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个体生存困境的展现与突围
作者：翟永明 高小弘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李锐新近发表的短篇小说《颜色》与《寂静》（《上海文学》２００４年第２期）显示了与他以往小说迥然相异的个性，最明显的就是题材上的变化，《颜色》以一个民工的视角来叙述一对艺术家与民众的故事，而《寂静》则涉及到了一个民众上访的热点话题，这种对当下热点问题的关注与李锐以往对历史的热衷明显不同。但是，在深层的意蕴表达上，这两个短篇又与李锐的其他小说保持着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对人的生存困境的追问以及对生命的持久关注，这是李锐小说始终坚持和维护的价值立场，他的所有叙述皆以此为逻辑起点而展开，《颜色》与《寂静》同样也是围绕这一主题来进行艺术表现的。
《颜色》首先表现出商业社会中个体生命在物质上遭遇的困境。市场经济在带给人以竞争的自由、鼓励个体发挥创造力的同时，也使人们在极大的物质诱惑下，在物质和精神上沦入双重的异化，在一切向钱看的潮流中，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日益走入庸俗化粗鄙化，某些美好的情愫在金钱的打磨下被消损掉了。整篇小说以一个进城打工谋生的农民的视角来叙述故事，在他身上仍可辨别出吕梁山农民的影子，可以感受到他物质上的极度贫困。他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才来到都市，还未找到工作就把所带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只能白天在街上闲逛找工作，晚上住在火车站，渴了就喝候车室的自来水，饿了就买几个烧饼充饥。这种食不果腹的生活自然使人想起贫困的吕梁地区农民的生活，可以说，这是吕梁山农民的贫困在城市的延续。他的同乡小芳表面看来似乎要幸运得多，可以穿时髦的衣服、吃很多稀罕的东西、住高级住宅区，但是她这所有的物质享受都是以她个体人格与尊严的丧失为代价的，而这一代价的付出同样也是由物质的匮乏所导致的，这从另一角度揭示了物质对个体生命的挤压。
在《颜色》中，遭遇困境的不只有民工，艺术家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另外一种与人隔膜，无法进行沟通的精神性困境中。商业社会中人们对金钱的崇拜扭曲了对艺术的认识，使人彻底庸俗化、欲望化了，正如艺术家自己所预料的一样，对艺术的赤诚却被人当做赚钱的行为，吸引大众目光的也不是他们抽象的艺术表现，而是女人的妖娆，在他们旁边扔满硬币的塑料桶更是极具反讽意味。这说明在物质利益至上的都市，纯净的艺术是无法生存的，艺术家的命运也注定是悲剧性的，结尾男人的死也正是商业社会对艺术扼杀的象征性场景，但这死亡也并未被大众所理解，直至最后民工依然认为灾难是由女人晃来晃去的奶子惹出的，这就构成了对艺术家行为的一种绝妙讽刺。而艺术家不论是以“静物”，还是以“宇宙的本色”为主题进行表演，本意在揭示商业社会对人的异化，但荒诞的是他们这种纯净却被编织进了商业社会巨大的广告屏包装中，命定地又陷入了都市的异化中，这就深刻地显现出艺术家无法摆脱精神困顿的无奈与悲凉。作品中出现的颜色具有隐喻色彩，两个艺术家相互往对方身上刷的黑白两色是一种原色，非常纯净，代表着非功利的艺术，而小说中不断渲染的红色——巨型广告画上鲜红的嘴唇与男人受伤后喷涌的鲜血却分别隐喻了诱惑与死亡，而这正是商业社会双重特性的具象化表现。
如果说《颜色》主要是表现人在商业社会中物质和精神上双重的困境，那么《寂静》则表现的是在权力的合围中人所面临的困顿。说好三十年不变的合同被当官的撕毁，把山地又卖给了开发公司种香菇，几个村的农民的利益同时受到损害。见过大世面的满金代表五个村的村民，开着农用三轮车，进行了长达六年的上访，结果直到车散架了，家里的牛羊都卖了，还是没有结果。最后老伴在艰难的日子里吃了些酸了的剩菜，拉肚子拉死了。在这种打击下，满金被击垮了，他决定以自杀来抗争这个权力造就的不平等的世界。但小说并没有着重描写他如何去上访，如何遭遇上访的艰难，又是如何在六年中坚忍不拔地去面对那些为官者冰冷的面孔，只是浓墨重彩地去呈现他上吊自杀的全过程。而且整个过程又是那么平静，平静得使人在小说的开头一直以为是一个老汉在寻找着自己当年的梦，穿过密林，踏过小河，爬上山坡，一直走了二十里的山路才找到那棵老核桃树，每个细节都充满着温馨与柔和。他上吊的每一个动作也都非常从容，好像在完成一件熟得不能再熟的农活，先是不多不少抽了三支烟，然后换了一身新衣服，搬一块石头在碾盘上，取出绳子，挽套，一切似乎都经过了精心的准备，显得那么平静。但是这种从容背后隐藏着深深的无奈与绝望，我们似乎隐隐听到了人物灵魂深处的呐喊，这呐喊深深地震撼着每个人的心。
作为苦难的极致，死亡比悲哀和欢乐更有力量。在《寂寞》中，李锐超越了传统对死亡的描述，放弃了对死亡简单的真假、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而是将本文聚焦于死亡本身，关注的是生命本体的真实状态，其平淡温和的态度令人心惊，这种平和使自杀这一本来很残酷的事件竟变得亲切起来。对死亡的温和叙述反衬出生存环境的惨烈，这其中渗透着作者的同情，也显示出生命中凝重的孤独与虚无，一种无言的悲凉缓缓流溢出来。
但是，《颜色》与《寂寞》显然并没有仅仅停留于个体在“权力与金钱的合谋”下苦难生存状态的描述上，而是在对这种苦难的体察中显现出对生命意识的坚守与捍卫。因此，尽管在两部小说中作者的叙述姿态是冷静的，对事件的描述也尽量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创作主体的话语并未在作品中缺席，对生存困境拷问的焦虑使作者无法彻底消隐自己，而是在无意识中流注进自己的主观情感，这种创作主体潜在的参与使两篇小说都具有了某种批判反抗色彩。
《颜色》中的整体氛围是焦躁不安的，作品中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挣扎在一种困境中而不能自拔，尤其是艺术家难以被理解的烦躁和失望构成了一种命定的焦虑，正是在这种焦虑中却蕴涵着一种反抗，尤其是小说结束时，这种焦虑式的反抗终于被清晰地凸现，那位女艺术家的不满彻底地迸发出来：
……他们哪懂得什么叫颜色，哪懂得什么叫行为艺术，全都是流氓，全都是坏蛋，全都是畜生……
尽管这种呼号无法改变他们的生存处境，但是希求获得理解，试图获得尊重的要求清晰地传达出来了。相对于《颜色》，《寂静》中的抗争表现得更为隐晦，整篇作品给人的感觉是平静的，但是在这种平静叙述的背后是难掩的愤怒与无奈，小说中多次出现了“苍老”“疲惫”“困顿”等词语，而且满金也多次发出了“黑”与“累”的感慨：
你要是没有上访过，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个累，真累，从心里头累……你要是没有上访过，你就不知道乌鸦有多黑，你就不知道什么叫拿人不当人，你就不知道为啥人连个畜生也不如，你就不知道为啥人脸能变得比石头板子还冷还硬……
这些感慨打破了作品表面的平静从容，折射出暗含着的愤怒与不平。主人公选择自杀是一种身陷困境中的无奈，同时也是一种对所有压制生命正常生长的势力的有力控诉，因此与拐叔的自杀不同，他的死更含有一种自觉，是一种有意识的反抗，就像天边隐隐传来的雷声，又像无边的黑暗中一束微光直抵人的内心，让人对自己的生存处境蓦然惊觉，惊诧于自己的真实生存图景，从而传达出旷久的悲哀与荒凉，这可能就是李锐小说的价值所在，并且能真正打动人心的根本原因吧。
附：
颜色
□李锐
天马上就要黑了，可他不想走。
他已经坐在马路边的台阶上等了三天了，还想再等等。天气很热，被太阳晒了一天的马路像是根刚出锅的油条，把燥热的气浪和呛人的油烟味儿从路面上蒸腾起来，好像非要把那些大楼和汽车都蒸熟了。他真没有想到他们挣钱挣得这么容易。他是专门找到这儿来的，因为他在那个大屏幕上看见过这一黑一白两个人。可你就闹不明白为啥那个疯子一下子雇了一百二十个人，为啥这两个人就不雇人呢？他们干的那个活儿不就是你用刷子把我刷黑了，我用刷子把你刷白了。然后，倒过来，你再把我刷白了，我再把你刷黑了。一天刷三遍。刷完了，就在那面铁墙下边像机器人一样，走过来，走过去。这活儿谁都能干。可这些城里人就是怪气，看见把人变成鬼了就有人喜欢，就往他们的那个桶里扔钱。就像大屏幕上那个叫阿林的歌星唱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