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2期
对孙绍振先生批评的回应
作者：郭成杰
更多经典：点此访问——应天故事汇
仔细读完孙老师的《再谈“还原”分析方法》，尤其是对拙作《仅仅面对作品》(《名作欣赏》2003年第10期)的批评，我非常感动。感动于孙老师治学严谨，感动于孙老师的批评和指教的诚恳有益。
孙老师的这篇文章使我对徐志摩的认识有两点受益。其一是徐志摩的忧愁是甜蜜的；其二，他的回味是单独的、默默的。拙文虽然说到了徐志摩的忧愁源于对林徽因恋爱的失败，但是没有像孙老师那样点明忧愁源于失败的结局，甜蜜源于恋爱的美好。我虽然也知道徐志摩在爱情上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却没有能够如孙老师一样明确指出徐志摩的忧愁是“甜蜜的忧愁”，而《再别康桥》则是对这种“甜蜜的忧愁”的“单独”的回味。这些确实是我的文章应该说明而没有说明的问题。
除感激之外，有一些问题想向孙老师请教。
孙老师认为“徐志摩的这首诗，写得很优雅，很潇洒，在他的精神世界里，没有一点世俗的失落之感，更不要说痛苦了”(名作欣赏 2004年第8期9页)。我认为这种认识太绝对化了。徐志摩确实与众不同，尤其是他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爱情观。他能够容忍婚后的陆小曼和另一个男人不清不白，他能够和嫁给梁思成的老情人林徽因“婚姻不成友情在”，这确实是他的浪漫主义爱情观的见证。但是，能够做到理性地对待爱情并不表明他在感情上也能够如此超脱。所以，孙老师在文章中也会出现“不难阐释‘轻轻’‘悄悄’，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人偷偷地来重温旧梦”——不知道孙老师想没有想过，徐志摩为什么要偷偷地重温旧梦?这种重温正说明徐志摩对林徽因无法释怀。我想这里应该会“有一点世俗失落之感”。人之常情，思而不得，必然要转化为一种愁绪。在徐志摩，这种愁绪为理想主义的爱情观抑制，在理性的散文中表现为潇洒是自然的，但在感性的诗歌中就会有不自觉或朦胧的表现。这正是《再别康桥》内在的感染力，也正是孙老师所说的为诗歌表层所遮蔽的矛盾统一：一方面是潇洒地走开，即表现为爱情的理想主义；另一方面是无尽的留恋，所以才要“单独”地回味。诗歌最后的“不带走”也体现了这种矛盾统一：说“不带走”必然要以．“想带走”或者“应该带走”为前提——“想带走”或者“应该带走”是潜意识，“不能带走”是意识，“不带走”是最后的选择。我想只有这样理解，《再别康桥》作为一个整体才是圆通的。徐志摩在《再别康桥》中所表现的感情才是人的感情，而不是纯粹的满足于一个理性概念的“没有世俗的失落之感”(《名作欣赏》2004年第8期9页)的完美躯壳。
想和孙老师商榷的第二个内容是欣赏是否一定要说明用了什么理论。孙老师是大学知名教授，对自己的文学欣赏要求必有理论的高度是显然的，也是应该的。对我而言，虽然只是一名高中教师，但是向《名作欣赏》投稿，自然也应该有一定的理论。但是，文学欣赏是分层次的。大学里的标准用到中学不会完全合适。要求中学生都有理论地欣赏显然过于霸道。这种“惟我独尊”的专家心态我想和游记散文作家嘲笑游客看风景的霸权心态一样无理，和美学权威站在美术馆门前验看美学专业证书一样可笑，只不过孙老师站在专家的立场上不大容易想到罢了。
想向孙老师解释的一个问题是《仅仅面对作品》的理论问题。虽然我为自己没有攻读较高学历，没有掌握充足的理论而后悔不已，但是我还是尽我所能地阅读了一些哲学和美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也想有意识地打通各学科的界限。在《名作欣赏》二OO三年第二期上发表的《人生是多么变幻莫测啊》的副题即是“试用微扰论分析《项链》”。该文所用“微扰论”出自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二OO一年兰月版的《宇宙的琴弦》第278－248页。属于天文物理研究方面常用的方法论。《仅仅面对作品》一文也贯彻了这一方法，这从标题上也可以看出。在行文中我也一直在将文本主义(有人称它为形式主义批评)的理论贯彻下去，试图仅仅从文本自身探求文章的意义。而且在这种探求中我也有意识地运用了“复杂性范式”理论，将阅读分析为三重意义即“文本的意义”“作者的意义”“读者的意义”(这个理论源于二OO四年新世纪出版的《百家讲坛·第一辑》之吴彤的《超越简单与还原：复杂式范式的兴起》)。另外在《仅仅面对作品》一文中我还想努力体现禅宗理论，把禅宗的“觉悟”当做文学欣赏的一种方法，在有些文章里，我称之为“直觉的方法”。当然，这里引用的理论之杂，我不得不说明一下，这些理论的共同点是可以帮助我排除阅读干扰，为我所追求的阅读标准服务，这个标准就是“裸眼读书”——尽量少带主观感情色彩阅读文本，以避免影响对文本的理解。这种观点并不特别，我个人感觉类似于孙老师所说的“还原”。
关于文学欣赏理论稀少的问题，我和孙老师有同感。不过我更关注于阅读理论而不是欣赏理论。我觉得大众的阅读几乎都是在毫无辨别的情况下进行的，从而使阅读在不知不觉间受制于自己的经历、感情、习惯等主观因素。而专家的阅读又往往因为对某种理论的爱好导致阅读或者欣赏成为对该种理论的阐释和验证，从而受制于该理论。这都会使阅读严重地脱离文本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读者的自言自语。为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我们有必要提倡一种纯净的阅读。在这里，不妨借用一下上文提到的吴彤老师的理论。吴老师在《超越简单与还原：复杂式范式的兴起》里提出阅读有三重意义：文本的意义、作者的意义、读者的意义。这个理论至少可以使我们有一种警惕：我们阅读得到的只是读者的意义罢了，它和作者的意义有差别，和文本的意义同样有差距。这种理论还可以直接地给我们一个提示：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必须追求靠近作者的意义或者文本的意义，休闲式的阅读者可以以得到“自己的意义”为满足。这个理论还提示我们，不同的文本这三方面的意义的差别也是大小有异的。杂文的差别我想会小一些，散文的可能就会大一些，而诗歌可能是最大的。这些有益的提示有可能给我们指出一条建构一种阅读理论的道路，即建立一套“文本解读方法论”。从而成为一名孙老师所说的有出息的评论家。这是我的一个梦想，然而我深切地感到知识储备的严重不足。并希望在这一方面能够得到孙老师的帮助。
这个理论还可以回答孙老师批评我的文章“过度阐释”(《名作欣赏》2004年第8期第 6页)的问题。因为阅读总是要求主观感情的参与，诗歌尤其是，读者的情感参与质量影响有时甚至决定阅读的质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读者只能得到“读者的意义”。如此，假若在诗歌阅读欣赏中一味地批评阅读欣赏的主观性，等于将阅读置于死地。当然，诗歌阅读欣赏的客观性和主观感情怎么才能矛盾统一、甚至是不是需要统一，这都是阅读欣赏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却不是几句肆意强加的独断话语可以说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