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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在自己世界里的“斯密达”

作者：傅金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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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过王小妮的《鸭绿江的另一边》（见《名作欣赏》２００５年第１期），我在想，假若读者是四五十岁以上的人，亲身经历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大约会有这样一种感受：人，经历过长时间的精神失常，终于从晕眩中彻底清醒过来，这之后，再去观察和审视正处于晕眩中的人们，也便越发清醒了。这其间会引发出几多怜惜，几多庆幸。王小妮有这样一种感受，而读者又何尝没有？
　　作者选取了颇有价值的题材，这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这篇散文很有看点，且内容上颇有含金量。不过这同时作者也给自己出了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题目：写什么，如何写，才可能写得既很到位，又绝不僭越，确实需要费一番脑筋的。缺乏应有的理性把握和价值向度，很可能做出有悖于文明的价值判断。今天我们有些人不是依旧怀念自己五六十年代的淑风良俗，怀念那激情燃烧的岁月，载歌载舞的场面，以及举国上下排着队列，迈着同样的步伐的姿势吗？而今为邻邦激情燃烧的场景所感动，很可能写成那位亲朝的日本人田隆司的《金日成时代的朝鲜》那类夸赞性的文字，我们当年文学的、非文学的文字就很善于这样写的。那些红极一时的《李双双小传》《海市》《秋色赋》《泰山极顶》不就属于这一类文字？以道德论者的视角，可能称颂其风尚之文明，环境之整洁以及生活之规整肃严——我的一位朋友从鸭绿江的另一边参观归来，就不停口的向我夸赞过这些。
　　当然，对于在伤痕文学阶段，就曾与同代人一起领诗风之先的王小妮来说，超越这些并不困难。
　　王小妮有自己的本钱，这本钱是这一代人所经历的生活给予的：她知道每日二三两口粮是什么滋味，也曾经历过载歌载舞以及排着队举着红旗在城市、田野行进的生活。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她亲身经历了自己民族在凤凰涅槃中清醒过来的岁月。倘若换了欧洲人或美国人，虽说不缺乏他们的观念和视角，但绝没有中国人感受亲切，原因在于他们没有干过这个，而“中国人曾经很会干这个”。因而写起来也便如同翻检自家的老家底，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经历过滑稽的、生活中不能承受的轻飘或沉重的中国人，早已获得了俯视这些生活场景的高度。这自然是国人之幸。而对于王小妮来说，其优势还在于，一般说来，她比上一代少了些重负，而比后来者又多了几分责任感与人文追求。
　　显然，王小妮是以“现代人”应有的视角，去观察和感受一切的，她看到的是禁锢下的噤若寒蝉，封闭中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关上门起年号的滑稽可笑，感受到的是令人怜悯而又欲说还休的无可奈何。鲁迅当年曾苦于唤醒熟睡的人，他们又无路可走岂不是越加苦痛；而对于王小妮而言，则并没有说三道四的权利。每个国家、民族自有选择自己道路和生存方式的权利，这似乎是不该忘却的准则。而且，无论称之为“苦难行军”也罢，“强行军”也罢，这行军尚处于“现在进行时态”，并且是在乐观，亢奋地进行着，因此价值评判上特别需要小心翼翼。否则会显得很不识时务，人家自己生活得很幸福，你充什么救世主呢？
　　更不能不看到的是，文章所涉及到的一系列问题看起来似乎简单，而从更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看，其实是一团团难以理清的乱麻。眼下这个世界，人类的智慧还不够，精神上还不是很强壮，因而神经仍十分脆弱，经受不了过分的触及。无论是情感层面上，还是理性层面上，人类都承受不了过重的课题。比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也无论在政治、历史、文化观念上，还是在种族、宗教、意识形态等方面，应该不应该有共同的可作为“通约”的底线？如果有的话，它应该在何种意义上被普遍认同？所有的“特色”都值得肯定或尊重吗？等等。显然，历史尚没有提供回答这一切的条件。好在人们发现了一种很好的策略：悬置争议，不去做当下还无力做的事情，（好在有一点是确定的，后代人将比我们聪明得多。许多今天的人耿耿于怀，而又争论不清楚的问题，在后代人，或后代人的后代人那里将不成为问题。恐怕许多矛盾只能以这种方式解决，或以这种方式不了了之罢。）已过不惑之年的王小妮，毕竟不是那位在吉林大学读书时的小布尔乔亚式的诗人了，当然对此胸中有数。她深知所有的意气用事的简单化的评判，都不免有所伤害，都不免是在实施一种暴行：手持斧头进入原生态的森林，暴力地砍斫，将一切强行装入自己的车子。这样做，不仅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允许的。
　　王小妮慨叹得有道理：“斯密达呀斯密达（朝鲜语，意思是‘是的’，表示肯定），连今天以前发生过的事情，亲眼见到的事情，我们都不可能完全清楚，何况其他？”显然，王小妮对生活是敬畏的，她知道自己把握不了眼前的存在，把握不了这个世界。因而，她知道何时应该止步，止步于该停足的地方。就像参观时不能随意走动，任意拍摄一样。
　　我想，在参观的日子里，作者心情一方面是沉重的——这似乎是人文知识分子普遍的情结；一方面又可以悠闲超脱——作者内心深处一定在为自己民族的长进，生存环境的巨变而欣慰。而在提笔为文时，一方面不乏热诚的人文追求和价值选择（否则，这类文字也就没有了价值）；但同时又须时时告诫自己，要保持好距离，掌握好分寸，不要贴得太近，切入过深。
　　我以为，明了上述一切，是写作这篇散文的前提。并且，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此文选材、立意及表述策略。
　　此文的最大的特色是抓住特点，简笔勾勒，而又写出了神韵。作者选取了几个颇耐人寻味的场面、镜头作了描绘。而“特殊的行进”作为作者精心勾勒的场景，首先被推到读者面前：
　　
　　那是他们全民特有的行进姿态和节奏，绝没有交头接耳，没有前呼后应，没有左顾右盼，没有嬉笑玩闹，每个人都是完全孤立严肃的，正是由这些单个个人的东西南北行，构成了无限庞大的一个行进集体。
　　
　　人人向上扬着几乎没有表情的，农民般褐红的脸……他们把四肢摆动得相当明显，步伐大，特别是双臂，看上去有点夸张的大幅度用力，像双桨深陷泥沼以后，急于划水求生一样……好像无论谁无论哪个方向，目的地必然是同一个，它相当远相当神圣，必须以这个走法才可能勉强接近。
　　
　　作者将这幅“行进图”浮雕般呈现在读者眼前。这走法颇耐人寻味：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前往朝圣的信徒们那长长的队列，那是日夜兼程不惜抛尸于途中的行进！显然，在今天它给人的感觉已不是豪迈雄壮，更多的是悲凉、苦涩与孤寂。甚至，这走法会让人觉得远不如猿人浩浩荡荡从大森林中走向黄河岸边，走向尼罗河边的步伐。作者对这种特殊的走法作了极为准确的把握：试想，如果可以交头接耳，前呼后应，左顾右盼，嬉笑玩闹，那岂不成了自由世界？而那显然不属于特殊的“走法”。那用力摆动的双臂“像双桨深陷泥沼以后，急于划水求生一样”，可谓蕴含丰富的神来之笔。试想，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过，又深刻反思过这种“走法”，作者很难为这种走法所触动，不会格外地注意这种“走法”，当然也难以将这幅“行进图”勾勒得如此形神俱备。
　　人造就了体制，然而体制又何尝不在造就着人，捕获着人？但有一点却不能不令作者深长思之：这样坚定豪迈的行军步伐已有五十余年了，然而却依旧填不饱肚子，大厦的吊塔竟有七年静止不动，这样的行进意义何在？
　　如果说这是一幅全景式的镜头，那么说那一位身穿粉红色裙子，朝高大的铜像走去的朝鲜女人，则是一个特写镜头。而那位用羽毛扇遮挡太阳的女售货员，当突然意识到遮挡太阳有对领袖不敬之嫌，立刻纠正的行为，便显得单纯而令人怜惜了。在这同时，作者又凭诗人的敏感捕捉到了另一些场景：他们在自以为安全的地方，正带着极大的好奇心在观察我们这些坐空调车一掠而过的外国人。玻璃窗后面经常贴着黝黑的脸，他们在张望。而广场边缘的人一律拿着一本书，但是眼睛不在书上。其心理是何等复杂。而这单纯与复杂之间又包蕴着什么，作者便留给读者去想象，去解读了。
　　“越困难越乐观的人们”，这小标题看似轻淡的一笔，内容却极有分量。生存困境愈是难以摆脱，便愈是不敢正视现实，否定自己，也便愈发借助激情在晕眩中麻醉自己。十万人连续演出六十天的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团体操，发言者“斯密达”的慨叹声，听众热泪盈眶，泥土一样的脸上，让人惊异的亢奋和自豪……这一切无不在酿造，生发着激情。当然，还须伴随着关闭电视频道，不转播三八线另一边的世界杯足球赛，对外来者一概戒备等等。显然，当某种自信蜕变为徒具自虐性质，也便愈发陷入了悲剧。可以设想，作者下笔时心情一定是十分沉重的。
　　作者是以女性诗人特有的细腻和敏感去观察，感受一切的。并且在选材、立意和表达上， “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情感是自己的，语言是自己的。朴实蕴藉的文笔，特别老到而富于表现力。比如：
　　
　　它相当远相当神圣，必须以这个走法才可能勉强接近。
　　
　　从乡间到城市，无论什么人，只要他在路上，必然以这种奇怪的姿势向前。
　　
　　当年，中国人曾经很会干这个。
　　
　　朝鲜人在朝鲜人的世界里坚定地走着，和其他完全无关。频道不同，层面不同。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没有否定，没有怀疑，只有斯密达。
　　
　　这些沉着从容，看似随意播撒，却含蕴丰富的语言，到位率是极高的，而且散发着智慧而悠远的意味，使读者不能不为作者感悟上、表述上的穿透力而啧啧称道。
　　《鸭绿江的另一边》这篇散文虽出自一位中国女诗人笔下，却标示着我们这个民族终于在精神上逐步成熟起来，强健起来，能够从容地面对和审视周围的一切，拉开一段距离去观照域外的生存状况了。这委实是民族之大幸。
　　由于历史的原因，与西方作家相比，中国人这类放眼域外，渗入世界意识的文章做得少了些。尽管不能期望这类文字会有多大的济世之用，但它至少表明，中国人今天也有了做这类文字的资格和能力了，中国作家对人类的一切也并非麻木的。当然，这类文字如何做才会既做出意义，又不越位，仍然是需要去探索的。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王小妮的《鸭绿江的另一边》是一次很好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