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世界的苦难与心的奴役
作者：刘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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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奴隶底心》是巴金早期的作品，写于一九三一年，发表于《小说月报》，次年收入短篇小说集《光明》。它构思精巧，视角独特，言浅而意深，与巴金的其他短篇小说迥然不同，为巴金的写作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在我看来，它事实上是巴金写得最好的几个短篇小说之一，可以说，这篇小说虽然写于巴金创作生涯的早期，却难得地显示了他思想与技巧上的某种成熟，尽管还难脱年轻的生涩与操切。
《奴隶底心》在文学表达上含混、复杂，带有反讽色彩，悬浮于现实之上而又时时映照现实，具有艺术的虚拟性与象征性。这构成了这篇小说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与蕴藉深沉的思想、意义表达。
《奴隶底心》是一篇象征之作，作品中以写实主义的笔法勾画了一幅虚拟的现实画景。小说的主人公彭和郑（“我”）有这么一段交谈：
“郑，你知道中国现在有多少奴隶？”他忽然用他那低沉的声音问我。
“大概有几百万罢。”我淡淡地回答，这个数目是否正确，我也不知道，不过前几天曾听见一个朋友说过。我对于这些问题，素来就不关心。
“几百万？实际上何止几千万！”彭的声音变得苦恼了。“而且要是把奴隶这个意义扩大些说，全中国的人至少四分之三以上都是奴隶。”
这显然不是对现代中国的真实描述，而是对它的一种隐喻。这个奴隶的国度喻示着广大中国民众的深重苦难与不自由的生存境遇，小说中几代奴隶的悲惨经历正是中国人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
小说中的彭与郑同样是两个象征性意味颇重的人物形象。他们分属两个对立的阶级，代表着两种对现实的截然不同的态度与价值观。彭是革命者的形象，出身于奴隶阶层，几代的仇恨与屈辱铸就了强烈的阶级意识和复仇意志。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着青年巴金变革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秩序的理想与信仰。彭是新一代“奴隶”中产生的英雄。小说中出现了三代奴隶的形象，第一代奴隶是彭的爷爷，任劳任怨，其可悲在于不仅奴在身，且奴在心，具有一颗真正的“奴隶的心”，不但身体失去自由，心灵也完全被奴隶主的意识形态说教所禁锢，已经从内到外丧失了追求自由的能力和冲动；第二代奴隶是彭的父亲，已经开始有所觉悟，认识到世间的不公正，具有了反抗阶级压迫和对自由的向往，但内与外的限制使他无法迈出最后的一步，他的使命似乎只是为未来的一代作牺牲，掮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只有到了彭的一代，才真正具有自觉的革命意识并能够付诸革命的实践，带着奴隶家族的血的记忆和全部黑暗的因袭，着手打碎不义的世间秩序。他真正的觉悟表现在，他所追求的决不仅仅是推翻奴隶主的统治，成为这个世界的新主人，而是要消灭这个可能造就任何主奴关系的世间的最终法则。革命的起源是阶级仇恨，在这仇恨的最后却转化为无差别的爱，对一己或家族、阶级情感的超越，升华，这种爱与恨的哲学正是彭救郑的逻辑。在小说中，当彭以仇恨的叙述语气结束血泪家族史的时候，郑感到了与自己如此切近的朋友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威胁，恐慌地大叫起来，这种恐慌也可以说是一种阶级本能。对于郑的反应，彭却苦笑着说：“郑，你怕我吗？你知道我是不会害你的。”
下面的叙述是意味深长的：
我注意地看他的脸，那张脸上并没有凶恶的样子。我记起了他曾经救过我的性命。我惊疑地问：“彭，你当初为什么要救我的命？我也是一个奴隶所有主，我也是你的仇人，你为什么不让我给汽车碾死呢？”
他苦笑着，半晌不作声，然后温和地说：“大概我还有这颗奴隶的心罢。”
我静静地望着他，很想痛哭一场。
他看见我不说话，以为我不懂他的意思，便解释道：“把自己的幸福完全抛弃，去给别人谋幸福。为了别人甘愿把自己的性命牺牲，一点也不悔恨：这就是所谓奴隶的心罢。这颗心我的祖先传给我的祖父，祖父传给父亲，父亲又传给我了。”
于此，我们才能发现巴金为小说取名《奴隶底心》的深刻内含。“奴隶的心”在彭这里已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正面含义。它不再是祖父辈们心灵中的奴性，而是一种为了理想，为了公平正义的乌托邦境界而牺牲自我的圣者的怀抱，是为了因为人性的自由意志而甘愿不自由的道德追求。
从这里，不难发现无政府主义思想对巴金的影响。无政府主义并不一般地反对阶级斗争与暴力革命，但往往把它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并且是笼罩在“爱”与“互助”的温馨色彩之中，从而不可避免地走向阶级调和，走向无差别的抽象的爱。无政府主义也带有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其社会改革方案也内在地包含对主体道德的要求与依赖。这些理论观念自然是肤浅幼稚的，缺乏深刻而宏远的历史意识，在特定的时代条件下，它甚至可能是一种有害的社会理论，在本质上无法摆脱其作为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狭隘与肤浅性。这种“政治的不正确”也是这篇小说不受重视的原因之一。但是，正如历史上所一再证明了的：一部作品的艺术成就往往并不取决于其所传达的思想性的正确与错误。文学的表达超越了思想的局限。《奴隶底心》深沉的追求理想人间秩序的高尚情怀已经是一种单纯的文学表达。
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并非单纯地赞颂这种美好情怀，事实上，巴金对这种无政府主义英雄的革命方式进行了质疑。这是小说构思的巧妙之处，真正的深刻之处。这种反思与质疑是通过郑这个人物来进行的。
小说全篇以郑的视角叙述，前半部分通过彭之口讲述彭的身世，事实上是以彭的角度袒露了青年革命者的胸襟怀抱。听完彭的叙述，小说又回到“我”的视角，小说以对话的方式不露痕迹地完成了两个视角之间的转换，呈现了两种心灵境界之间的鸿沟，并暗示了两者之间的隔膜与无法沟通，从而预示了革命者的悲剧性结局。
听完彭的讲述之后，小说写到郑受到巨大的震动。激起他对于自己阶级原罪的内心忏悔，被彭撕破的这个原以为完美的世界图景背后突然显露的阶级冲突及社会矛盾也使“我”充满恐惧：
这个声音无情地鞭打着我的心。我的眼睛突然睁开了。我的眼前出现了许多幅悲惨的图画。我清楚地知道我家里有十六个奴隶，而且我记起来我曾经有意把奴隶的数目增加到三十二。十六，三十二，这些数字不住地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我仿佛觉得我就是那个小主人，我在陷害人家的祖父，让人家的父亲代我受刑，奸污人家的母亲。我感到一种恐怖，好像有两只攫取捕获物的眼睛在我的身上转，我想我的末日到了。我不觉惊恐地叫了起来。
小说写到这里，按照一般的情节发展逻辑，此时应该走向某种戏剧性转折，即“我”的良心发现之后的幡然悔悟，从而走上聂赫留朵夫式的自新之路，事实上这不但是现代小说的一般模式，更是巴金本人钟爱的写作方法，如《海的梦》即有着和《奴隶底心》几乎相同的故事结构与人物关系设计，但作为贵族之女的“我”（里娜）受到革命者杨的影响而与家庭决裂，走上了革命道路。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写作的那几年，正是中国文坛盛行“革命的罗曼蒂克”或“革命加恋爱”式小说的时候，这类作品一个通行的写作模式即塑造戏剧性性格突变的英雄人物，他们往往是出身中上层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革命者的死等事件的震撼与影响之后，走出家庭或个人的狭小天地，成为革命者。巴金曾深受这种写作模式的影响，他的早期作品如《新生》《死去的太阳》《爱情三部曲》都带有这种“革命的罗曼蒂克”的痕迹。
在《奴隶底心》中，巴金超出了这种惯常的小说模式，也完成了对自己同类题材作品写作的超越，而且是仅有的一次超越。“我”（郑）并没有实现人生道路的转向，经过一时的心灵震荡之后，他的心又渐渐复归平静，生活也重回到旧路上，他仍然延续着这个家族代代增添奴隶数目的理想。这种情节处理的手法在巴金自己的写作生涯中是独有的一次。另外，我们知道，巴金偏爱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很多时候，叙事人和巴金都带有巴金本人的影子，如经常是一位男性作家，在生活经历上也非常相近，有时还姓李或叫黎德瑞（巴金在日本时的化名）（如《憩园》等）。可以说，巴金是一个偏爱介入文本的作家，早期甚至直接在其中发表议论与抒情，即使在那些和巴金本人身份距离比较大的叙事人身上（如《海的梦》中的里娜），巴金与叙事人之间的思想、情感距离也不大，基本上是统一的。但在《奴隶底心》中，却绝无仅有地出现了叙事人与巴金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