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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生晓梦迷蝴蝶”

作者：魏家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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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台湾作家蔡逸君的短篇小说《蓝色的马》(《名作欣赏》2003年第11期)，很自然地就联想到了李商隐无题诗《锦瑟》里的那个传诵千古的名联：“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主人公森在一次荒诞的旅行中，不但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人和事，最后甚至也迷失了自己。在准备结束这场荒诞旅行的时候，他连自己是谁，要到哪里去，哪里是自己的家，都已经闹不明白了，这不正像是庄子化为蝴蝶抑或是蝴蝶化为庄子那个古怪问题一样地怪诞与荒谬吗?
　　《庄子·齐物论》里讲的就是这么一个奇怪的故事：“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原来有一次，庄周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那可是欣然自得地在飞舞着的一只蝴蝶啊，它感到是那么的愉快欢畅和称心如意，都已经不知道自己原本是庄周了。可突然间又醒悟过来，在惊惶不定之间方才明白，自己不就是庄周吗?可终究也闹不明白，是庄周在梦中变成了蝴蝶呢，还是蝴蝶梦见自己变成了庄周呢?
　　这个名叫森的主人公在一天里的经历，就像庄子与蝴蝶的互化一样，连他自己也陷入了茫然的自问和痛苦的思索——他到底是谁呢?这样就形成了这个短篇小说艺术表现上最重要的特征：叙述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小说里所写的森的这些离奇古怪的经历，统统都看成是确有其事，看作是对他的生活经验的真实的记录。你看，森坐在通勤车的车厢里，居然“看见一匹蓝色的马在月台上漫步”，而他周围的乘客，此刻不是闭目养神，便是一脸茫然地看着窗外，谁也没有看到这种离奇的事，否则他们怎么会如此镇静呢?而且，即使有马，又怎么会是天蓝色的呢?显然，这只是森此刻眼前的一个错觉，一个心造的幻影。然而，森在这一天的行程，乃至他的生活秩序却全被这匹根本不存在的蓝色的马打乱了。所以，我们只能说，从他看到蓝色的马那一刻开始，此后一系列的奇怪遭遇，其实就是他在这一天里的精神梦游。
　　在通勤车上为他垫付了车费的那个“穿着蓝色丝绸短裙的女子”，成了他这一天里为之失魂落魄的中心人物，也是与他难分难解的梦想中的“伊人”。事情的缘起只不过是，森在车厢里打瞌睡的时候，一下子就把脸贴到了人家穿的衣服上，那感觉是“温柔细致，软绵绵的”，以至于引起了人家的反感，那女子便很快地拿着黑色的皮包挡在自己的小腹上，“森的脸碰触到冰凉的皮面，赶紧缩直了上身”，同时也产生了羞愧之感。于是眼前那女子穿着的裙子的“蓝色”，就一直成为他在这一天里心目中挥之不去，又让他神魂颠倒的“情结”。此后，他的眼睛就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个素昧平生的女子。当她下了车以后，森看着那女子的背影在剪票口排队时，便毫无来由地看见了“一匹蓝色的马在月台上漫步，穿过他们两人之间”，荒诞不经的一天的经历便由此开始了。
　　我们宁可作这样的理解，森此后所经历的荒诞遭遇，都不过是他围绕着这个女子所展开的不羁的浪漫想象。而造成这种心理状态的原因就是，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坐着通勤车上下班，上了车就只能百无聊赖地打发着时间，看完了日报就不知道做什么，连车窗外一掠而过的风景也已经引不起他的一丝兴趣，“这条铁路旁的景色他至少看过一千次，别说哪个路段有几棵树几根烟囱，就是车上的乘客该在哪站下车，他都熟悉不过”，如此周而复始的乏味的生活，怎么能不萌生出一些足以让他心旌摇荡的幻梦般的想象?更何况，他已经厌倦了那种枯燥无味的生活方式，“他得准时进出款项，他得赶赴大小约会”，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像那匹蓝色的马那样，悠游自在地在月台上漫步，“漫踏轻松的步伐踩碎现实”。于是，一种叛逆似的顽皮想象在他的心里油然而生。他从车上跳了下来，落脚在一个他从来也没有理由停靠的站台上。可是，他旋即又发现，搭载他来到此地的列车已经缓缓离去，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实在是太无足轻重了——“多了一个或者少了一个他根本就不会有人关心，火车还是依照正常的节拍前进”。于是他迅即便想再回到原来的生活轨道上去，恢复到没有见到那匹蓝色的马之前的生活状态中去。然而，就在这一刻，奇迹发生了。
　　先是他看到了那个穿着蓝色丝绸短裙的女子持着票走进了站台，走入了地下道，一会儿便从地下道走了上来；接着，他发现自己的公事包遗落在了刚才的列车上了，他既没钱补票，又无法证明自己的包丢失了，竟然是那位穿蓝色丝绸裙子的女子掏钱为他补了票。再后来发生的事便越来越荒唐了。那女子下车的时候，森居然也情不自禁地跟随她下了车，“把那个假人模特儿般的自己留在孤独的列车上，让列车静静地载着他驶向远方终点站”。这不是让自己变成了一个游魂般的另外一个自我了吗?
　　而更为离奇的是，森居然跟在那女子的身后，走出了站台，尾随着她穿越小镇的街巷，然后在一处公寓的大门口停了下来，那女子开门，森也就跟了进去。此后，他们便开始了一场令人费解的对话。那女子把森当作了她过去的恋人，而森却竭力否认自己与她有过交往。我们当然不会相信那女子和森真的是一对劳燕分飞的情侣，因为在那女子说出自己过去男友名字的时候，很快也就发现，森并不是那个男人。森把自己的这一荒谬行为归结为是那匹蓝色的马扰乱了他的心绪，那女子也表示难以置信：“虽然很难相信你说的，但我还是被你的谎言所吸引，你差点也骗过了列车长!”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作家都希望人们相信，“每一个人在心灵上都是一个诗人”，“他创造出一个他十分严肃地对待的幻想的世界——也就是说，他对这个幻想的世界怀着极大的热情——同时又把它同现实严格地区分开来。”¹“当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再不做游戏时，在他工作了几十年后，以相当严肃的态度面对现实生活之时，有一天他可能会发现他自己处于再次消除了戏剧与现实之间的差别的精神状态之中。……靠这种方法，他可以抛弃生活强加在他身上的过分沉重的负担。”²对森来说，他这一天所经历的一切，就都可以看作是他的一场白日梦。他异想天开地想摆脱世俗生活中纠缠着他的那些令人烦恼、厌倦的生活轨迹，他需要驰骋自己的浪漫想象，希望在自己的身上也会有什么奇迹发生。所以，他坐在通勤车的车厢里看到有一匹蓝色的马在月台上漫步，我们也就只能理解为是出于他对车厢里偶遇的那个穿蓝色丝绸裙子的女子的想 象。此后他的一系列的离奇的遭遇，当然也就是由此而生的了。那女子把他当成了自己过去的恋人，并且向他发出了一连串的疑问：“你怎么找到我的?”“我想你可能忘记我的名字了吧!”“我已经结婚了，你没来参加我的婚礼，我知道你一定很不能谅解，不过这样也好，反正我已经离婚了”……这些美丽而又足以令森既难堪、又难免心荡神怡的错觉，让森沉浸在自己编织起来的爱情的幻梦中。当那女子缓慢陌生地说出了一个男子的名字时，竟然一说出口就发现眼前的这个森不是那个男人，“一点都不像，根本不是他，而且更无助的是她无法想起他的脸”，一场温馨而浪漫的误会也就在这一瞬间冰释了。但是，更为离奇的是，当森到列车的终点站去寻找自己遗失的皮包时，那只看上去极像自己遗失了的皮包，里面证件上的名字竟然就是那个穿蓝色短裙的女子嘴里说出来的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名字”。森的生活就这样被打乱了，他在这一天的遭遇，就像白居易在那首著名的词里所写的：“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这样的错觉与幻梦，是他在枯燥乏味的生活里为自己找寻到的一点情感的安慰和乐趣，也是来自心灵深处的一丝生命的玄想和空乏的慰藉。
　　而尤为意味深长的是，在小说的结尾，当森乘上了最后一班返回的列车想回去时，他已经无法确定自己这是要去哪儿，“车票的地名他听都不曾听说过”，在他失魂落魄地上了车以后，他漫无目的地在一长列车厢里彷徨，掉了一只皮鞋也没发觉，甚至连他自己是谁都已经无法确认，“他一直以为的自己是别人。究竟是谁?他不是我，那么他是谁?我不是森，那么我是谁?正要去哪里，是回家吗?家在哪里?”在这一天荒诞的旅行中，他把自己也丢失了。可是，还有更为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列车突然间出了故障，“列车的电子系统紊乱继而失效，车门开了又关关了又开最后停止不动，车厢上的灯火也随之熄灭”，于是列车瘫痪在一片黑暗的轨道上。在警车来调查事故原因的时候，列车长惊魂未定，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他的错觉：“我看见一匹蓝色的马在铁道上漫步!”又是一个异想天开的人，一桩离奇古怪的事。看来这世界上怀有那种梦幻般的感觉，希冀在平淡的生活中能有某种奇迹出现的人还真是不少，人们都希望让平淡的生活多一些意外的冲击，让生活的色彩更加丰富，让自己枯燥乏味的生活能增加一些企盼。如果没有真正的奇迹在自己的身边发生，那就让自己在梦幻般的感觉中，去获得一点对缤纷色彩的憧憬了。
　　《蓝色的马》所描绘的一切，正表现出了现代人生存的虚无感，我们在平淡中企盼某种奇遇，在熟悉中寻找陌生，然而却又难免在追求中陷入迷茫。于是我们总是陷身于两难的境地，逃脱不了那种生存的幻灭感。我们总是认为，在我们的身边，随时都会有“蓝色的马”出现，它引领着我们去追求那些梦幻般美丽的事物或情景，在短暂的追求中借以释放郁闷的心情，并获得些许的快慰和情绪的寄托。
　　对习惯于阅读那种传统小说的读者来说，《蓝色的马》里面所写的一切都是荒谬的，围绕着森一天的经历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信、不可解、不可能的。而我们恰恰应该看到，蔡逸君是借艺术的虚幻，对真实的生活片断进行了艺术的重组，在看似非理性、非认知、非逻辑的形象系统中，融入了冷峻的理性思考，构筑起了一个现实与梦幻交织的艺术世界。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着它们自身的可信之处，可是，当作家把这些细节组合成了一个完整的形象体系，构筑成为一个想象的艺术境界的时候，又显示出了鲜明的虚幻色彩。
　　我们可以把蔡逸君的这种艺术的感悟，理解为他把卡夫卡式的抽象符号和博尔赫斯式的迷宫叙事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以中国式的艺术感悟，写出了有别于西方艺术中常见的幻灭感的另外一种生存之道。这其中有着中国人的浪漫想象和乐观主义：虽然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重复着那些枯燥乏味的琐屑生活，以至于钝化了我们对生活的感悟，磨灭了我们积极进取的意志，但我们万万不可丧失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哪怕仅仅是一种幻梦，也足以能够消解掉我们面对现实时所产生的苦涩的疲惫，给我们那如同阴霾般的心灵世界，照进一缕灿烂的阳光。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小说家并不奢谈他的思想。小说家是一位发现者，他一边搜寻，一边努力揭开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并不为自己的声音所迷惑，而是为自己追逐的形式迷惑，只有符合他的梦幻要求的形式才属于他的作品。”³蔡逸君正是要在自己所追逐的这种虚拟的梦幻般的形式中，表达他对人生的苦闷与企盼的一种隐秘的、不为人知的感受、体验和欲望。
　　他把这些隐秘的、不为人知的感受、体验和欲望，借助于现代派的小说表现技巧，在真实与虚拟、现实与梦幻、感受与想象这些互相不兼容的小说叙述要素之间，寻找到了一个扑朔迷离的契合点，那就是一匹子虚乌有的“蓝色的马”，由这匹根本不可能存在的马作引线，牵动了森这一天里的奇特经历。这就如同庄子找到了一只蝴蝶作为自己梦幻的替身一样，森也是在那匹“蓝色的马”身上找到了自己白日梦的导游。
　　蓝色本身就是梦幻般的色彩，在这篇小说里，蓝色也变成了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一个中心意象，连接起了森的幻梦一样的奇遇。从列车上站在他面前的穿蓝色短裙的女子，到月台上只有他一个人看到那匹蓝色的马，再到游乐场里被烧焦了的旋转木马，直到小说结尾列车长也看到一匹蓝色的马，“蓝色”也就成了小说里人们心中的梦幻意象，由虚拟而进入现实，成为这篇小说超现实主义的表征。这也就是我在前面所说的“卡夫卡式的抽象符号”。卡夫卡经常使用一些抽象的艺术符号，如城堡、洞穴、甲壳虫之类，他借这些艺术符号，寄寓了他对荒谬现实的一种感受与理解，在具体的实在的现实感受的基础上，作抽象化的艺术升华，构筑起了另外一种似是而非、似有若无、亦真亦假、亦实亦幻——的现实。在这样一个半虚拟的境界中，显示出来的不是客观存在的真实，而是人物内心世界主观的真实，是对人物内心情绪的图像化的虚拟的描绘。借助于这种具象化的描绘，隐藏在人物内心世界深处的虚幻的构想，也就能够被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了。
　　此外，值得注意的便是小说里所采用的“博尔赫斯式的迷宫叙事”。博尔赫斯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的大师，他的小说以迷宫式的叙事为人所瞩目，其代表作《交叉小径的花园》，就能够最典型地表现出他把幻想隐匿在小说的真实叙事之中。博尔赫斯曾引用科勒律治说过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小说中奇幻叙事的理解：“如果有人梦中曾去过天堂，并且得到一枝花作为曾到过天堂的见证。而当他醒来时，发现这枝花就在他的手中……那么，将会是什么情景?”⁴“科勒律治之花”——把梦幻与现实紧紧地交织在了一起，就成为博尔赫斯小说美学的一条重要的定律。蔡逸君似乎也在用博尔赫斯式的迷宫叙事，把他笔下的人物森引入了一个梦幻与现实交织着的迷宫，他跟在那个穿蓝色短裙女子的身后，尾随着她穿越小镇的街巷，就“奇妙地感觉到这个地方他仿佛相当熟悉”，然而这显然又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一辈子也没到过此地；那个女子好像对他十分熟悉，可他绝对不是与她相恋过的男人；在车站寻找他丢失的公事包的时候，他明明看到墙壁上挂着的正是自己的公事包，连他为了调整长度在包的皮带上所钻的洞眼都清晰可辨，可是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包上就已经沾染了许多灰尘。更为离奇的是，从包里拿出来的正是自己用的小皮夹，而小皮夹里的证件上却又是别人的名字，那个名字就曾经由穿蓝色短裙的女子口中告诉过自己。这一切，都不但让森莫名其妙，就是读者也会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只能说，我们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本身就充满着令人厌烦的荒谬，我们常常为不能被别人理解而伤透了脑筋，我们需要向别人不厌其烦地一再表白、申述和辩解，而且常常又都是无济于事，徒然增加许多无谓的烦恼。小说里的那个名叫森的男子，就是我们的影子，我们在他的那一系列离奇的遭遇中，便能够看到我们自己面对现实的尴尬和无奈。
　　让我们还是回到庄子，庄子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感叹说：“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蔡逸君是不是会感叹，我们能否成为超越他所构筑起的荒谬世界，对我们自身的生存境遇产生更多的感悟呢?
　　
　　1、2、《作家与白日梦》，引自《弗洛伊德论美文选》，知识出版社1987年出版，第30页，第29页。
　　3、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三联书店1992年出版，第144～145页。
　　4、博尔赫斯：《作家们的作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