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记忆的力量：诗与网
作者：焦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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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庭日照花如锦，红妆美人当昼寝。
傍人不知梦中事，唯见玉钗时坠枕。
——杨衡：《春梦》
《围城》这本有趣的书，描写过这样两则有趣的事：
一次是赵辛楣请方鸿渐、苏文纨吃饭，席间有一位叫董斜川的作陪者写了几首近体诗，中有“好赋归来看妇?”，大惭名字止儿啼”句，写他辞军事参赞回国的事。苏小姐道：“董先生的诗‘好赋归来看妇?’，活画出董太太的可爱的笑容，两个深酒窝。”不料董听了这样的嘉赏，却并不领情，板着脸说：“跟你们这种不通的人，根本不必谈诗。我这一联是用的两个典，上句梅圣俞，下句杨大眼，你们不知道出处，就不要穿凿附会。”
另一次则是对“四喜丸子”曹元朗那首《拼盘姘伴》的评价。这首诗每一句后面都细注着出处，真可谓“无一字无来处”。李商隐、艾略特等人的诗句，如同战场上伪装潜伏的士兵，随时可能吓你一跳。曹元朗得意地说：“诗有出典，给识货人看了，愈觉得滋味浓厚，读着一首诗就联想到无数诗来烘云托月。”而对这样的诗作、这样的论调，唐小姐却用一句话给予了否定，她说：“曹先生，你对我们这种没有学问的读者太残忍了。”曹元朗辩解道：“我这首诗的风格，不认识外国字的人愈能欣赏。题目是杂拌儿、十八扯的意思，你只要看忽而用这个人的诗句，忽而用那个人的诗句，中文里夹了西文，自然有一种杂凑乌合的印象。”他涎着脸逼问唐晓芙是否领略到了，唐小姐只好点头。曹元朗脸上荡漾出一圈圈的笑痕，像投了石子的水面。
其实，就中国古典诗歌的阅读而言，小说中的这两则“趣事”倒不妨作“严肃”的看待。或许，在最初，当诗人用语言文字来表现个人感受时，他们都曾经很认真地对待过自己身处其中的真实世界。比如，至少在钟嵘所处的六朝时代，人们还坚守着这样朴素而可爱的诗歌理想：大千世界，人间百态，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钟嵘《诗品序》）但是，当岁月渐渐将这个世界转换为一座由书本堆砌而成的象牙之塔，当越来越多的诗人置身其中，只是像钱锺书所说的那样，“偶尔向人生现实居高临远的凭栏眺望一番”①时，真实世界已被另一个“虚幻世界”，一个历史话语编织出来的世界取代了。诗的语言在这个“世界”中不能再如当初那样，同现实世界保持着清澈透明的关系，它背叛了自己曾经忠实的东西。诗已不是从现实世界，而是从语言世界中，向我们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饱学之士董斜川自然敢瞧不起苏小姐，虽然苏小姐是留洋博士，而且还是研究诗的——“活画出董太太的可爱的笑容，两个深酒窝”，这种直来直去、在现实世界中去寻找诗的解诂的眼光，简直就是曹元朗所谓的“不识货”，好在董、曹两人没能互通消息，要不然，曹元朗没准儿不会娶苏小姐。
这也就是钱锺书指出过的现象：“把诗人变成领有营业执照的盗贼，不管是巧取还是豪夺，是江洋大盗还是偷鸡贼，是西昆体那样认准了一家去打劫还是像江西派那样挨门排户大大小小人家都去光顾。”②诗歌创作的这种变化，除了我们从前过于强调的社会历史原因外，一些内在的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是先在的语言对人的制约。在《忧郁的历史》（《名作欣赏》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一文里，我们曾说过：语言中携带着难以计数的前人话语，刻印着涂抹不去的文化痕迹，因此，后来者对符号掌握得越娴熟，符号系统越发达，他和实在的距离就越远。换句话说，前人的话语遮蔽了后人的视线。除非能够重返历史、理性和语言尚未笼罩人类的原初之时，否则，遮蔽就是必然的。因此，一个诗人，与其说他面对的是一个活色生香的真实存在，倒不如说他身陷于话语符号的网络之中，前人的好词佳句变成了他的有色眼镜，他隔着这两片玻璃，看到的世界朦胧不清，要是玻璃颜色再深些，或许什么都看不到。世界在他眼中只是书的海洋，或者说，书海变成了他心目里的世界。这个时刻，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挣脱束缚，“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③，从来都是值得怀疑的，至少也是未知的。
二是“欲说”与“可说”的矛盾。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篇》）、“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这些“语言的痛苦”中，我们大致能领略言说活动的艰难；从“常恨言语浅，不如人意深”（刘禹锡）、“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杜荀鹤）、“蟾蜍影里清吟苦，舴艋舟中白发生”（方干）这些诗人的自白里，我们亦更能感受到他们在语言牢笼里的挣扎。所以我们也颇能理解，为什么在表达的迫切和言说的艰难之间，许多诗人往往会不由自主地返回到语言的历史中去，试图从中找到摆脱言说痛苦的灵丹妙药。
三是诗歌功用的变化。世易时移，诗在“言志”“言情”之外，还渐渐具有了社会交际的功用。“从六朝到清代这个长时期里，诗歌愈来愈变成社交的必需品，贺喜吊丧，迎来送往，都用得着。”④外交献仪、宴会制作、朋友赠答、诗社唱和甚至青楼寻欢，无不需要诗赋沟通助兴，营造气氛。所以林语堂指出：“如谓中国诗之渗入人生机构较西洋为深，宜若非为过誉，亦不容视为供人娱悦的琐屑物，这在西方社会是普通的。”⑤但是，诗歌走向普泛、走向应制之时，亦是摹仿、因袭甚至剽窃之风兴盛之日，因为只有将前人诗句改头换面甚至照搬照抄，才能稍许缓解许多人在各种各样应酬之下笔秃墨干、捉襟见肘的窘况。诗已不仅仅是“感物”“缘情”，发而为文，即能感人肺腑这么简单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人们更易于从现成的诗句中去寻求灵感和帮助，而对身边的世界保持着一种冷漠的距离。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孳生”几乎成为古典诗歌创作的宿命。
前人的好词佳句，摹仿他们的字法句法，因袭他们的结构命意，成为整个时代无法规避的风气与潮流。许多古典诗人在面对现实世界时，心中涌动着的却是前朝诗人的句子，眼前鲜活的物象被记忆里陈旧的诗句罩住了、替代了。如果我们了解到有许多感人的诗句，原来都各有来头，或许从此会轻看那些自己从前所崇敬的诗人。比如，董颖《江上》云：“摩挲数尺江边柳，待汝成阴系钓舟。”这个“汝”字读来有些特别的味道，但这种对草木虫鱼作亲切称呼的写法，并非独家所有——卢仝写醉态：“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王安石赋梅花：“少陵为尔牵诗兴，可是无心赋海棠”；郑樵游灵龟潭：“着手摩挲溪上石，他年来访汝为家”，不一而足。再如，徐述夔“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两句惹来文字之灾，早已为人熟知。可是在宋代诗人刘攽那里，分明就有“惟有南风旧相识，偷开门户又翻书”（《新晴》）的句子；再往前说，唐人薛能写过“昨日春风欺不在，就床吹落读残书”（《老圃堂》），而一旦读到李白“春风不相识，何事入罗帏？”（《春思》）之句，我们除了惊讶，大概还会产生出幻灭感，觉得以前对古人的膜拜幼稚得可笑。诗读得越多，对诗人的怀疑就会越深：这究竟是他们在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觅来的诗句呢，抑或是他们从前人的话语中借来、偷来的呢？郑板桥曾说：“江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在这段假定是诚实的叙述中，他面对的或许是一个真实的竹林，他所说的“胸中之竹”不是“眼中之竹”，意思是人对物的移情和改造。然而，对于后来许多以竹入画的人来说，这个真实的竹林或许压根儿就不存在，对他们而言，真实的情况也许根本就是：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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