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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关于翠翠成长的神话
作者：朱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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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是人生的母题，也是文学的母题。从哲学意义来说，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成长——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是生理层面的，指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所经历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这样一个生命生长发育的自然流程；其次是心理或精神层面的，意味着个体存在的趋向成熟，有较明确的自我意识，能协调个人意愿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在文学创作中，成长一般不是指生理层面的生长发育，而是指心理或精神层面的成熟过程。十八世纪末，歌德便把成长母题与小说创作结合起来，创作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成为“成长小说”的典范之作。此外，还有凯勒的《绿衣亨利》也是代表之作。“成长小说”在德语中表达为Ｂｉｌ-ｄｕｎｇｓｒｏｍａｎ一词，又可译为“教育小说”，是一种带有传奇色彩的文学类型，“不是以一个或几个成熟的、定型的性格为中心，通过一些特殊的、复杂的以至离奇的生活现象或传奇情节，呈现某个社会的某个时期的横断面……教育小说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为敌对状态为前提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的合作者的过程”①。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以山清水秀、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茶峒小山城为背景，叙述了美丽纯朴的湘西少女翠翠如何在“现代”文明之风的浸浴下以及爱情的折变磨难下，逐渐从半原始的自然状态成长蜕变为“成人”、“社会人”的故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篇关于“成长”的小说。在行文中，沈从文多处以“长大成人”“大了”“成长”“长大”等词，昭示翠翠走向“成人化”和“社会化”。
从《边城》的文本解读出发，翠翠的“成长”至少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社会环境的变化。翠翠出生的湘西茶峒小山城，风俗淳厚、人情质朴、重义轻利，“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即使河街吊脚楼里的妓女，也还保持着某种“生命的严肃感”。然而，这里毕竟不是原始洪荒的“世外桃源”，“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寄食者”开始落户于此。“现代”的入侵，对未经金钱、实利污染的朴质民风造成冲击。翠翠耳濡目染，“现代”的观念也悄悄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当她和傩送的爱情由于团总女儿的介入，直接呈现为“渡船”与“碾坊”的对立时，她第一次感到了金钱力量的可怕。“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乡民关于傩送是选择她还是团总女儿，是选择渡船还是碾坊的议论，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碾坊的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使她“小小心腔中充满了一种说不明的东西”。她在第八章里无所谓地唱着：“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显然是她潜意识里对金钱观念至上的反抗。这是社会大课堂在翠翠的成长路上所上的第一课。
二是祖父心事的变化。纯朴大方、热情豪爽的祖父老牛护犊，使翠翠在没有父母的呵护爱惜下，也能无忧无虑、快乐健康地成长。随着翠翠的长大，祖父开始“有点心事，心子重重的”。原因有二：一是翠翠的长大直接使他忆起翠翠母亲的悲剧，害怕翠翠重蹈覆辙；二是翠翠人已长大了，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必须要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这些有分量的心事沉沉地压在祖父的心上，也迫使翠翠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小说在第七章写道：“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不懂得翠翠心思的祖父，在面对选择大老天保还是选择二老傩送作为翠翠的终身依靠人时，提出了走车路和走马路的方式。走车路就是包办婚姻，即请媒人提亲，一切由双方家长做主；走马路是指原始的自由婚姻，以向对方唱歌的方式求爱，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大老选择走车路，遭到翠翠的拒绝后（祖父还是以尊重翠翠的意愿为主，没有再作主张），自知走马路不是傩送的对手，避走下水在茨滩出事淹坏了，酿成悲剧。整个悲剧发生的过程中，翠翠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祖父的心事变化，碍于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苦于不能亲口说出自己爱的是二老不是大老。之后，虽然“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而这一切直到祖父猝然而卒，翠翠才从杨马兵的口中得知事情的原委。不过，正是在这种与祖父的心理对抗和磨擦中，翠翠逐渐成熟起来。这是翠翠成长历程中的第二课。
三是翠翠自我的发现。天真单纯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使她“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终日与祖父、渡船、黄狗相依生活，这时她的自我处于一种蒙昧状态。换句话说，她从未意识到自我。翠翠自我意识觉醒源于她的情窦初开，两年前的端午节与二老傩送相遇，文中这样写道：“但是另外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朦胧的爱使她第一次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波伏娃曾指出：在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是以社会（男性）的需要为基点建立起所谓女性的理想范式，这就使女性将原是社会的、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因而，女性一旦觉醒，其反叛的对象不是外在的压迫力量，而是女性与自我的抗争。①翠翠在意识到自我之后，就开始了与自我的抗争。这里有两个最显著的表现：一是翠翠的自我非常喜欢傩送，但已经将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内化为内在品质的她却死死压抑住自己的情感（社会认为不能表白），不给自我以充分表现的机会，导致自己也不知为何而哭，为何“在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这样，就造成自我的释放只能借助于梦了。小说第十八章特意写到翠翠在睡梦里尽为山鸟歌声所浮着，做的梦也常是顶荒唐的梦，而她却“从这份隐秘里，便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二是面对大老天保的走车路，同样甚懂社会操作规范的翠翠不敢以言语表达自我的意见（拒绝），她身上各种所谓“好”的品质（社会强加于她的）与自我由此产生强烈的冲突，导致自我只能产生逃避的念头，“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但她马上就意识到如果真的这样做了，爷爷会拿刀杀了她?选自我的发现打破了翠翠单纯快乐的生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忧伤、烦恼与痛苦。然而，正是这样，才使翠翠真正成熟起来，开始用成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翠翠的成长与其他“成长小说”所表现的主人公成长有着极大的一致性：即成长的过程就是展示人生悖论的过程，就是呈现人生痛苦的过程，或者说，成长本身就是悖论，就是痛苦。翠翠因“现代”观念的入侵、祖父微妙心事的重压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一种烦恼而痛苦的过程。在这样痛苦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每走到艰难处，翠翠总是用“哭”来宣泄，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从而在心理上慢慢成熟起来。翠翠的第一次“哭”发生在面对大老走车路祖父又不懂得她的心思时（她爱的是二老），心乱如麻，自我想到了逃避，而现实中的她却怕祖父会拿刀杀了她，“就忽然哭起来了”。在这之前，翠翠“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饶有趣味的是，祖父在劝慰她的时候，说的是这样的话：“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选”在祖父（成人社会）看来，“哭”是一种幼稚的行为，成人世界里是不允许哭的，不管有什么事。但祖父（成人社会）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从幼稚走向成熟，进入成人世界，“哭”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大老因得不到翠翠的爱，走茨滩淹坏了，船总顺顺家把责任归到了老船夫这边，二老因此生了气，使翠翠“心中极乱”，于是第二次“哭”起来了。这一次“哭”使翠翠和祖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翠翠像知道祖父已不很疼她，但又像不明白它的真正原因。”日子变得不完满起来，而翠翠由此学懂了许多事。翠翠第三次是“大哭”，祖父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心力交瘁，阖然长逝，留下了孤独无依的她。在此之前，翠翠一直恐惧祖父会离开她，她从未去想这些事。等到祖父真的离她而去的时候，翠翠反而坚强了起来，拒绝了船总顺顺接她过家里去住的好心。杨马兵暂代祖父的位置陪伴翠翠，告知了她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使“翠翠不明白的事情，如今可全明白了”。于是，翠翠第四次“痛哭”了一个夜晚（此前在祖父丧事中的“哭”不计）。经过这一次痛哭，翠翠完全成熟起来，决定留在渡口，等待意中人的归来，虽然“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选”应该说，是“哭”将翠翠在成长困境中的痛苦化成了前行的动力，使她接受了环境教育与自我教育，走向成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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