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7期
一意孤行——读于坚
作者：沈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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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每个世纪总要带来一些东西。”(雨果语)
也许是巧合，但更像是上帝或者诗神有意的编排——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月里，《于坚的诗》作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蓝星诗库”的“品牌”诗集，正式出版发行。这看起来又像是一个“隐喻”——二十世纪的中国新诗，是以“于坚的涛”作为终结也作为新的起点而谢幕的；而那个从黑暗中出发的“外省地主”，经由近二十年不合时宜而又一意孤行的外省写作，也终于有了一个总结性的亮相，并得以历史性的认领。
好事接踵而来——三个冬天过去，《于坚的诗》已印行第四版，另一部二○○○——二○○二年作品的结集《诗集与图像》，也以“中国先锋诗典”的名号，于二○○三年九月由青海人民出版社推出，厚达三百多页。而多卷本的《于坚文集》也将很快问世。这显得有些滑稽，一直不合时宜的外省写作，如今暴发户般地名正言顺——天下谁人不识君，只是早课变成了晚自习，好在该补的课终于补上了。
诗的新世纪，由此有了一个可稳得住身的重心，而于坚不再孤独。
二
黑暗时代的外省写作——这是于坚的出发，也成为一个时代的漫长尴尬。
在于坚的辞典中， “黑暗”即“遮蔽”——被意识形态所遮蔽，被主流文化所遮蔽，被诗歌潮流和社团运动所遮蔽，以及被翻转为另一种庙堂意味的朦胧诗所遮蔽，被一再失语的批评家和反复阉割的文学史所遮蔽……这重重的遮蔽，对于群居亦即寄生性的诗人而言，可能早已窒息而死，但在独立的诗人那里，却转化为原创的效应。“在时代的急行军中”，“作为一只耳朵软下来”(《飞行》，1996)“我得以在大多数的时候和世界的真相保持联系”(《世界在上面诗歌在下面——答诗人朵渔问》)，同时“知道怎样像一棵橡树那样扩张”，并且“优美地生长”(《飞行》，1996)黑暗造就了一匹真正的“黑马”，在蜂拥的道路之外，他“可以率领马群”，“也能够创造马群”(《黑马》，1987)；“在此崇尚变化、维新的时代，诗人就是那种敢于在时间中原在的人”(《于坚的诗·后记》)。
原在、原创、原生态，正是这些最朴素的词，造就了一片在黑暗中隆起的高原，成为当代中国诗歌殿堂之外的另一块领地。过去从未有人将这领地的路标指给我们，是于坚独自在其中行动自如，将我们长久以来不知如何表达的种种，那些本初、自然、日常、当下的事物，那些与我们真实的存在真正有关的部分，习而不察的部分，显现出生动的细节、律动和与人与生命微妙的联系；他将“翘起的地板”或“棕榈之死”称为“事件”(事件系列)，为一个划破手指的啤酒瓶盖所沉思(《啤酒瓶盖》，1991)，如此之类的惯常贴近之物(人物、动物、事物、物质、物体、万物等)，在于坚的笔下重新复活，鼓起筋腱与纹理，泛起真切而动人的灵光，让我们惊奇诗原来可以如此无所不在，而一个天才诗人的观察，能够如何更深入细致地超越哲人、艺术家和虚位的上帝，当然，也超越虚妄的知识与身份。
由此，“去蔽”一词，成了于坚包括诗学与散文随笔在内的所有写作之宿命般的标志，立场和方式。当这个词作为外来观念为批评家们炫耀为某种话语时尚时，于坚早已在他一意孤行的外省写作中，身体力行着其实质性的所在。穿越知识的谎言、虚伪的理想和或旧或新的精神乌托邦，回返真实、回返原在、回返生存的实境和所有与我们普泛生命相联系的具体事物，以及这一切的细节与肌理， “像一个唠唠叨叨的告密者”(《作品89号》，1988)，指认、暴露、呈现、以物观物、目击道存，人常境而出奇意，以素直之质发诡异之采，使真实仿佛梦境，由梦境返回真实。海德格尔说过，诗唤出了与可见的喧嚷的现实相对立的非现实的梦境的世界，在这世界里我们确信自己到了家。于坚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种诗，它从梦境中返回“可见的喧嚷的现实”，揭示其存在的真相，让我们惊惧而又有某种解脱感地看到，我们有着怎样的“家”!这其实并不矛盾，有如黑夜与白昼的存在。只是因了长期“瞒”与“骗”的文化驯养，使普泛的诗人们更容易舍真实而求虚幻，厌切近而慕阔远。但真的诗人，“应当深入到这时代之夜中，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成为更真实的黑暗，使那黑暗由于诗人的加入成为具有灵性的。”(《于坚的诗·后记》)如此生成的诗，比这个时代的哲学更接近思想的法则和真实的绝境，也更接近生命本身。
“从开始向着后来后退，却撞进未来的前厅”(《飞行》，1996)；当哲学家们在那里痛心疾首地发问：“我们对苦难的言说为何总是失真”时，于坚以其诗人的写作越过了这道门槛。他不但恢复了汉语诗歌对日常人生与日常事物的真实言说，还以《0档案》与《飞行》两部长诗，“历史性地完成了两个超级命名：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专制之典型代表‘档案话语’的命名，和对进入现代化之‘飞行时代’的当下中国文化心态的命名。”(沈奇，《飞行的高度》)其后的《哀滇池》(1997)、《读康熙信中写到的黄河》(2002)等诗，以及系列散文写作，则又超越性地深入到对现代化灾变的拷问和对古典精神遗迹的挽留——向前探求与向后收摄，既是先锋的，又是常态的， “我可以在写毕的历史中向前或者退后，”(《飞行》，1996)而“诗人的力量在于他的独立”(雨果语)，这独立经由于坚，让当代中国诗歌拥有了新的自信。
三
喜欢读于坚，不仅在于他说出了存在的真实，为长期幽灵般浮荡的现代汉诗，找回了一个可信任可亲近的肉身，更在于他说出真实的同时，那种完全个在而又富有亲和性的、原生态的说法。 “在一群陈腔烂调中／取舍推敲 重组最终把它们擦亮／让词的光辉洞彻事物”(《事件：挖掘》，1996)这是与去知识之蔽同步展开的语言去蔽，是远离中心的外省写作的必由之路。这条路由于坚走来，显得格外轻松自在，似乎无需开创，只需走来就是。确实，比起那些油漆过的语言，那些装修过的说法，于坚好像只是退回到语言的原在、说法的本初，只是将油漆剥离、装修去掉，显现出与存在之真实相融相济的朴素、坚实与从容，以及无所不在的活力。然而，这对于被知识的谎言、文化的矫饰和精神的虚妄症弄得面目不清、以至于只剩下油漆和装修的现代汉诗而言，无疑是一次破天荒的、带有清场性质的“去蔽”之为。当代中国诗歌因此有了另一片语言天地，在这里，万物得以真实地存活与显现，世界复归敞亮与鲜活，而一切健康的心智，也重新获得了同样健康的语感的呼应。
最终，是不同的语感区分了不同的诗人，也区分了不同的诗歌写作。杰出诗人的不可模仿性，正在于其独在的语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对于坚的阅读，成为这时代不可或缺的认领，而一旦有所领略，你就再难以割舍——在那些看似笨拙、平实、拖沓、松散、叠床架屋长而又长的诗行中，耐心的读者会渐渐沉人那前所未有的语言经验而为之着迷：大巧若拙，笨而有分量，这分量不是量的堆积，而是存在之质的支撑，一块沉入水底的石头的坚实与深刻；平无矫饰，实而可靠，没有一个蹦起来而没有着落的语词，却又不乏精妙的理趣和逻辑的美感。如“离开了水水果们一动不动”(《事件：探望患者》，2000)，这样的句子平实吗?“拖沓”倒确实是个问题，有违汉诗诗语简约的本质。这与于坚诗中大量的铺叙有关，这样的写法，放别的诗人那里，早被“拖”死了，于坚却有本事让其在整体的架构中拖而不滞，沓为复沓。究其秘，在于其言物状事之铺叙中，所体现出的那份逼真与活脱，以及对不乏戏剧性效应的各种细节的捕捉，当然，还有对节奏的良好把握；“松散”也是个问题，当代诗歌整体性的弊病。不过，在于坚的诗学词典中，你不妨将“松散”这个词置换为“松软”，并借由“松软”一词把握到于坚式诗歌语感最本质的特点。于坚向来反感因密植意象而浓得化不开的朦胧，更反感由观念结石而僵化的形而上之生硬，他要让现代诗的神经松弛下来，以求达观而有肌理；软则润展，有汁液，有生殖力，切近生命的律动，自然的法则。大地是松软的，老虎的皮毛是松软的，但却从不缺乏内在的张力。至于那长长的句式，别怕，潜心去品味，自会发现，相对于这句式所负载的内容，以及它丰富的纹理而言，依然不失精简，何况，其中还不时有绝妙的比喻、怪异而合乎情理的意象，让人流连忘返。
总之，现代汉语的诗性可能，在于坚的语感中，得到了最为活跃的挖掘与体现——口语、俗语、成语，叙事、抒情、写实，意象、事象、抽象……于坚无一不赋予其新的生机，为现代汉诗语言的广泛流通，发行新的货币。因了叙事的天才，于坚创造了最接近散文而又最富于诗性张力的诗歌体式。作为抒情高手，他又拥有诸如《河流》(1983)、《高山》(1984)、《避雨之树》(1987)、《阳光下的棕榈树》(1989)、《避雨的鸟》(1990)等精品力作令人叹为观止。这是另一种抒情，纯净、性感、从容而又充满智慧的抒情。与此同时，于坚还为二十世纪的中国诗学，留下了从《拒绝隐喻》到《诗言体》等一系列重要学说，其影响性与号召力，非一代人所能消化。尤其是《诗言体》，那是应该人手一册的诗学“科普读物”，其对传统诗学的清理和立足当代的发问，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由此我们发现，经由近三十年的一心一意、孤独前行，于坚式的外省写作，那片远离时代潮流而默默隆起的高原，有着怎样的海拔与宽阔——仿生与原创，泡沫与潜流，幻影与实体，时代与时间，作为终结也作为起点，这片高原成了一道鲜明的分水岭!
四
不是一直喊叫着要寻找大师吗?
其实大师就在我们身边。只是国人总喜欢去死人堆里寻找，凡活着的，皆侧目而视，等“盖棺”再作“定论”。这是我们的传统，最悠久也最没出息的传统。再加上这浮躁的时代，谁还会认领大师的存在呢?
今天有什么还会天长地久?
有谁还会自始至终把一件事情好好
地做完
(《飞行》，1996)
于此，我们只能相信：在做着这样的言说并予以身体力行的诗人，终将会拥有不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