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8期

女权主义．另类生活．青春赞歌

作者：张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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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个复杂多变的作家，在长达五十多年写作生涯中，她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心理小说、到“新小说”、再到现实主义的几番变化，《情人》正是出现在她从“新小说”向传统现实主义后退的八十年代，因此，《情人》一问世，在很多读者眼里，它就被认为是一部通俗的现实主义小说，甚至是一部具有写实特点的个人传记。
　　但是，事实上《情人》并非一部普通的现实主义小说，更不是作者凡俗的传记；将《情人》作如是读，无疑大大贬损了这部作品。玛格丽特·杜拉斯是一个探索精神很强的作家，这是一个视创作为生命，一直试图将生命融人创作中的作家，她的写作活动大都是从女性的角度对人生问题和人类生存困境的思考：性、爱情、背叛、迫害、贫穷和死亡等等。《情人》也许写到了作者早年的经历和少女时代的体验，但是这只是她思考人生问题的基础和起点；《情人》的特点也许正在于它是将作者的经历、体验和虚构相混合，通过建构一个“拟真”的世界，探讨人类的欲望、失望、热情、悲伤和梦想，显示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丰厚的主题内涵。
　　
　　一、解构男权：女性视野中的两性关系
　　
　　杜拉斯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坛上较早具有女权主义意识的作家之一，其作品中明确的女权主义倾向一方面来自她特异、卓绝的个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还是受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女权理论的影响；在这种世界性的女权主义风潮中，杜拉斯找到了作为女性的那种自信、自足与自我意识；在拒绝了男性中心主义以后，她放弃了在男权的阴影下书写自己历史的方式，开始充满自信地将女性的生活、经历、她们的身体、她们以往被压抑在茫茫黑暗中的性别体验呈露在文本中；男人和以男权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社会则被放置在背景上，成了女性生活的衬托。《情人》中的女性意识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设定和表现出来的。
　　在传统的男权话语中，女性一直扮演着“他者”和“被看者”的角色，在性关系中她们是处在“从属者”和“对象”的位置上，而杜拉斯则扭转了女性的这种被指定的角色位置。
　　在《情人》中，叙事人在开篇不久就讨论了“我”，一个十五岁女孩，女性意识的萌醒，而这个意识恰恰是在“被看”，即在成年男性的目光的注视下出现的：“在殖民地，人们总是盯着白种女人看，甚至十二岁的白人小女孩也看。近三年来，白种男人在马路上也总是看我。”“的确，别人总是盯着我看。我么，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美不美的问题，是另一回事，是的，比如说，是性的问题。”
　　这儿非常有趣的是，“我”在“被看”中萌发了女性意识，但这并不等于“我”就在“被看”中，认定了一种“从属性”的角色地位；实际上，作者是从“我”的角度来讨论这一层关系，“我”在“被看”中，“看”到了自己与男性的差异，从而导致了女性意识的觉醒。“我”是这个过程中的主体，而男性在这个关系中却成了某种“镜相”和“映照物”，那些成年男性的“目光”，只是促使“我”出现某种“认同”和“觉醒”的条件与诱因。
　　在这个作品中，女性角色地位的转变更突出地表现在“我”与那个中国“情人”的关系中。如上所述，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中，女性在两性关系中，通常是处在被动和从属的地位上；她们仅仅能在“对象”的角色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而杜拉斯正是在这个两性关系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上实现了某种倒置，杜拉斯在作品中试图让人们确信：女性在两性关系中，也能处于主动者和施予者的地位!
　　从表面上看，《情人》中那个白人女孩在与其中国情人的性关系中几乎不可能成为强者和施予者。因为，非常明显，两性关系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性”问题，它同时也是男、女双方在社会地位、财富、种族背景，包括相貌、智慧和能力上的较量。在作品中，作者给双方设置的条件是这样的：女孩出自一个只有母亲的单亲家庭，那位母亲因为轻信和耽于幻想，用自己的全部存款购买了太平洋边上的一块土地，而他们很快就发现这实际上是一块废地，每年海水倒灌，不可能有任何收获；再加上女孩的大哥吸食鸦片，嫖赌挥霍又无所事事，家中几乎一贫如洗了。他们实际上已经是生活在法属印度支那社会底层的穷白人。而那个“中国情人”，则是一个华侨富商的独生子，其父拥有大量的房地产，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巨富。“情人”初次露面，他乘坐的黑色利穆新轿车，他西装革履的打扮就是他社会地位的最好写照。如果将二人的地位抽象为这样一些因素如：男／女、白人／有色人种、富裕／贫穷，特别是将二人的年龄考虑进去(“中国情人”当时二十五岁，女孩只有十五岁)，那么强势一方似乎应当是偏向于“中国情人”。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的地位又不是全部都能由某种“身份”标出的，“身份”也是变量，同样的“身份”之下，还有一个内涵的不同。在白人女孩与“中国情人”之间，杜拉斯强调、改变了两个东西：其一是在白人／有色人种、男／女、富裕／贫穷三组关系中，她突出了第一组关系，即突出强化了他们的种族差异，让“中国情人”因为自己是“有色人种”感到深深的自卑；她让这种差异压抑与淡化了第二和第三组关系。其二，在个人素质方面，作者打破了读者以人物年龄、性别为报据对人物能力的猜想，在这儿又实现了某种倒置。那位白人女孩虽然只有十五岁，但老练、成熟、意志坚强并颇有主见；而“中国情人”虽是成年男性，但他主要是个寄生者，是靠父亲养活的人，胆小、怯懦、意志薄弱。作者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确定了他们两人的关系。
　　非常明显，杜拉斯在《情人》中，一直都在着力突出“中国情人”弱势与“从属者”的地位。在那次著名的、在湄公河渡船上的见面中，“中国情人”是以“胆怯者”的面目出现的，以后他也一直保持了这个形象：“可以看得出来，他是胆怯的。开头他的脸上没有笑容。”“他的手直打颤。这里有种族的差异，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种差异，所以他直打颤。”后来，只是白人女孩没有赶他“走开”，“他的畏惧之心有所减轻”。这个时候的“中国情人”被形容为非常荣幸：“他对她说，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这样，就是说在最初的见面中，他们的关系已经定格：一个卑躬屈膝的求爱者和一个心怀优越感、好奇而又态度高傲的女孩。以后“中国情人”总是和这样一些谓词“畏惧”“颤抖”和“哭泣”联系在一起；而女孩作为一个正在“看”的人，读者会处处感到她居高临下的目光。
　　在世界女权主义运动出现之前，女性的主体意识被遮蔽最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她们在两性关系中，总是被描述为受动者，她们是羞涩的、被动的，典型的淑女总是被描述为无欲的人，她们仅仅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欲望，是“推拒”不成，才“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在《情人》中，那个十五岁的白人女孩却改变了这种关系，她石破天惊地喊出了“我想”“我要”这样的话，在十分微妙的两性关系中，她将自己置于“要”和索取者位置上，而让“中国情人”成为受动者。
　　在小说中，作者多方面地表述了白人女孩和“中国情人”在角色地位上的这种转变。“从一开始，她就知道这里面总有着什么……也就是说，他已经落到她的掌握之中。所以，如果机遇相同，不是他，换一个人，他的命运同样也要落在她的手中。”白人女孩第一次到“中国情人”的公寓，她不是被迫的，而是“欲念这时无疑已在”。以后，女孩多次用“要”明白无误地表达她的欲念和需要。
　　在中外文学史上，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女性的身体、容貌、神态得到了多方面、最充分的展现，而男性之美与之相比则少得多，特别是在女性的视角之下，把男性当作被看者的描写总是少而又少。而又是在《情人》中，那个敢作敢为的白人女孩则让她的“中国情人”成了在女性视野之下的被看者。“他的皮肤透出丝绸的气息，带柞丝绸的果香味，黄金的气味。他是诱人的。我把我对他的这种欲望告诉他。”他的“肌肤有一种五色缤纷的温馨。肉体。那身体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或许他有病初愈，正在调养中，他没有唇髭，缺乏阳刚之气”。这种眼光正是过去男人用来看女人的。
　　杜拉斯是最早用创作呼应世界女权主义运动的作家，而《情人》则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作，其开创与示范作用无论如何都是不能小觑的!
　　
　　二、挑战世俗：对另类生活的赞美
　　
　　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人的生命本能与道德律令之间的斗争；史前时期，人类从动物进化而来，动物本能占据上风，作为个体的人基本就按照快乐原则行事。其后因为群居与社会化的需要，人类开始建立道德原则，以求在个人的要求和他人利益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当然这种平衡又总是相对的。封建社会时期，世界各文明民族都存在一个过分推崇道德信条而刻意贬损、压抑人生命本能的情况。中世纪的欧洲那种用宗教伦理压制人欲的情况和中国封建社会“存天理，灭人欲”以及对妇女“三纲五常”的要求就是最典型的体现。
　　在二十世纪之前，西方文学中虽然有作家不断向压制人欲的伦理道德发难，但是那种特立独行，置旧道德于不顾，大胆张扬、宣泄个人欲望的情况毕竟还不是非常普遍。只是到了二十世纪，主要是受现代哲学思潮的影响，西方作家才比较多地站在人的生命本能的立场上，向压制人欲的旧道德频频发起挑战。而杜拉斯应当是其中非常激进、甚至是相当偏执的一个。
　　杜拉斯十八岁之前一直生活在法属印度支那，其中很长时间是生活在偏远的农村，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她有可能远离主流文化，在朴野、自然的生活中，保持一种近乎本能的道德观。当然，再加上性格的原因，她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另类的生活、另类的道德观、价值观，最终也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另类的文学。
　　《情人》正像杜拉斯其他小说一样，它给读者最深的一个印象就是对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蔑视、唾弃，甚至是践踏。小说的主人公，那位白人女孩很少用话语挑战传统——杜拉斯或许认为用语言挑战社会秩序是多余和不必要的——这个人物的特殊是在于她轻而易举地就将社会的道德之网撕开一面，在道德的空白处过一种我行我素的生活。小说中的“我”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身体”亵渎了看上去不可一世的社会道德。
　　小说中的白人女孩对自己超越道德行为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作品中隐约提到了一个看上去也是行为不轨的夫人，女孩曾将自己与那位夫人归为一类，她用第三者的口吻说：“这位夫人和这个戴平顶帽的少女都以同样的差异同当地的人划分开。这两个人同样都在望着沿河的长街，她们是同一类人。她们两个人都是被隔离出来的，孤立的。是两位孤立失群的后妃。她们的不幸失宠，咎由自取。她们两人都因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而身败名裂。她们的肉体经受情人爱抚，让他们的口唇吻过，也曾委身于如她们所说可以为之一死的极欢大乐，这无比的欢乐也就是耻辱，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在这段话中，白人女孩并没有将社会道德放在自己的反面愤怒地予以抨击，但是她也清楚地表达了一种态度，就是：蔑视、不在乎；另外还有一层意思是：为了女人的那份快乐，她宁愿蒙受耻辱也无怨无悔。正是有了这样一种道德理念的支撑，白人女孩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她的中国情人，明白无误地呼唤：“我要，我要”，表述着：“强烈的快乐使我闭上了眼睛”，将女性的隐私毫无保留地袒露给读者。
　　杜拉斯是二十世纪西方文学中较早、也是较执著地表现另类生活的作家，她以自己特殊的生活体验和巨大的才情为基础，充满激情、诗意地描绘了超越于道德之上、不同凡俗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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