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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欣赏》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传播

作者：陈祖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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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作欣赏》是一份在新时期崛起的重要的文学期刊，是中国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综合性文学鉴赏期刊。其独特之处在于对古今中外的佳作进行鉴赏和探析。这样一份出现在新时期，伴随时代的脚步一直走到今天的名刊是如何对待与它同步发展的当下性文学即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呢？它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态度”是一如既往的还是不断变化的？它的“态度”里，有何饶有意味的内涵？从它的“态度”里，可以看出它与新时期以来文学怎样的关系？等等。下面我将立足于《名作欣赏》各期的阅读，着眼于新时期以来文学的传播，考察、清理前者对后者的“态度”，及其“态度”的变与不变之处，同时企图寻绎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寻绎《名作欣赏》在传播新时期以来文学中的独特作用。
　　作为新时期崛起的文学期刊，《名作欣赏》几乎是一开始就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表现出格外的关注。在文学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一九八零年，它乘势而出，却采取较为低调的姿态。没有在显要位置发布轰轰烈烈的宣言如发刊词之类，只在封底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稿约》。在其中，它表示要“优先介绍近年来不为读者所熟知的名作”。在其欢迎的八类来稿中，第三类就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名作的评介文章”，这里的“当代”，固然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这段时间，当然也指一九七六年开始的新时期，指涉着和当下性现实密切联系的现在。从它的《稿约》中，我们不难看出一种关注当前文学，希望借此紧贴文学现实，对现实产生作用的意图。这一点，在其总第八期上一篇文章《愿如“枣花”香而有实——本刊北京座谈会侧记》中，表露得更为明显。这篇作者署名为“本刊编辑部”的文章是它的策划者和操作者在读者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对这份刊物，文章宣称，“我们不光指望岁月的更迭只在它的躯干上留下一道年轮，而且期望由于它的存在而能给岁月增添一点生意”。为落实关注当前文学的意图，它特辟一个专栏“新作拔萃”，专门发表对当前文学作品的评介文章。第一篇评介当前文学作品的文章是黄亨的《评谌容的新作〈人到中年〉》，发表在一九八零年第二期也是总第二期上。紧接着在总第三、第四期（即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二期）上发表《农村新貌的生动写照——读短篇小说〈乡场上〉》（赵国青）和《彩笔豪情谱英雄——评长篇小说〈东方〉》（张炯）。评介的三篇小说，全是当时和后来引起广泛关注的获奖作品，就在现在，也颇有影响。从中可看出评介者和编者的眼光。
　　《名作欣赏》的这一举措是要冒风险的。按照一般的理解，名作之为名作，需要广大读者的认可，需要独具慧眼的有分量的阐释，尤其需要时间的积淀。当编辑和评介者决定把还没有得到时间积淀的当前作品纳入“名作”的行列加以“欣赏”时，很可能遭到凭什么说那些刚发表不久的作品是“名作”的质疑。《名作欣赏》的编辑大概考虑到这一层，所以在最初的几期内，每期只小心翼翼地推出一篇。而且在推出以上所说的三篇文章之后，甚至沉寂下来，在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二年一年多的时间里，取消了“新作拔萃”这一栏目。这里我们看到《名作欣赏》对当下性文学的矛盾态度，即一方面表示要“优先介绍”，另一方面却有所犹豫，有所顾忌，并没有落到实处。一九八三年，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在该年第二期刊登的一次座谈会的记要上，有读者希望“赏析面要拓宽些”，“当今文苑繁花似锦，新人新作竞相怒放。对于其中的精粹之作要有勇气和胆识作实事求是的评介”。读者的这种认识事实上是和《名作欣赏》编辑的认识一致的；这样的认识无疑给了编辑“勇气和胆识”，使他们把对当前文学的关注继续下去。这样，从一九八四年开始，“新作拔萃”这一栏目几乎每期都有文章出现了；有时，一期甚至有两篇。
　　我们看到，《名作欣赏》对当下性文学的“态度”有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除了和编辑自身的办刊理念有关外，还和读者的反馈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些有代表性的读者亦即学术界的名家、大家的意见，更有可能获得编辑的尊重甚或采纳。一九八七年第一期“读者·作者·编者”栏目文章《开拓意识的萌醒——〈名作欣赏〉创刊五周年京、沪、宁座谈会随笔》（本刊记者）特别引述现当代文学研究名家谢冕和王富仁的观点。谢冕认为，“现在很多人的兴趣在当代，而当代作品自然难以定评，与其等定评，则不如努力使当代一些优秀作品的价值得以兑现或有所增值。”他的结论是，应“增强当代意识，开拓审美境界”。王富仁则直接质疑“名作”概念，认为，“由于审美观念的变化，原先的一些名作，现在已不再是名作；而原先算不上名作的，现在可能成为名作”。谢冕和王富仁对“名作”的这种理解极大地冲击了用所谓“定评”来框定名作的僵化观念，有助于解放思想，促进“开拓意识的萌醒”。正是从这一年开始，“新作拔萃”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栏目，每期一般都有两篇或两篇以上的文章。同时，在“阅读与欣赏”“作家与作品”“品书宝鉴”“名作新解”“名作求疵”等栏目中也有对新时期以来文学作品的评介和探讨。如一九八八年第一期“阅读与欣赏”栏目发表的黄伟林的《东方智慧——任洪渊诗的“第二重宇宙”猜想》，一九九五年第二期“阅读与欣赏”栏目发表的孙生民的《儿歌：寻找的哀歌——叶兆言的短篇小说〈儿歌〉赏评》,一九九八年第四期“读书俱乐部”发表的张瑞君的《含蕴深厚 勇于探索——论〈白鹿原〉的艺术创新价值》等。评介的文体类型，遍及小说、诗歌、散文；评介的范围，已从主流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写作，转向多元化的写作；评介者的眼光，已从看重作品的政治内容，转向对文学本身的关注；新时期以来文坛作家如贾平凹、史铁生、铁凝、叶兆言、苏童、李锐、昌耀、舒婷、北岛、江河、任洪渊、王寅、韩东、余秋雨、周国平等都在上面得到鉴赏和认可。可以这样说，从一九八七年到一九九九年，繁花似锦的当今文苑，已在这份刊物上得到了初步的印证。
　　一九九九年，九十年代后期以来开始的文学期刊改版潮愈演愈烈。众多文学期刊不堪市场化转型带来的经济压力而纷纷改版，以期吸引更多读者。《名作欣赏》在这一潮流的影响下，也采取了一系列改版的措施。其中最主要的一条是针对“新作拔萃”的。这就是“先拔登精萃作品，后有奖征选同题共赏的精辟析文的新做法”（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文章《迎接新世纪，我们正努力》）。这里的“新做法”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固然是有奖征选精辟的鉴赏文章，另一方面是要请读者推荐优秀作品，推荐的作品“一经选用，即付报酬”。这一“新做法”，据编者在“有奖征文”的题目下声称，“旨在更及时更充分地展示全国报刊新发表的优秀作品，并在更大范围内选拔与该作品相关的最精彩的赏析文章”。它最初推出的铁凝的《安德烈的晚上》《秀色》、邓一光的《狼行成双》、卞毓方的《煌煌上庠》等很快得到热烈的响应，针对同一文本的赏析文章联翩而来，层出不穷。“新作拔萃”这一栏目越办越热闹，先是被提到“阅读与欣赏”之前，仅后于对鉴赏进行理论探讨的“欣赏探奥”，到二零零二年时甚至放到了最前面，成为最吸引人的栏目。同时，“有奖征文”被从“新作拔萃”里独立出来，以“佳作邀赏”的新面目出现；每期一篇的“佳作邀赏”把更多的注意力吸引到当今文苑。《名作欣赏》的改版措施使它和当下性文学的联系愈益紧密，编辑也乐意强调这种联系带来的良好结果，二零零一年第一期在醒目位置报道了“新作拔萃”专栏选拔作品在各类重要评奖活动中的获奖情况。
　　它的“新做法”显然获得了成功，到二零零三年，更大的改版措施进一步推出。刊物由每年六期增加到十二期，编者在第一期的《新年致辞》里说：“在内容编排上，我们将按单月和双月各有侧重。单月号侧重于中国当前和九十年代以来的优秀作品，以展示时代文学的风采和魅力；双月号侧重于中国古代、现代和外国的名篇佳作，仍然保持原有板块的格局和特色。”可以看出，增加的六期全部是关于中国当前文学的，相当于重新办起一份中国当前文学鉴赏刊物。而且，另外的六期并非全然和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无关，如第四期就有不少篇幅讨论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和张承志的《黑骏马》，第十二期有文章讨论从维熙的《死亡游戏》及《大墙下的红玉兰》和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在侧重于当前文学的单月号中，“新作拔萃”没有取消；“佳作邀赏”也继续存在，却有较大程度的扩充。邀赏的作品已不止一篇，二零零三年第一期有三篇，第九期甚至有九篇。相应地设立“赏阅回响”——第二期以后是“佳作有约”，对邀赏的文章加以鉴赏分析。此外还有“名作回眸”“新作观止”“新潮观止”“语文讲堂”（又名“大中语文讲堂”，一九八六年起开设的重要专栏）“争鸣茶座”或“百家茶座”等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举凡毕飞宇的《玉米》《青衣》，孙惠芬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王祥夫的《上边》，王安忆的《发廊情话》，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等近年来深获好评的作品，都在这里得到赏析。一些重要文学史现象如现代新诗在这里得到反复讨论，一些重要文本在这里得到反复鉴赏，一些重要作家如贾平凹、毕飞宇、莫言和新锐批评家如汪政、晓华、张远山、洪治纲等在这里不断亮相。可以说，繁花似锦的当今文苑，在《名作欣赏》这片园地里得到了繁复的回响，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印证。
　　进入二零零五年，《名作欣赏》的改版措施仍在进行，数目由十二期增加到二十四期，分为学术版和鉴赏版分别出版发行，对当前文学的关注一直延续下来。其改版的绩效，我们将拭目以待。
　　从以上《名作欣赏》对新时期以来文学“态度”的清理中，可以看出，它对从我们身边流逝的当下性文学的关注是一直都存在着的，它自觉承担起了把当今文苑繁花似锦的景象传播出去的使命。但是，它的这种一如既往的关注态度又是变化着的，随时代环境的不同而有大小和强弱之别。八十年代前期是一种犹豫不决、若即若离的姿态。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期，是逐渐加强，继而长期稳定。从世纪之交到现在，是变化异常迅速、剧烈的一段时期，对当前文学的关注已从一个重要栏目扩展成主打内容；以鉴赏为目的，它对当前文学的关注进入多层面、多渠道的立体状态。总的来说，《名作欣赏》对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关注，经历了一个从点到面再到立体的变化过程。它的这种变化，带有文学期刊在市场化境遇中求生存、谋发展的意图，其目的是要争夺更多的读者；一种期刊运营策略在其中起了作用。关注当下是生活在当下的人们的本能的、永恒的冲动；这里潜伏着异常广阔的市场。它的举措，无疑会赢得一大批“兴趣在当代”的读者，甚至有可能创造一大批“兴趣在当代”的读者。同时，从它的运营中，我们会发现，中国当前的文学文本在被纳入到“名作”行列加以鉴赏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平台。那些在编辑的精品意识的观照下被遴选出来的作品不仅被再一次发表，而且还在一次又一次来自各种角度的理解的企图中得到“欣赏”。在这个过程中，当前文学存在和活动的空间无疑得到了拓展。现在，我有理由说，《名作欣赏》已成为中国当前文学和广大读者之间重要的黏合剂，成为传播中国当前文学重要而独特的媒介；由于这一崛起于新时期的名刊对当下性文学一如既往的关注，我还有理由说，它是传播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重要而独特的媒介。它的独特，在于它独一无二的鉴赏目的，在于它在中国林立的文学期刊中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独特，所以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