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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庄《菩萨蛮》“洛阳城里春光好”新解
作者：曹丽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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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柳暗魏王堤，此时心转迷。桃花春水渌，水上鸳鸯浴。凝恨对残晖，忆君君不知。
唐末词人韦庄的这首《菩萨蛮》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关于它的创作时间及其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学界前辈俞平伯、唐圭璋、羊春秋、叶嘉莹、李谊等先生已多有精到之论。他们对这首词一致的理解是：此词作于韦庄晚年仕蜀时期，“洛阳才子”是韦庄自指，词作主要表达了词人对洛阳的怀念，并进而抒发了沉郁的故国之思、兴亡之感。然而笔者近来通过对韦庄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轨迹的详细考察，发现这首词当有另外一种解释或许更接近作者的原意，即：词作于唐昭宗天复二年(９０２)韦庄在成都浣花溪畔寻得杜甫草堂旧址并结茅而居之后的某个春天，“洛阳才子”当指杜甫，这首词是作者居其处而思其人，通过对杜甫寓蜀时期思想情感的深刻体会，并联想到自身的平生遭遇，表达了对自己一生追慕的前辈诗人的异代知音之感。现略陈愚见于后，以就教于方家。
一、“洛阳才子”指称韦庄说质疑
解释这首词的关键在于对“洛阳才子”的理解。前人所谓“洛阳才子”乃指称韦庄，依 据大略有二：其一，韦庄在黄巢之乱时曾避乱洛阳，故自称“洛阳才子”；其二，用典以自喻，“洛阳才子”本指西汉贾谊，韦庄以贾谊自喻而称“洛阳才子”。然若仔细推敲，两种说法均有可质疑之处。
首先，“洛阳才子”并非韦庄自称。韦庄在黄巢之乱时曾避乱洛阳，而为他赢得“秦妇吟秀才”之美名的长诗《秦妇吟》，确实是以“洛阳城外花如雪”的实景描绘来开篇，然而若仅据此就认为韦庄会自称“洛阳才子”，尚不足为信。
一般而言，古人自称为某地之人者，必然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的其中之一：或其人郡望在某地，或其人世居于某地，或其人曾在某地长期寓居。主张“洛阳才子”是韦庄自指的学者，或默认洛阳是韦庄的故乡，或认为韦庄曾在洛阳寄居多时。事实上，韦庄与洛阳之间并不具备上述三种条件中的任何一种。
韦氏郡望在京兆杜陵(见《新唐书》卷七四)，韦庄幼年曾在杜陵与长安两地居住(见韦庄《三用韵》《舝杜旧居二首》和《洪州送西明寺省上人游福建》《途次逢李氏兄弟感旧》)，韦庄后来流落异乡时，其作品中屡屡昭示，他心目中的故乡是长安杜陵，如“家寄杜陵归不得”(《中渡晚眺》)、“杜陵归客正徘徊”(《漳江作》)、“却到樊川访旧游，夕阳衰草杜陵秋”(《过樊川旧居》)、“声声林上鸟，唤我北归秦”(《遣兴》)等。越到晚年，韦庄的天涯沦落之感，思念长安之心就越是凄凉，迫切。美好的春日令他想到：“年年春日异乡悲，杜曲黄莺可得知”(《江外思乡》)；春鸟的啼鸣也能把他的思绪带回故乡：“云晴春鸟满江村，还似长安旧日闻”(《闻春鸟》)；庭前种菊则源于这样一种心情：“为忆长安烂漫开，我今移尔满庭栽”(《庭前菊》)，甚至，身居西蜀高位，他的梦想也是与心爱的人一起“携手入长安”(《浣溪沙》“夜夜相思更漏残”)。在这种一以贯之的心灵语境下，韦庄不可能把洛阳当作自己的故乡自称“洛阳才子”。
由于身处唐末乱世，韦庄一生颠沛流离，到过很多地方，相对于虢州、江南等地来说，他避乱洛阳的时间并不长。据黄永年先生考证，韦庄于中和元年(８８１)八月自虢州东行入黄河经孟津到洛阳，目的是要从洛阳上船，走汴宋路到江南去投奔镇海军节度使周宝。后因发生战乱而导致汴路受阻，才不得不在洛阳停留，直到中和二年(８８２)年底离开，留居洛阳的时间将近一年半。就是在停留洛阳期间，韦庄也没有心安于此，还是四方奔走试图去江南，中和二年(８８２)的一次远游就占去了他从“三春半”到“七月初”的一大段时间。①韦庄在洛阳所作诗篇中，“客”的意识很强烈，如“魏王堤畔草如烟，有客伤时独扣舷。……家寄杜陵归不得，一回回首一潸然”(《中渡晚眺》)、“席上客知蓬岛路，座中寒有柏台霜”(《和集贤侯学士分司丁侍御秋日雨霁之作》)、“无人说得中兴事，独倚斜晖忆仲宣”(《洛北村居》)，这至少反映了韦庄当时不愿久居洛阳，只是将其作为一个途中驿站的心态，以后韦庄的其他作品中也不见有怀念洛阳的片言只语，他应当不会在晚年的词作中突兀地称自己是洛阳的才子。
至于有的研究者认为韦庄在洛阳创作了名诗《秦妇吟》，赢得了“秦妇吟秀才”的美名就可自称为“洛阳才子”，这种说法也是有欠深思的。据《秦妇吟》诗首句“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可知此诗最早作于中和三年(８８３)三月，而据前引黄永年先生的考证，韦庄早在中和二年(８８２)底就已离开洛阳，三年春已到达润州。《秦妇吟》作为进谒周宝之作，或作于南行途中，或作于润州，绝不可能作于洛阳，而其流传并赢得声誉则更是以后的事情，故“秦妇吟秀才”和“洛阳才子”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其次，“洛阳才子”也非韦庄借贾谊以自喻。西汉时的贾谊曾被称为“洛阳才子”，如潘岳《西征赋》有“贾生洛阳之才子”之说，李白《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亦有“洛阳才子谪湘川”之言，然若据此即以为韦庄在此词中是以贾谊自喻而称“洛阳才子”，似亦不足以令人信服。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十八岁称才子，二十余岁因才压汉廷群卿而遭人嫉恨，被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在孝文帝前进谗言，贬长沙王太傅；三年后，被召回京，任梁怀王太傅，卒时年仅三十三岁。《汉书·贾谊传赞》也称贾谊“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可见贾谊只是一位年少而暂时不得志的才子，他并没有终老他乡。唐代诗人与贾谊这一历史人物在特定的境遇、心情下很容易产生心灵共鸣，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及贾谊，但这种共鸣大都仅仅产生于怀才不遇、远游思家这两种心境之下。遍检《全唐诗》，并没有一首借咏贾谊来抒发光阴易逝、年华老大之慨的，相反，贾谊在唐诗中总是以年少的形象出现而被称为“贾生”，如“贾生十八称才子”(李端《襄阳曲》)、“贾生年最少，儒行汉庭闻”(刘长卿《淮上送梁二，恩命追赋上都》)、“贾生年尚少”(张祜《酬武蕴之，乙丑之岁始见华发，余自悲，遂成继和》)、“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李商隐《安定城楼》)等。可见，唐代诗人绝少借咏贾谊这一少年形象来发嗟老之叹。具体到这首《菩萨蛮》，若“洛阳才子”是指贾谊，则显然与下半句的“他乡老”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联。
二、“洛阳才子”当指称杜甫
“洛阳才子”既非韦庄自指，又非词人借西汉贾谊以自喻，那么，其所指究系何人?笔者认为，种种迹象表明，此处的“洛阳才子”乃指杜甫。
首先，洛阳是杜甫终生念念不忘的故乡。《旧唐书·杜甫传》载：“(杜甫)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杜甫出生于巩县，因其母早亡，幼年即寄居于洛阳姑母家中，他的人生旅途是从洛阳开始的。洛阳附近伊阙县的陆浑山上，还有杜氏祖业陆浑庄，杜甫曾一度有在此定居的打算，尽管此愿望没有实现，杜甫一生为食为仕奔波南北，但洛阳一直是他乡心所系。杜诗中随处可见其回忆、怀念洛阳的作品，尤其是乾元二年(７５９)年近半百的杜甫避乱到达成都之后，对尚在战乱中的故乡更是魂牵梦萦，诗篇中交织着思乡、忧时与叹老的复杂情绪。如：《恨别》之“洛城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野老》之“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天边行》之“天边老人归来得，日暮东临大江哭。……九度附书向洛阳，十年骨肉无消息”，《至后》之“远在剑南思洛阳”等等。广德元年(７６２)，远在梓州的杜甫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消息，从狂喜中清醒过来的第一个心愿就是“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足见杜甫对故土洛阳是如何地一往情深。一百多年后，当另一位同样回乡无望的年迈诗人韦庄置身于成都杜甫草堂旧址的时候，他对这种深情当有其不同寻常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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