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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两性关怀于男性神话的多重拆解之中

作者：何希凡　杜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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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来的短篇小说《亮了一下》(《名作欣赏》2003年第7期)直逼当下的一些男人和女人们黯淡无光的现实生存境遇，把曾为新旧道德都难以容忍的婚外性爱关系艺术化地演绎成为当今男男女女无奈的生命突围与自救。面对这种似乎放逐了人的精神关怀，只停留在欲望化层面的文学书写，在已经发表的有关评论中，批评家大都能正视新世纪的生存现实和文学现实，对这篇小说给予了更多的宽容和理解，有的文章还在更为开阔的社会文化视野中对这篇小说作了令人信服的文学史定位。然而，人们似乎还较少关注到戴来小说创作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即“迄今为止她的小说的主人公，几乎都是男性，而她又总能写出这些不同年龄的男主人公们的无奈而尴尬的生存情状”¹。我们认为，一个女性作家不写女性体验是很难的，而当她完全超越了自己的性别体验去用心体察另一个性别世界的时候，就必然蕴涵着她的一种超越常人的艺术企图：“我不太爱写女性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来说，我对女性的了解和体会都要多一些，因此留有的想象空间也就小一些，而男性的生活、男性的视角，对我来说多少有点挑战性吧，给我留的想象空间也更多一些。”²看来，戴来不愿意轻车熟路地在艺术的坦途上徜徉游弋，她一直在寻求富有“挑战性”的东西，挑战性愈强，诱惑力也就越大，人们常说“无限风光在险峰” ，也许戴来正是因为有了要在男性世界作艺术探险的强大心理冲动，她在男性这个具有更多“想象空间”的世界里才会获得较之一般女性作家，甚至较之男性作家更具男性本质属性的、惊人的艺术发现。所以，关注和探索戴来在这篇小说中的男性发现就为我们在面对众多已有的精彩赏评时还要再来解读和言说提供了必要和可能。
　　《亮了一下》一共写了四个男人：已至中年而并不安分的洛杨、小美出差在外的男友、洛杨的小师弟叶子荣以及那个出租车司机。洛杨无疑是戴来着力打造的主人公，其余三个男人都在洛杨的生命活动中起着互补互映的作用，他们共同凸现着作家对男性世界的冷峻逼视和深刻发现。
　　打开作品，我们看到的主人公洛杨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在人到中年的生命巅峰状态更具生命魅力的男子，而是一个已经开始走下坡路的男人，“鬓角处发现了几根白头发，再凑近，眼角的鱼尾纹更清晰了一些”。韶华易逝，青春难再，“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从古至今，从中到外，从天子到平民，从圣人到百姓，没有谁能拗过这残酷的命运定格，也没有谁能改变这强大的宇宙意志!但人的心理总是具有对现实命运的极大超越性，“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此身虽老，心犹不甘。戴来将人类对不断流逝的时光的残酷性和难以把握的无奈感这些具有生命哲学意味的共性体验还原为小说人物琐屑的个人经验。洛杨面对永恒时间对有限个体生命的压迫以及枯燥乏味的“老三篇”似的生活的侵蚀和磨砺，他只能感到绝望和压抑，但绝望往往令人产生期待，压抑往往导致反抗，洛杨随后一天的经历正好是对他不断在虚幻中产生期待又不断尝试用主体意志对抗残酷时间和庸常现实的演绎。然而，当人们的反抗并没有导向预期的结果时，其反抗的行为就往往表现为冒险。当洛杨在获得了决心反抗令人衰老的时间这个心理动力之后，他在接下来一天中的一系列反抗行为也同时具有了心理历险的性质，他将会遭遇时间的防御战，他也不得不时时面对现实的“直观无情的对比”。洛杨首先从折磨身体的举动开始了自己的反抗，他“咬着牙又做了两个俯卧撑”，到公司的高楼上班也“没有乘电梯，而是从安全通道的楼梯慢慢往上爬”。然而这种反抗从一开始就不那么顺利。当他喘着气碰见了自己的小师弟叶子荣时，就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许多年前的自己，有热情，有梦想，走路的时候腰挺得直直的，目光清澈，所以整个人看上去是有朝气和光泽的，而且以为只要努力和争取，这个世界都可以是自己的”。而眼下的洛杨正与自己往日的风采形成了太大的对比，我们不难想象这种回忆的惨痛是如何给了他的抵抗以沉重的一击。但仅仅这一点精神上的片刻阻抑，还不足以让洛杨强大的反抗冲动偃旗息鼓，小说还要推动他的抗争行为向着更高处发展。洛杨很快找回了确证自己主体能力的策略与途径，他想起了情人小美那年轻光洁的身体，“她让他觉得自己还有活力、激情和爱的能力”，所以他才在极为复杂的心态下来到情人小美的住处，他一反平日把小美的感受放在第一位的常态，竟然两次置小美正在与出差在外的男友通电话于不顾，而粗暴地与小美发生性关系，而且他还“禁不住想也许她一直就在等待着这样一次意外，这样的强度是她愿意和喜欢尝试的”。此时此刻，洛杨的心理似乎也就在这种自满自足的超常行为中获得了高峰体验，当他完成了一天中最剧烈的两次运动后，当他“看见自己小腹的赘肉随着运动节奏颤抖着，而他下面小美的身体却处处显示着青春和活力”时，我们大概也有理由认为洛杨终于完成了他的探险使命。然而，戴来却不愿意让洛杨仅仅凭借这种专属男人的方式从精神层面上获得对时间的胜利，她曾说：“那个刚才还在大街上行色匆匆的家伙，在下一分钟里就在我的笔下一命呜呼了，因为我觉得他活得太累而且窝囊，于是发给他一个在我看来比赖活着要容易许多的下场：去死吧。”³戴来显得有些残酷，她把这种残酷在《亮了一下》这篇小说中置换成另一种残酷：你的反抗失败了。我们认为，这与其说是作家的残酷，毋宁说是命运的残酷!当洛杨两次做爱后“更加真切地感觉腰部一阵阵发酸，好像他的肾被掏空了似的”，此时，他已经在物质层面输掉了；当他偶然回到家里意外地听到他向来认为像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的老婆尚云正在打电话安排偷情，以及他再次找到小美，却被告之“其实你并不能满足我，和你做爱我并没有你以为的高潮”的时候，洛杨又在精神层面输掉了。总之，洛杨对他那以加速度低落下去的心情的自救在经历了“虚幻的反抗期待——体验高潮——被捉弄和被彻底否定”的心路历程后，惟余下尴尬和无奈。于是他“清楚地知道，这是他熟悉的生活，也是他没有力量改变的生活，不出意外的话，他还将这样过下去”。奋力一搏终至于失败，潮张潮落又终归于平淡，这就是戴来给她笔下的男性主人公安排的一个她认为是更好的结局，她把一个“真正绝望却又不允许让这种绝望情绪滋生蔓延的又压抑又无奈又尴尬的”⁴男性定格在两性生命的互照与互抗之中，也定格在对男性生命优势具有惯性观照的读者面前，让我们的心理定势在陌生化的阻抑中蓦然回首，从而获得对男性生命本质的深刻顿悟。
　　中国几千年男权中心的文化话语霸权不仅异常粗暴严厉地区分了两性生命的强弱优劣，而且其巨大的历史惯性在现代社会的有力延伸，致使男女平等的时代诉求和女性主义的全球性反弹至今不敌岿然不动的男权优势，中国男性身上仍然释放着现代神话的强光，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仍然有不少令女性生命黯然失色的两性对比话语充盈于耳畔，什么“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豆腐渣”，什么“三十岁的男人是精品，四十岁的男人是极品”……诸如此类的男性神话无非是要强调男性生命较之女性的雄强阳刚，历久而不疲弱，然而，戴来却在她的小说中异常冷峻地剥开了罩在男性身上的种种华衮，也异常客观真实地对男性生命的本质状态进行了令人叹服的艺术还原：首先，他们和女人一样，也有红颜易逝之叹和人老珠黄之感。面对流逝的时间和热情渐毁的现实，女人自然难逃命运的残酷，而男人在残酷的命运面前又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可言?!当洛杨面对小美“年轻光洁的身体是那么的美好而充满生机”，因而自惭形秽，但同时又认为自己是“真实而有能力把握的”，这岂不是自欺欺人吗?面对残酷的现实境遇，要么通过精神超越而走向崇高，要么就只有通过自我欺骗，即主观地否定现实从而也就最终否定了自我。然而，洛杨的所谓超越又是什么呢?小说让我们异常真切地看到洛杨对时光令人老这个无情现实的全部反抗不过就是通过性的冒险完成一次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的性别征服。当我们认为“利比多”是人的各种精神生活的原动力时，这里的“人”在男性话语霸权里不言自明地更多地是指称男性。男权社会的男性正是通过“利比多”的话语形式确证自己的主体地位，而反映到文学审美上的男性的阳刚、男性的硬汉精神、男性的社会责任感无不与男性通过性获得主体支配感有着心理结构上的同构关系。这就是男性的性心理史，也正好构成了解释洛杨和小美的两次性爱历险经历的心理范式。洛杨通过最简单的直接的甚至是主观和武断的两性关系，仿佛确证了自我生命的强度和力度，确证了主体的自由意志，也仿佛通过占有小美的身体而打败了与他作对的时间。然而，在现代社会的生存语境下，一旦女性不再是以从属的迎合男性的姿态而是以主体身份出现时，男性就失去了可以确证自身的参照。也许人类可以部分地支配外宇宙，可是男人们却再难支配另一个性别世界的精神律动。当堂·吉诃德拿着长矛冲向旋转的风车，他呼号战斗的结果究竟是打败了那个隐藏很深的敌人抑或只是证明了自我的失败呢?可见，性别神话不过是谎言，以一种男性性征服的方式来实现对生命的突围只能是虚妄。戴来就是这样以男性自身的生命反弹和性别征服的种种败象和惨状有力地拆解了男性的性别神话，完成了她在对男性生命本质状态的深刻窥视中的第一个重要发现。
　　然而，男性对自身生命优势的精神体验不仅来自他自以为的长盛不衰的雄强阳刚，而且还来自他们以身体优势为基础的居高临下的道德心理优势。洛杨初识小美时，“她让洛杨感到好奇。注意她久了，洛杨心里升腾起了一种惜香怜玉的感情。她看起来不快乐。他想让她快乐”。洛杨的这种心理波动很容易被解读为男性对女性生命情态的深刻体察和性别尊重，但当洛杨带着暴力倾向将小美扔到床上后，他的性别征服行为对刚刚升起的道德情感就成了实质上的自我否定：“原先那种惜香怜玉的感情不见了，说不见就不见了，对此刻的洛杨来说，眼前的小美就是一个女人，年轻、生动。”男性在道德上的优越感往往是建立在男性作为施动者而女性作为被动者的身份体认之上的。他们认为女性是匮乏的，她们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离不开男性的施予，可见男性的温情脉脉正是这种视女性为弱者的偏见的体现，怜香惜玉只不过是男性道德心理优势的证明，一旦这种优势感受到动摇和威胁，它所暴露的就是暴力和强权的本质。这正如种族歧视中的白人将黑人逼到擦皮鞋的地位然后又贬斥他们天生就是擦鞋者一样(这是一个常被女性主义者引用的一个例证)，男性将女性塑造为天生弱者然后再将自己并不平等的同情和呵护标举成为自己的美德，同时他们也就以此为基础使自己高居于伦理道德的维护者和社会责任的承担者的神圣地位。建立在偏见之上的道德注定是不公平的，由男性建立的两性道德的不彻底性常常表现为作为道德制定者的男性的主体地位凌驾于道德条律之上，因而作为执行双方的具有主体优势的男性和只具从属性的女性之间的义务不平等的巨大矛盾就实际上否定了这种道德的合理性。戴来无疑深刻地洞悉了这种两性道德中蕴涵着的性别偏见，她也更为敏锐地发现拥有特权的男性作为道德制定者，他们也会感到道德是对自身的束缚。比如洛杨在和情人小美有了几次婚外性关系后，他如果用与一个女人(情人小美)的“不忠”的关系来否定与另一个女人(妻子尚云)的“忠贞”关系而又不否定自身行为的合理性，那么他实际上就陷入了悖论与荒谬。因此他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放弃约束自己的道德律令，同时也就放弃了自身在两性道德中的主体地位。那么，他又如何补偿随即而来的道德优越感的丧失呢?洛杨的道德策略是“期待尚云也去找个情人”。男性试图以女性的道德犯戒来寻求自我行为的合理化解释，这时他就既放弃了对自我的道德约束，也放弃了对社会道德义务的必要承担。所以，随着洛杨们“固守已久的观念轰然倒塌”，倒掉的是他们自命为道德承担者的虚伪，留下的也不是对两性关系的真诚维护。小说就这样在戴来带着挑剔的艺术眼光中烛照出男性在女性面前极不平等的温情脉脉中蕴涵着的强权与暴力的本质，从而完成了对男性道德神话的有效拆解。
　　如果说戴来以上的两重发现和两重拆解更多的是有赖于主人公洛杨这个男性个体的生命突围和道德自赏的本质性还原来实现的，那么，戴来似乎还并没有为自己这两重发现和两重拆解感到志得意满，她还要以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通过两性个体生命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确证自己的发现和拆解，她要通过更为深入的艺术探险引导读者更多地看到男性世界的本真状态，并在种种令人怵目惊心的男性发现中引起精神上的强度震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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