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底层意识的本色独白
作者：陈 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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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刘旭参照社会学的标准并在吸取了当今社会学研究人员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据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程度，试图在职业类别上，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特殊阶层——“底层”作出比较清晰的界定。他认为，“底层很少或基本不占有这三种资源，其主体构成实际上就是工人和农民，他们的主要特征就是：政治上基本无行政权力；经济上一般仅能维持生存，至多保持‘温饱’；文化上受教育的机会少，文化水平底，缺乏表达自己的能力。”①这便是处在底层的人们的一种比较真实的生存景象。
但是，综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表现内容，在多样化的炫目光晕下，遮蔽了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离的基本事实与状况：真正的底层意识的严重乏失。作如此激进的论断的出发点，并不在于指责我们的作家完全漠视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体的生存状态，相反所谓的以底层生活为描述对象的作品在数量上并不见少，而问题的关键是在表现底层时所体现出的立场、价值、情怀、趣味等内涵与真正的底层的本真状态究竟有多远的距离？
事实上，我们一方面对底层最“本色”的生存状态以及底层群体的心灵呐喊心知肚明，而在文学的反映上却保持着惊人相似的置身事外的隔膜与集体无意识。这种隔膜和集体无意识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对底层生活丰富性作单一色调的粗鄙化理解，或是形而下地刻意描写底层群体的贫穷、落后、麻木、无序的生存景观与精神世界的蒙昧状态，以表现自身与现代文明同步共脉之后的物质自足与精神优越；或是出于现代文明所引发的物欲横流、精神溃败的巨大痛楚，形而上地对底层群体身上所存留的传统美德，如勤劳、善良、真诚、平和等发出虚妄的赞美。二是漠视底层群体在日趋变化的时代正常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而一味地要求最无力忍受痛苦的底层承担社会改革的阵痛，“分享艰难”。即便是某些有过相同的苦难经历的作家所写的以反映底层艰难困顿体验的作品，也因作家的社会地位与精神状态的变化而难于如昔日一般身同心受，往昔真气淋漓的情感也因身份的变化而沦为模糊的记忆的层面，因而对苦难的反映也因情感的消退而或多或少地体现出寡淡的意味，因而我们能感受到的仅仅是一种“哀民生之多艰”的“高贵”的贵族情怀。因此，在对底层苦难状态的抒写上，许多作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的某些“公共性经验”，以及不约而同地对底层苦难“传奇性”的表达，无不以狭隘的单极化方式，将原汁状态的真实的底层生活作了简单粗暴的符号化的处理。
笔者在对《名作欣赏》二○○四年第十一期转载的夏榆的《黑暗之歌》及《失踪的生活》两篇散文的解读过程中深深地感到，在当今的散文作家中，夏榆可能是在创作心境上真正保持着清醒的“底层意识”的作家之一，有着“来自艰难的生活而获得了对自由的痛感，来自卑贱的人群而获得了对生命的悲悯”的特殊而又真挚的情怀。
夏榆曾有过底层生活的痛苦经历，他当过矿工，也有过城市流浪的生活体验，《黑暗之歌》与《失踪的生活》便是这一阶段生活的真实写照。
《黑暗之歌》表面上看写的是作家曾经历过的一段梦魇般的矿工生活，其实更多的是一个处在底层的年轻人各种思想、情感的芜杂交缠乃至灵魂高度焦灼之中的真实的心路历程。其中既有对命运安排的不公所表现出的无奈与抗争，也有对父辈生活方式的唾弃和真正属于自己的理想境界的企盼与追寻。而当所有的一切努力与挣扎均被死神无情吞噬之时，对旧有生活的逃遁便成了惟一的出路与必然的无奈选择。
作家的叙述笔触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众多真实细节的描写与细腻的心理刻画，使得整个散文文本具有了平实而又厚重的特殊意蕴。首先进入视野的是作为拥有理想的生活模式的同龄人——文工团员的生活，文工团员在阳光下的“幸福生活”也就成为折射自己在“黑暗”世界的现实生存本真状态的第一面镜子。他们“相貌俊美”，“面容欢乐表情幸福”，可以“自由歌唱纵情表演”，可以“享受阳光享受听者热情的欢呼和掌声”，因而在同龄的“我”看来“简直就是人生幸福的典范”。而真实的“我”则在文工团员的歌乐声中，“在阴暗的落满尘埃的工房换上结满汗碱坚如铠甲的工装”走入黑暗的地腹深处，在闷热、潮湿的巷道内，在煤层受到挤压扭曲的裂变声中，感受矿工生活所带来的恐惧与孤独，以至于感觉到自己已被文明彻底“遗弃”。尽管生存环境是如此的艰难，但“我”也始终未放弃自己的梦想，在地腹深处工作之余的不懈的阅读与写作、练习拳击和不愿像年老的矿工一般在“困倦中昏睡”的行为，实实在在地折射出了一个不甘于残酷命运的安排的年轻人的心志以及所能具有的独特的抗争的方式。
如果说 “文工团是划破我黑暗现实的光亮”，那么现实重压之下人格变异与灵魂扭曲的父亲的形象便构成了折射自己未来生存状态的第二面镜子。父亲曾是“昔日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老兵”，但结束军旅生涯后即完全进入了庸常生活重压之下的极端粗鄙状态。酗酒与谩骂既是父亲的日常行为方式，也是其应对无力把握的现实之后借机发泄与“抗争”的主要手段，而以自己的妻子作为主要对象以及扩展为对经过窗户的所有的人的不加选择的谩骂，甚至可以当着儿子的面强迫妻子性交的丧尽人伦的行为，无不显现着底层庸常生活的煎熬已彻底窒息并摧毁了一个老兵正常的心智的事实。这种人伦俱丧的极端个人暴虐行为，可能是底层群体生存状态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个例，而这个个例的意义则明白无误地传导出了底层群体现实生活的光怪陆离以及令常人无法想象的种种骇人听闻的事实真相。而当“我”在母亲的饮泣声中发誓不再为父亲买酒的反抗行为遭到父亲的“暴力清洗”之后，幼小的个体生命中一个永远无法忘怀的梦魇也就如影随形般纠结于心灵深处，本能的仇视与唾弃也随之应运而生。于是“我”在十八岁那年选择从家庭中的逃遁也就成为一种合理的必然。但悲哀的是，结束学业当矿工的结果，固然使“我”具有了拒绝与反抗父亲的力量，而当“我”庆贺自己获得“从内心和身体生长出来的力量时”，也只能以将自己“灌得大醉”的方式，重蹈与父亲相类似的命运泥淖。发誓要反叛父亲一样生活的“我”，惊恐地发现自己竟然难于逃脱父辈的宿命。在底层，对人间不平的抗争有时简直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迷宫中的奔突，而最终的结果竟是返回到令人不堪的荒诞起点，因而感到无限的迷茫与悲凉。
矿工生涯所直接面临的死亡阴影与生命无常则构成映照底层生存状态的第三面镜子。在此，底层群体中的每一个生命个体应对苦难的坚韧以及无常命运降临时的脆弱的两面性被彰显得淋漓尽致。最突出的是主体行为选择及心理体悟的深刻矛盾与“二律背反”，从而在巨大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了底层生存状态无可抉择的尴尬沉重以及在黑暗与沉重之中不竭抗争的意义的巨大张力。作家所描绘的三幅场景令人刻骨铭心：一是矿区街心广场上聚集的劫难余生者的群像，那些盛夏穿着棉衣棉裤，对气候已没有了感觉的肢体残缺者，“在寂寞和病痛中挨度着最后的时光”，以及当目睹母亲得知“我”去当矿工之后的最初的涟涟泪水，到后来母亲为儿子日日忧惧而逐渐变白的头发和松动的牙齿的直观的视觉感受与心理感受，无不强化了从家庭暴力中挣脱出来之后的新的生活所即将面临的命运残酷与无常，同时也正是通过这种心存恐惧、但还是义无反顾的决然的态度上凸显了对另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渴望，年轻人自立的欲望诱使其走向黑暗的坑道，并甘愿与死亡的魔影朝夕相处，这也许便是身处底层的人们无法逃脱的特殊的生存境遇。不管是街心广场那竦人的一幕直观刺激，还是身知其中利害的母亲的泪水闪烁，都无法改变所有的一切。以生命的代价与命运相抗争的方式，或许是底层最令人唏嘘不已的生存境遇，因而成为生命中几不能忍的“尖锐的生存痛感”。作家对这一景观的反复渲染，令人记忆深刻而无法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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