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3期

为男欲掌控下的女性悲歌

作者：马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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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玉米》，我们好像被一双无形的手引领到了一片辽远的地带，那里朴素而原始的民风，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质向我们展开，是男人和女人，权利和欲望，爱情和绝望，尊严和毁灭。而这些人类永恒的母题却是通过一个叫玉米的女孩子得以体现。从社会学的层次分析，“玉米”象征着被物化世界渐渐舍弃的存在。这个世界正因为对最初的食物玉米的疏离，对土地的冷漠，让原本用来维生的事物正面临被清除和冷落的境地。那本是大地给人类的最根本的淳朴的精神，植物的精神。人们因为贪欲因为愚昧的报复，正让自己淳朴的本分丢失，然而他们不知道。
　　这篇看似批判现实主义的小说，是对上世纪七十年代国家农村劣根性的揭露，其实笔墨更多地是指向人心的变化和人心复杂的深处。所以，我更倾向于将这部小说看做是“精神分析小说”，揭示的是在一个男权时代，在充满男性欲望的背景下，女性作为弱势的生存。
　　因此青年评论家李敬泽评价说：“毕飞宇广博地处理了诸如历史、政治、权利、伦理、性别与性、城镇与乡村等等主题，所有这些主题如同血管在人类生活的肌肤下运作。对我们来说，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①
　　
　　１.极端性人物场域下的少女：玉米
　　
　　小说的主人公应该说有两个，玉米和她的父亲村书记王连方。两个人物几乎是同时出场的。
　　小说开篇极富戏剧性地描述了王连方儿子小八子的出生，一下子就将王连方放到了一个浪荡淫乱的处境。就是这样一个村书记，当老婆生儿子的时候他正准备和王有庆的老婆偷情。这样的小说开场不能不将人物深刻地推上前台。好像一开始就将人物的丑陋展示到读者面前，有些防不胜防，但却因为事件的突然和戏剧性，也就有了极端性的效果，人物没有面纱或者说一开始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这还不够，接着作者用戏谑化的手法告诉读者，王连方几乎睡遍了村里的媳妇。就是这个充满情欲的干部，一个整日在广播喇叭里教导村民的党员却是一个欺男霸女的人，是一个整日里找村里媳妇淫荡的家伙。
　　就是在这样一个极端化情势下，围绕着王连方的事情和人就会有着不一般的色彩。这样的一个特殊人物，不能没有故事。他必将引导着读者产生阅读的兴趣，即就是这样一个家伙，作为他的女儿的玉米是怎样的?作为这样的父亲玉米怎么看?她的命运将会怎样?村里人该怎表现?结果怎么样?
　　可以说，毕飞宇一上来就戏剧性地将一个情欲缠身的干部王连方赤裸裸地放到了读者面前，先声夺人地吊起了读者的胃口，为最重要人物玉米的出场培植了种种悬念，也让玉米的出场有了读者参与的种种假想色彩，人物也就扑朔迷离起来。
　　在描写玉米时，作者有意找了几个典型事件，而这些典型事件也是以戏剧化的方式推出造成极端深刻的印象。
　　第一件是为了掌握在家里的权利，她在饭桌上制服了一向心高气傲的三妹玉秀；在给了玉秀下马威的同时又及时地给予安抚，让玉秀对她顺服。她的表演可谓工于心计，甚至有些老谋深算的味道，简直不是她这个年龄的人应该有的性格。为了强化读者对玉米的印象，作者随即又描画了一幅抱着孩子“一家一家站”的玉米，她那样是为了一家一家地揭发，一家一家地通告，谁也别想漏网。文中这样写：“那些人家的女人肯定是和王连方上过床的。玉米站在他们家的门口，站住了，不走，一站就是好半天。其实是在替她的母亲争回脸上的光。”也就是玉米在母亲生产时的忙前忙后，让王连方注意到女儿已经长大了。他随即想到的是给她赶紧找个婆家，目的是赶紧打发她离开这个村子，“留在村里太不方便”，因为王连方已经发现女儿玉米知道了自己的奸情。
　　而人物形象的树立与极端性事件并非毫无联系。王连方在偷情时老婆生了儿子，而玉米正是在照顾母亲生产时让王连方意识到女儿长大了，同时因为玉米抱着弟弟以成熟女人挑衅的方式对待王连方的那些情妇时，王连方认识到不能将女儿再留在村子里，于是就给介绍了箍桶匠家的老三，飞行员彭国梁。至此，故事的结构就在人物的出场中水到渠成。这与通常塑造人物时，经过大量的具体情节和事件，逐步展开人物活动从而塑造人物性格的方法比较，毕飞宇的人物几乎闪电般地立起来。
　　也可以说用这样有些离奇事件树立起来的人物本身就有了悬念，成为引导读者阅读以下文字的重要原由。
　　
　　２.“乡人”视角下的戏谑人生和历史
　　
　　应用什么样的叙述视角，就会有什么样的叙述效果。既然是写乡下的事情，因此用乡人的视角来看待所看到和经历的自然会产生一种现场感和逼真性。而小说的逼真性或者说真实恰恰成为一部小说成败与否的关键。不管事件是否真实存在过，但要写的和真的一样，“艺术的真实”性问题再度成为作家必须考虑的问题。而怎样将艺术的真实用自己认为的真实逼真表达，那要看作家的叙述过程中是否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詹姆斯说得好：“没强烈性，哪里会有逼真性?没有逼真性，哪里会有能拿得出的成品。”②而这恰恰暗合于毕飞宇的叙述策略，借乡人的视角强烈真实地再现历史本身。而正因为那段历史和我们现在生活的距离感，使得看似认真的乡人叙述其实已经渗透了戏谑的成分，让叙述充满了嘲弄和幽默的气息，而历史也就在叙述中变形地得到了揭示。
　　“小伙子叫彭国梁，在名字上面就已经胜了一番，因为他是飞行员，所以他用国家的栋梁做名字并不显得假大空，反而有了名副其实的一面，顶着天，又立着地，听上去很不一般。”通过对玉米第一次听到男友的名字开始，作者故意戏谑性地对名字进行了乡人的理解，在戏谑化的解构中表达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嘲弄还有对当时人们单纯理想的幽默描画。“王连方和女会计开始了斗争，这斗争是漫长的，艰苦卓绝的，你死我活的，危机四伏的，最后却又是起死回生的”。含蓄而富有暗示性的描写令人啼笑皆非，原因是用“斗争”这样富有历史意义的词语借喻王连方的男女苟且。
　　小说尤其在描写王连方的男女之事时，可谓将这种乡人的戏谑化视角运用到了极致。在后来大段的叙述中我们常常会忍俊不禁，哈哈笑出声来，作者借用乡人口吻用庄重而认真的叙述口气表达着无耻的欺男霸女之事，让王连方一本正经地无耻到底。这不可谓不高明。其效果是不动声色地将人物的行为巧妙地融入历史，在嘲讽人物的同时将历史的反讽体现出来。著名作家格非对反讽有一段自己的见解：“反讽这一叙事方式对读者的引导实际上是一种作者与读者的秘密交流和共谋。作家总是根据其自身的气质修养，对存在的体验以及不同的作品加以选择。只有一种方式对叙事构成了损害，那就是作者未经改造的爱与恨在作品中公然露面。”③可谓经验之谈。
　　当然作者的乡人视角，不仅仅用来戏谑人物和历史，也有表现对历史依恋和怀旧的一面，让我们隔着时间仍旧能够体会到当时历史条件下男女爱情单纯和稚嫩的一面，从而更加理解了当时革命和恋爱的密不可分，明白了当政治作为执导性因素进入历史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无处不充满政治的味道和身影。比如彭国梁在写给玉米的信上称呼她为“同志”，玉米内心马上涌现出一股难言的自爱，都近乎神圣了。后来彭国梁介绍了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是保卫祖国的蓝天，专门和帝修反作斗争，玉米读到这儿已经站不稳了，幸福得近乎崩溃”。似乎有些夸张性的描写，其实正真实地反映出当时人们真实的生活。现在看来当做笑料的历史恰恰是历史的真实。而这样的真实也恰恰是作者借“玉米”的视角感觉的，可谓贴着人物在写。
　　贴着乡人的观念写也是乡人视角成功之处。比如借淳朴愚昧的乡情表达对“官”的崇拜：王连方公社里有人，县里头有人，如今天上也有人了。比如写几乎荒诞和愚昧的乡俗表达对乡人窥私欲望的揭示：彭国梁的信总是全村先看了一篇，然后才轮到她玉米。比如借柳粉香的一段独白表达着乡人最低级和简单的审美观：他到底还是王家庄最顺眼的，衣有衣样，鞋有鞋样，说出来的话一字一句都往人心里去，牙也干净，肯定是天天刷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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