的正面交锋，并以前者的胜利而告终。
　　在小说中构成反讽或张力的因素还不止于此。路易斯丈夫的朋友理查兹最早将“死讯”传给了路易斯。他自以为比其他朋友更“小心”、更“体贴”，因此他抢在别人之前“赶忙捎来这一不幸的消息”。在小说结尾处，当马拉德突然出现在妻子面前时，理查兹试图挡住路易斯的视线，然而这位行动在别人之前的朋友这时的动作却“太晚了”，致使路易斯不治身亡。这位“小心”“体贴”的朋友其实是个爱管闲事的人（ｂｕｓｙｂｏｄｙ），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他是这出悲剧的“肇事者”，因为没有他悲剧就不会发生，路易斯就不会死，至少暂时不会。这一“早”一“晚”、“体贴”与“多事”构成了小说的另两对反讽。
　　然而，故事的结局才是这篇小说的最大反讽。刚刚开始享受生活乐趣的路易斯却因丈夫的“死而复生”突然死去。医生的诊断是她死于心脏病，是喜悦要了她的命。乍一听，这一结论似乎合情合理。刚刚遭受“丧夫”之痛的路易斯却突然发现丈夫活生生地站在自己的面前，这失而复得的夫君怎能不让她大喜过望。在短短的一小时内，从大悲到大喜，或许还有惊吓，这对于一个本来就心脏有毛病的弱女子来说何以承受得了？因此她的死似乎在情理之中。可是，细读文本，我们又不难发现她的死有些蹊跷，医生的诊断值得怀疑。我们注意到路易斯痛哭之后很快恢复了平静，继而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乃至狂喜，并反复念叨着“自由！自由！自由了！”这种自由从何而来？显然来自她丈夫的死。她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走出了丈夫死亡的阴影，说明她欲摆脱丈夫的愿望早已有之，只不过他的“死”帮助她提前实现了这一愿望，她怎能不高兴呢？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强大的意志盲目地坚持要征服她了”。这“强大的意志”显然是她丈夫的意志，在这种意志控制下，她感到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因为“就在昨天，她一想到生命会如此漫长还感到不寒而栗”。丈夫的死使她获得了新生，从此“她将为自己而活着”，她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美好的向往，“目光中充满着胜利的喜悦。”然而，命运弄人，丈夫的“复活”把这一切击得粉碎，于是，她从幸福的巅峰又跌回到痛苦的深渊。一个已在自由的天堂中走过一遭的人要让其再回到受奴役的地狱，这是何等残酷的现实！这一现实是路易斯无法接受的。可以想见，她对丈夫的重现会感到多么失望、多么痛苦。在无法面对这一突变的情况下，她宁愿选择死亡。在某种意义上说，死亡是她唯一的选择。这一点可以在肖帮的代表作《觉醒》中找到注脚。该小说中的女主角艾德娜（Ｅｄｎａ Ｐｏｎｔｅｌｌｉｅｒ）在十九世纪末期是个离经叛道的女子。她信奉爱情自由，坚持男女两性关系上的单一标准，追求自由、独立的价值取向，当她发现无法实现自我、无法摆脱社会约束的时候，她选择自杀了其一生，宁死不愿放弃自我，以死来维护对自由的向往。路易斯的死虽没有艾德娜的死那么悲壮，但我们已可以从她身上看到艾德娜的影子。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路易斯的死是由于过度悲伤而绝非兴奋而死。
　　肖帮在创作《一小时的变故》时，其态度尚不及在写作《觉醒》时那么干脆，因此路易斯也不及艾德娜那么果敢、刚烈。作者之所以在小说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两次提及路易斯的心脏病（英文分别为ｈｅａｒｔ ｔｒｏｕｂｌｅ和ｈｅａｒｔ ｄｉｓ-ｅａｓｅ）也许是为了增加一点小说结局的可信度。即便如此，她的用词也是模棱两可、有歧义的。路易斯到底患的是心脏病还是心病？也许作者暗指的是后者，长期受压抑是路易斯的一块心病，再次见到丈夫，想到自己又要回复到受压抑的状态，终于使她命丧黄泉。
　　其实，故事结局可信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把这个故事视为一个隐喻（ｍｅｔａｐｈｏｒ）或讽喻（ａｌｌｅｇｏｒｙ）。科利认为隐喻是“作品的本质、作品的内在含义”，是“作为整体的作品的意向性，即和把人类的行为表现得比现实中更高的目的相联系”；而讽喻则是指具有双重含义的文学作品：一个是字面意义，另一个是隐含的、通常是象征意义。惜墨如金的肖帮在这篇短小精悍、经济到连地点都不着一笔的小说中却不惜花费两个段落来描写窗外的春景，显然作者另有它意。事实上这部分景色的描写在小说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不仅是路易斯感情发生变化的转折点，而且是一个富有诗意，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段落。室内房门紧闭，室外生气勃勃，“春意盎然，新春骚得树梢颤栗”。关闭的房间是悲悼、死亡之所，是男权重压下妇女生存状况的象征。封闭在房间里的路易斯犹如“阁楼上的疯女人”。而窗外春意盎然的自然风光表明马拉德虽死，生活仍将继续；或许正因为他的死，一切都会变得更好，她也从此获得了自由——飘逸着芳香的空气、吆喝商品的商贩、唧唧喳喳的麻雀、远处的歌声等等。更重要的是，这生机勃发的春景象征着路易斯的自由和幸福的生活。那遥远的歌声和新发现的自由在向她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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