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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读与体验

作者：颜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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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作品沿波讨源，我们就会发现，凡是以作品为中心，强调到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的批评活动，“细读”与“体验”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正因如此，二者常常被人提及，不论是与“他者”交流阅读心得，还是在书面文字的理性表述中。但是，如果将两者并列在一起进入人们的视线中时，我们则会发现细读与体验的关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容易协调，其间的缝隙、矛盾，像一个未兑现的诺言，时刻逼近我们内心发出种种尖锐追问。
　　“细读”与“体验”，作为某种阅读活动流程的链条，可谓自古皆然，但在概念术语的层面上判断、梳理，则先后自异域辗转而来。细读，严格意义上说应来自于上个世纪英美新批评文论。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条是这样定义的：“美国‘新批评’派的文学主张之一。细读（ｃｌｏｓｅ ｒｅａｄｉｎｇ）指细密地研究作品的上下文及其言外之意，它要求批评家注解每一个词的含义，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联系，包括词语的选择和搭配、隐显程度不等的意象的组织等等。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细致的分析，才能见出一部作品的总体，从而确定其艺术价值。”（鲍昌主编：《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１６页）站在今天来看，新批评显得有点“旧”，然而，“细读”这个关键词却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点在它并未随着新批评自身的繁荣与衰落而失去昔日的风光中得到鲜明的印证，在层出不穷的方法论阵营中仍有细读的一席之地。由此，本文也几乎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细读”这一术语，虽然它经过本土化后在中国学者手中有所变异。与细读相同的是，“体验”从字面上看可以认为是生命主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即体验之，但作为概念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家那里。现代阐释学代表人物加达默尔曾对“体验”进行过语词史和概念史的溯源工作，分析过它与传记文学的关系，也评析过狄尔泰、胡塞尔、尼采对“体验”的规定与运用。他认为：“每一种行为作为一种生命要素，仍然是与在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无限性相关联”，“凡是能被称之为体验的东西，都是在回忆中建立起来的”（参见：《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不难看出，体验在现象学、阐释学那儿，强调了主体的介入。——文学作品既是作家对自身生命、生活及其意义的深刻追问与体验，也是读者通过细读进行体验还原与覆盖的审美载体。正是通过这一中介，各种联系才得以充分展开。在明白两者的来源、内涵之后，问题随之而来，我们似乎有理由得出这样的“误读”：“细读”与“体验”，并不存在着在平行轨道上驰行的必然与可能。一个偏安于形式主义文论阵列之中，形式主义那一种天然具有的重形式、轻体验的价值取向，在“细读”中得到了体现，一个站在西方体验美学的队伍中，重体验、轻形式的审美取向也呈现出来；一个注重诗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词语组合、暗示、张力、反讽之间读解诗句，又兼顾语境、象征、多义等细节的分析，尽量强调客观冷静地深入文本内部，一方则是体验至上，突出主体情感因素。有学者曾指出体验与形式之关系：“体验与形式如同一个钟摆的两端，西方体验美学对它们的探讨好比摆来摆去的钟摆，或偏于体验一端，或偏于形式一端，或处于体验与形式之间，难以同一。”（王一川：《体验与形式》，《文学评论》１９８８年第３期）这一段话移用在体验与细读之间，也是很贴切自然的。
　　但是，仔细考察，两者在本质上并不因为有矛盾而导致分道扬镳，反而是矛盾在促使新的组合关系的出现。——细读内在地渴望着新的体验，要求扬弃表层体验的粗糙与泛滥，对新的体验形式在有序化、精微化与有机性等层面提出了苛求。形象地说，细读对体验扔出了挑战的白手套，向体验的质地、结构、色彩等诸方面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有以下几点值得强调：首先，细读并不是情感的缺失，而是对滥情、抑或牵强附会的情感喷灌的反动，故意以极端的方式拉开前人的距离，这一点恐怕也可纳入西方文论发展链条上新的一代取代前一代的基本模式之中。其次，细读对体验提出新的要求，它是站在形式主义的立场上，因而具有形式的力量。在以前的阅读中，大都是泛泛而读，也大多是泛泛而谈，如浪漫美学、传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便有此特点。在形式主义看来，它们强行扭曲了文学，在无序、零散、草率的体验轨道上滑行。事实上，离开作品来奢谈文学是值得怀疑的。这样，像枝叶掩盖住了树的主干一样，导致了外在因素压倒内部肌质的局面。反过来，从体验的有无进而凸现出了强调体验的质量。正因如此，不论是什么言说方式，也不论是什么话语集结，都必须面对作品发言才有效，细读这样要求阐释者，阐释者也逐渐适应了这一挑战。再次，拒绝了从作家经验、创作过程自述来企图解释文学的道路后，捕捉文字聚合的秘密，还原文本自身的丰富，便合法化地浮现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文学，特别是其中的诗歌，作为语言中的语言，话语方式、组合形态成了基本的起点，好比盐溶化在水里，只能通过水的蒸发来还原到盐一样，诗歌文本细读与多重主体体验便绾结在一起。
　　在此基础上，再来具体地审视诗歌名作欣赏活动，我们就会容易丈量出细读与一般性阅读之间的距离。一般性阅读大多停留在诗歌作品表面，涉足的是浅水区，下笔而成的是个人零星飘浮的感受；同时它又依赖于作品与时代背景、作品与作者自述之类的有效交代。无疑，这一读诗方法和进入诗歌的方式，始终无法直接回答作品本身，也不足以捕捉作品所具有的丰富信息。值得一提的是，二十世纪成就最大的现代主义诗歌作品，差不多成了一个一般性阅读所无法企及的高地。然而，拙劣的阅读能力与体验功夫没有得到深刻反省，反而一味指责新诗迄今为止尚未成功、或反复以拿一百块大洋也不读新诗的伟人名言之类“口实”来回避与搪塞。——面对变化得迅疾而广泛的现代社会，以及与此相应的现代主义诗歌，无论是从词语组合到技艺渊源，也无论是从做诗观念到文本生成面貌，都突然变得与以前不同了，陌生的面孔越来越令人困惑、不安起来。历史地看，在二十世纪的诗歌发展进程中，我们不是经常碰到阅读的难题么？如二十年代李金发带着异国情调，被指为晦涩、神秘诗风的《微雨》，三十年代卞之琳等以智性演绎为主的《十年诗草》，冯至的《十四行集》，乃至新时期的朦胧诗作。事实是，诗坛的先行者，带着他们现代人生体验之后的智慧结晶，呼唤朱自清式的解诗学、李健吾式的灵魂的探险。“细读”与“体验”，也在这一背景下得到观照与重视：细读与体验之间磨合、紧张、重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视界不断冲突、龃龉而又融合的过程。在这一链接中，细读通过体验的规范与有序，在无限深入中展示了自身的魅力，也应对了体验的挑战。在我看来，新批评式的细读，与其说是反体验的，不如说是对日常体验的反动。下面不妨联系《名作欣赏》上一些具体文章来加以佐证。
　　《名作欣赏》以“名作”与“欣赏”的互动，推动着经典的流动与阐释的多元。在西方文论大量译介到国内并迅速操演的时代潮流中，《名作欣赏》提供了试验的园地。伴随而至的是，从作品解读出发，对文学体验或发掘、或整合，在如何建构本土化的鉴赏学理论，以及文学思想方面，它作出了二十多年的探索。这一点已有论著加以强调，这里就不赘言了。但因本文议题的需要，这里选取一个角度，结合《名作欣赏》近几年所刊登的关于诗歌细读的赏析文字，谈一谈细读与体验之关系，也印证自己的思考，这意义应是不言自明的。
　　对诗歌进行细读，没有时间、题材等的限制。古典诗词、现代新诗、爱情诗、怀古诗都可以进行有效的细读。如张远山的《汉语的奇迹》（《名作欣赏》２００２年１、２期；下面只注明刊期），刘复生的《历史的诡计与反讽》（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王力坚的《现实与历史交织的杰作》（２００２年第１期）等便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而王毅的《细读穆旦〈诗八首〉》（１９９８年第２期）、《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文本》（２００２年第５期）则更地道，意义也更大，尤其是《细读穆旦〈诗八首〉》可以视之为一个典型个案。作为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获奖论文，此文彰显了细读的魅力，展示了文本细读可能达到的深度，这一点似乎比获奖本身更为重要。还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解读吧。首先，总的来说，作者以一万五六千字的篇幅细读并不很长的原作，毫无冗长沉闷之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作者是这样展开的：紧紧扣住“写爱情，但又远不止于爱情”的主旨，“以爱情为一本，为八诗之骨干，而以此一本，发为爱情的终极原因、过程、时间、方式、生死，种种矛盾痛苦。”可谓面面俱到，兼顾了深度与广度。其次，在细读的进行过程中，既有暗示、含混、反讽、意象、隐喻等术语的娴熟使用，又有对词语的细致推敲，如“火灾”“年龄与年代”“小小”“大理石”，在推敲中，还原了诗人当初词语选用、修饰、搭配的细微心态与过程。同时，对明写暗点的多次揭示，充分展开了诗作本身的丰富性。第三，在结构上，论文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处理：一是捕捉诗作词语的起承转合，追踪了诗思的运行方式，使组诗精致封闭的圆形结构敞亮开来；二是通过词语本身、诗节之间的对比，充分注意到全诗中若隐若现的对应特点。如其中有这样一段颇为精彩的话：“全诗呈现为精致封闭的圆型结构，相当完满自足。从开篇第一行末尾的‘火灾’走向全诗最后一行的‘平静’，以第一章中的‘哭泣’扣合最后一章的‘和哭泣’，以第一章中的‘玩弄’连结最后一章中的‘嘲弄’，穆旦精心地编织着组诗的结构。从组诗的诗思运行上看，从第一章出发，章章相连，有条不紊，构思极为谨严。不但如此，在诗思的运行过程中，从第二章开始往后每一章都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反复回扣，指归前面各章，而各章又从未离开过第一章。”细细加以体味，认真进行寻绎，细读的功夫背后，是体验的真正在场与充足、深入与有序。细读与体验一齐挤进新的轨道里欢快驰行，一切都那么流畅和谐，一切都那样有机平稳。
　　显然，细读的功夫与体验的深入，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代表性的莫过于获奖评语执笔人钱理群先生的判断，在后来的颁奖会讲话中，他又一次回味并强调了文本“细读”所带来的意义，不妨也摘录几句：“《细读穆旦〈诗八首〉》是对风行一时的脱离文本作不着边际的发挥的疏空学风的一个自觉的反拨，也是回到‘文学本体’的努力与尝试；在我看来，‘文本细读’应该是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功，是最能见其功力的。而王毅的解读，既注重《诗八首》内在结构的分析，细心地捕捉词语的起承，诗思的运行，又于诗人明写暗点之处，时作点拨，揭示了隐于爱情背后的生命宇宙的追问。这样，作者就对研究界众说纷纭的穆旦这首代表作，作出了属于自己独特而又基本自足的阐释，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者的‘发现’。”（钱理群：《关于新一代研究者的观察与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０４年第１期）这一段话，相对于细读与体验来说，可以这样解读。一、细读对于研究者面对文本来说是利器；二、独特而又基本自足的阐释，说明还是有体验的差异性，即使细读，也可以带有个人的主体感受，细读与体验本质上并不冲突，反而有更多相成之美的地方；三、此文以经典文本与经典解读的方式，回答了新的体验高度之于细读的价值。
　　由此看来，突出细读的功夫并不以贬低和拒斥体验为代价。一方面是主体内在体验世界是无序、丰富、捉摸不定的，另一方面从回忆想象中寻找出口，这出口永远敞开但有流量、速度方面的限制。解困的方法是对体验本身的重新发掘：既保持差异性、新鲜感，又整合原有的资源。细读与体验，紧紧围绕作品，或展开或收缩。所以，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不妨理解为从体验中来，到体验中去，而细读，是桥梁，更是梯子，把心灵的手臂无形中加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