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9期
向短篇小说致敬
作者：李敬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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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小说，它与印数无关，与版税无关，与声名和利益无关，它不能满足写作者的欲望和虚荣。
短篇小说这种文体保存着至关重要的价值和理想：它节俭，它反对铺张浪费大吃大喝；它的根本尺度是密度和质量，它摒弃数量和体积；当时间被想象为欢欣鼓舞奔腾向前时，它要让时间慢下来、停下来，直到某个瞬间、某个片断纤毫无遗地呈露其复杂的质地和结构。
二○○三年的潮水退去，人们正在沙滩上搜寻搁浅的鲸鱼或〗鲨鱼，他们筛选和保存大事，但此时，我将回忆那些“小事”，它们是小的、弱的、被湮没的，但它们“在”那里，如同被我遗失的私人物品——
在一月，一只“全球化”的足球飞临山村，激起喧哗的喜剧。李洱的《斯蒂芬又来了》分析“普遍真理”和“具体实际”之间的复杂经验，短篇小说的思想力量由咫尺而致千里。
“大卫来了”，朱文颖在《消失的东方快车》中使用了类似的句式，顺着作家们的细小和声，我辨认出一种基本的生活景象：我们兴奋地等待着“天外来客”，全球化体验如同魔术一般袭扰我们的生活，“奇迹”经常发生的，但这种奇迹依赖于我们对自身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幻觉。
同样在一月，李冯发表了他的一组短篇：《一千万和青岛海滨》《拉萨的阳光和老冯》《拯救逍遥老太婆》。我认为，文学界没能充分理解这三篇小说的意义，或者说，这组小说的复杂性、它们对现代生存的凶猛追问超出了我们贫乏、狭窄的理解疆域。时至今日，与空虚的欲望苦战的老冯和疯狂地沉溺于“意义”的老太婆仍然披头散发、狰厉突兀地逼视着我，他们极端地、毫不妥协地表达着我们的精神境遇。
但是，最终我选择了《一千万和青岛海滨》，这里多少有一点私人兴趣：我喜欢青岛那个城市，在李冯的描述中，它显得阴郁、遥远……
二月是阴郁、狂乱的夜晚，在粲然的《战线的夜晚》中，真正使我惊异的是夜色下都市的街道和楼群——一个人寻觅奔忙，这里有一种怪异的地图学趣味，好像她拿着一张错误百出的地图，徒劳地征战。
三月是人性的奇观：瘸腿的老人正在山坡上飞跑，像一只受伤的大鸟，像我们无法安顿、平衡的怜悯、诚实和善良(铁凝：《逃跑》)；在叶弥的《猛虎》中，我看到令人惊骇的仇恨，在余华的《朋友》中，我看到友谊，无论友谊还是仇恨，这两个作者都回到了人的深奥的生物学基础：我总有一种感觉，《朋友》中相互争斗又相互舔舐的男人们如同森林中的两头兽。
在《戒指花》中，广大的冷漠和热闹覆盖了微小而真实的痛苦，我不太喜欢这小说中雕琢的诗化因素，但格非确实敏锐地揭开了丰盛的信息生活中的根本悖谬；而在王手的《西门之死》中，今日的西门先生模仿着已被遗忘的西门大官人，这种模仿因为无意识、因为不认真而显得滑稽，真正的绝望和放肆变成了卑琐的蝇营狗苟，罪人西门根本不知自己冒犯了什么。
而在远方无边的群山之间，素朴的灵魂在红尘滚滚中得到了平静和安详，石舒清的《疙瘩山》和王手的《西门之死》在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上探索生命之终极。
五月，酒席宴上，游子神伤，仅仅因为同乡断定他的乡音已被普通话暗自篡改，荆永鸣的《口音》从声音的角度表现了急剧的社会流动中的身份疑难。而在一间洗印店，两个阴暗、软弱的“神灵”正通过影像求证人的拯救和自欺，在戴来的《茄子》中，影像和声音是两个对称的元素，人能看见什么、人能说出和听见什么成为一个本质性问题。
我们什么也看不清，什么也不能说出，但是，在某个时刻，莫名的恐惧笼罩着我们：在公路边的小酒店，一个司机和一个乡村小姐对峙，在他们之间横亘着生硬而残酷的死亡(苏童：《垂杨柳》)。
于是，七月里，在发廊，一声断喝惊破了现象绵密、温暖的质地(王安忆：《发廊情话》)；在八月，“看客”们以无限的冷和无限的热使死亡变成盛大的狂欢(张万新：《别杀人》)；一条九月的蛇冷眼看着这不知畏惧的人世(刘庆邦：《害怕了吧》)；而十一月，孙子终于把一口痰吐到了奶奶身上(卢金地：《斗地主》)……
——都是“小说”，是“纯属虚构”的小事，但是我认为，它们比“非典”或伊拉克战争更为真实、更为重要。在二○○三年，短篇小说的作者们证明，他们有能力在微小的尺度上透彻地表达我们的生存，他们是孤身夜行的狙击手，无依无傍，在茫茫黑暗中寻找目标，一击即中，混沌翻腾的复杂经验在一瞬间获得了简明精确的形式。
在这个意义上，短篇小说是中国文学的“先锋”，相对于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甚至诗，它具有更为执著的难度意识。以各种各样的托辞，中国文学的各种文类都在极力降低和取消难度，任凭经验的洪流在我们眼前无遮无拦地漫溢，而在短篇小说中，那些最好的写作者坚定地保持着艺术自尊，艺术的全部乐趣、光荣和无用，就在于艺术比生活更纯粹、更本质，比生活更有形式感和想像力——
在艾伟的《小卖店》中，一个欢场女子和一个良家妇女结成了紧张的友谊，这是两种价值观的辩驳，是左手与右手的缠斗。在这场斗争中，我们震惊地发现，原来没有裁判者，没有至高的、决断的声音，在表面的区分和秩序之下，我们内心的语言变乱混杂。
这种变乱和混杂在《我与王小菊》中化为一种自我疏离的物质化的语调：不在此也不在彼，不在身体也不在精神，绝对不是真话，也绝对不是假话，这种言说方式构成了和《小卖店》一样的微型“巴别塔”，它就在我们的内部，在我们的经验、思想和语言之中，醒目地呈现着我们漫无边际的飘荡和孤独。
——这就是“难度”，看清无以言喻的事物，然后把它说出。在二○○三年，年轻的小说家们以尚未磨蚀的激情、尚未昏花的眼睛和尚未松懈的技艺经受了“难度”的考验。如果让我选出这一年的小说新人，我将首先从短篇小说中寻找，他们是粲然、王小菊；是写出了《曲别针》和《草莓冰山》的张楚。
在《曲别针》里，一个男人在城市的雪夜中游荡，他既是商人又是艺术家，既是丈夫又是嫖客，既是慈爱的父亲又是残暴的凶手，他高贵而卑下，他在四分五裂的内在崩溃中挣扎。
这是复杂的，难以言喻，它带着血肉和呼吸扑向我们，让我们意识到在光滑而薄弱的表面下我们的内心生活多么不堪追问；这样的复杂由一个最简单的出发点获致，那就是毫不苟且地接近本质，张楚决不会告诉你爱是没有的、仁慈是没有的、欲望是没有的、罪是没有的，他坚定地认为这一切都在，它们不是来自外面，它们就在我们的内部，来自人之为人这个坚硬的事实。我们已经不习惯如此直接地面对这个事实，我们制造大批廉价的伪意义和伪价值去偷换它或覆盖它，但张楚决心坚守在这里，从这里向生活提出自己的议程，展开他的观察、认识和想象。
而这也是魏微在《大老郑的女人》和《化妆》中所坚持的议程。这两篇小说均在二三年的最佳短篇之列，我从中选出了《化妆》——贫困、成功、金钱、欲望、爱情，一个短篇竟将所有这些主题浓缩为繁复、尖锐的戏剧，它是如此窄，又是如此宽、如此丰富。
短篇小说所隐含的价值观、它的艺术理想在魏微、张楚这里得到了全力以赴的张扬。而在二三年，严歌苓自觉地证明了短篇小说的独有力量，她写出了《穗子的故事》，这是经过整体规划的短篇小说集，其中的每个短篇各自独立又相互联系，最终形成了关于“文革”记忆、关于成长的复杂交响。她可以把它写成长篇，或者索性宣布它就是长篇，但她几乎是炫耀地确认，这是一部短篇小说集。
我喜欢这个构想和这个姿态，这种构想在西方文学中屡见不鲜，而在中国文学中少有应者，严歌苓的试验不仅表现出训练有素的文体意志，也是向伟大的短篇小说传统致敬，向一种认识世界和表达世界的独特方式致敬。
——从《穗子的故事》中，我选出了《角儿朱依锦》：在千里冰封的历史深处，一双童真的眼睛见证生命的大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