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5期
以笔为旗，指陈女性文学的弊端
作者：黄柏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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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在《我是女性主义者吗?》一文中说：“《我爱比尔》在我的小说中是一个特别的例外，如果说我始终与意识形态，就是与这个社会离得远的话，那么《我爱比尔》便是个例外。其实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比尔对阿三来说，就是一个象征，西方的象征……这部小说完全与性、爱情是没有关系的，好像和女性主义也是没有关系的，就是写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处境。”①读过王安忆的新作《发廊情话》后，可以说王安忆小说中有了第二个“特别的例外”，因为《发廊情话》也是一个象征性的故事，现实性也很强，不同的是它和爱情有关，和女性主义也有关，意在指陈女性文学的现状和弊端的。
《发廊情话》这部短篇小说，情节并不复杂，在一个苏北人开的发廊里，经常有一些闲客，有一天这其中的一个一时技痒，代发廊的小姐帮客人洗头，由此开始了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她在言语之间经常夸耀自己的聪明和气质，说自己也开过发廊，卖过百货、开过餐馆，经历颇为丰富。并且在开发廊的过程中，还经历了一些具有传奇色彩的浪漫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既有风流儒雅的戏剧学院的男教师“光头”，也有富于人生阅历的老江湖，最后她爱上了那个曾经蹲过大牢的诈骗犯“老法师”。她走后，两个发廊的小姐在把她的浪漫情话加以重组还原为现实时，却觉得故事时间与其实际年龄对不上号，“她们热烈讨论起来，讨论她的年龄，到底有多大。看上去只像二十多岁，可是，将她经过的事排一排，又不够排的，怎么都要三十朝上。”正在质疑之时，在故事讲述中一言不发静观默察的老板，声气言辞极粗暴地吐出一个字“鸡”，对女主人公妓女的身份给予揭破，一屋的聒噪戛然而止。
这篇小说体现了王安忆对上海市民阶层人物的职业、语言、心态特点以及世风民情的精准把握与表现。前半部分较为平实，以细致而略显滞缓的语言详细描写苏北人及其发廊的情况，写出平凡生活的凡俗与平淡，正是这种日常生活的单调乏味为浪漫传奇的滋生提供了酵母和温床，后半部分因这个淮海路的女孩子的出现及其情话讲述，故事的节奏加快，并且叙述的视角聚焦在这位神秘的女孩身上，叙述者的声音也相应过渡到了浪漫情话的讲述者身上，这个女子自我经历讲述的话语和行为构成了故事的主干。这个自恃姿质与智商，浅薄而又极具虚荣心的女子，把“鸡”的经历吹嘘得如此浪漫和富于传奇色彩，真可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从一张嘴讲得老板都忘了做生意，“承办员听他讲得忘了问案情”的高智商诈骗犯老法师那里，不仅学到了女人怎样走路，也学到了他化腐朽为神奇的神吹海聊的吹嘘之技。她的自传讲述看似无心地随意闲聊，其实是非常工于心计的，简短的自述中汇聚了时下畅销书的多种要素，有女性的创业史，有三角恋的浪漫爱情，有神秘又具个性的人物，有高智商诈骗犯罪。沉迷于故事中的小姐和看客们是难辨真伪的，这些都投合了她们平淡生活中对浪漫传奇的向往(前面极写理发店平凡的生活就是为这种向往铺下基础)。这种趋逢时尚，迎合听众心理的自传讲述，紧紧地抓住了理发店里几个人，他们被那女子精彩的一生与声情并茂的讲述所吸引，犹如观看电视连续剧时迫不及待地期待下文一样，他们以自己的想像参与着这段浪漫情话的建构，以自己的“阅读期待视野”来补白和丰富她的浪漫情话。她从自己的创业史开始，选取了自己发廊生涯中两个重要的人物来展开自己的故事，一个是“光头”，代表着潇洒倜傥，风度儒雅，她刻意渲染了自己与光头相遇时的氛围，对于剃光头来说，实际上用剃、用推、用剪都是可以的，但她却故作惊人之语地突出自己超常的直觉，“我就是知道，不能用推刀，也不能用刮刀，那就真的是剃头担子了。而我们是发廊，客人呢，又是那样的，我们必须是新潮的”，新潮成了推翻合理的理由。她以一种本能地选择(剪光头)俘获了光头的心，但她与他到底有什么关系，她却只字不提，“叙述显然到了关键部位，店里的空气竟有些紧张。……小姐们等着情节继续发展，不料她却话锋一转”，把光头的故事任由听众去猜想与发挥，转而讲起了另一个男人，这虚实相生的叙述技巧可说是妙不可言，悬而不决的叙述紧紧地抓住了听众的心，对光头的叙述实际上体现了一个混迹于欢场的女子内心深处对浪漫爱情的渴望。如果说光头以浪漫情人的身份出现于她的世界，那么老法师则以世外高人和生活导师的形象进入听众的视野，这个能说会道狡黠过人的老法师，虽说形貌猥琐，但因诈骗蹲过大牢的江湖经历，和经常发表一些貌似合理的高深理论，被女孩子认为高智商和具备现代生存能力的代表，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不光想要和他结婚，还怀上了他的孩子。她在自传讲述中，先吹嘘老法师的传奇经历，标榜他高人一等的智商和水平，然后照本宣科地兜售“老法师”对人种、对美人、对历史的那些似是而非的滔滔宏论，既是学舌卖弄的做秀，也是拉大旗做虎皮，以高深莫测的理论来糊弄镇住听众。对老法师的欣赏中透出这个女子对金钱的渴望和对犯罪的不以为然，这一点与她“鸡”的身份是非常吻合的。她的言语之中还透出一种强烈的孤芳自赏的自恋色彩，她最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的出身——“淮海路上的女孩子，走到哪里都看得出来不一样”。除了夸耀朋友多路子广，她还特意突出自己从小时勾花边到无师自通地会剪光头的直观感觉，以显示她的聪明程度超过一般人，并且为了确证她的气质特别好，她还抬出了对现代美人和历史上四大美女都颇有研究的“老法师”来证实：“这就是你比她们聪明的地方。他以前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但意思是指我的气质：到底是淮海路的女孩子。她得意和羞怯地笑了笑……”正是这种特别的自信，再加上伶牙俐齿的超卓口才、见好就收随机应变的能力，使她的情话讲述紧紧地抓住了几个听众的心。实际上，她叙述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的孤芳自赏似的自我标榜，还有左掩右遮的一些蛛丝马迹——那些不经意间脱口而出的“切口”、那些不自然的脸红、那些有意的停顿和省略，都表明了她“自传”中杜撰与遮掩的痕迹，。但那些生活于凡俗之中而对浪漫生活充满向往之情的小姐们，对浪漫故事主角的羡慕崇拜之情和叙述者“在场”的感受压倒了一切，对她叙述中的不自然的中断与省略丝毫不察，对于女子的神色变化及不自然处也毫不在意，选剪刀还是选推子这些局部细节，对光头与女孩浪漫结局的桃色猜想，老法师那些奇思妙想的惊人之语，占据了她们的思维和想像空间，使她们无暇去推疑整个叙述的破绽。只是在回过神来时才产生疑问，只是在被理发师一语点破后，才从流连忘返的浪漫传奇中惊醒——浪漫爱情不过是金钱与皮肉交易的遮羞幡，传奇写意的主角不过是自我感觉良好意欲从良的野鸡。
这篇小说语言和叙事技巧是极其老到的，其对人物心理的把握完全可以说洞幽烛微，语言与心理描写贴合人物身份，在基本以人物内视角进行的故事讲述和人物对话中，问或又跳出其外以全知全能的视角描写女孩的神色表现，猜测女孩心理，仿佛有一故事的旁观者，虽不言语却在悄悄观察注视着这一幕，把一些隐藏在时间和叙述后的故事谜底，一点点揭去，这可以说是非常巧妙的灰蛇草线的伏笔，为理发师最后对人物身份的揭破悄然蓄势，由此也体现出了王安忆驾驭故事的艺术功力。《发廊情话》让读者看到了人生百态的一种新变化，旧时代的娼妓热衷于为自己树贞节牌坊，现代的娼妓则热衷于谱写自己最为浪漫的情话传奇。这个自我感觉良好、口才出众、喜欢表现、善于掩饰的淮海路上的女孩，还有她口中富于传奇色彩的智商高人一等的老法师，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可以说，王安忆的上海市民众生相画廊中又增添了两个新的形象。
《发廊情话》以风尘女子虚实掺夹的情话讲述，对世俗人生的一种人情世态作了生动逼真传神的艺术写照，但它仅只是“讲述老日姓自己的故事”或者说只是王安忆对上海市民生活众生相的一种随意勾勒吗?答案是否定的。
王安忆在谈到《我爱比尔》时说：“我写了这么多的小说当然是可以将世俗的东西安排得非常好的，但如果你仅仅让我写一部世俗小说我是没有兴趣的”②，这是她的由衷之言。如果对这个市井世俗生活小说仔细加以分析，就会看到：野鸡之所以被演义成风凰，丑陋的“售肉经验”③之所以变成浪漫的情话，粉饰改写人生、全新演绎历史所仰仗的是什么?是闲聊中女性人物自我描述的话语——话语遮蔽了真相，话语最终又道出了真相。对日常话语功能与作用的认识，对话语篡改历史的声讨以及在话语迷障中出示历史真相的努力，这才是王安忆真正关注的东西。王安忆对话语叙述、语言伎俩的揭示与洞悉，使这篇小说的象征意味逐渐显露。实际上，这部小说整体构成了一个巧妙的象征隐喻系统，其意义和价值不仅止于尺幅兴波中反映出的世俗人生，也不仅止于精当独到的结构安排和语言表达，而在于借此象征隐喻表达的言外之旨，话外之音，在于写实与象征的结合中所体现出的王安忆认识上的一些东西。它启示我们跳出故事之外，想到许多用语言粉饰、遮掩、隐瞒真相的人物与举动，想到那些从字缝里看出字来的历史真相的出示者。更重要的是，由日常生活的话语叙事，人们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话诏叙事的另一种形式——文学。文坛不也有与这位淮海路的女孩相似的夸耀卖弄兜售自己隐私的一些女作家吗?文坛不也有一些在不知廉耻地卖了以后再以忏悔名义树贞节牌坊的“妓女文学”④、吧女文学吗?如果说这个女孩为吸引听众采取虚实相生的叙述技巧，文坛不也有许多作家以准自传或所谓心理体验方式大肆进行着真假不分的欲望叙事吗?一些女作家强烈的自恋色彩不是百倍于这个女孩吗?文坛不也有一大批学舌卖弄生搬硬套西方“法师”理沦的作家批评家吗?如果说发廊里那个淮海路上的女孩子还会为自己的不自觉带出来的“切口”而脸红，那么文坛的一些女作家为掏取读者口袋里几块硬币而无中生有地攻击作家一大片的炒作伎俩，则连起码的廉耻心都没有。不是有一位女作家为了炒作提高自己知名度，为了其妓女文学的系列作品能够卖得更火，以一副我是妓女我怕谁的气势，在报纸、杂志、网络上对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一大批女作家进行连篇累牍的叫骂与喧嚣吗?或许这正是《发廊情话》这篇小说产生的背景。面对这种无事生非的做秀与挑衅，王安忆的处境是比较尴尬棘手的——对骂回应的话会流于粗俗，人家本就是无事打上门，专来惹是非的，如若直言辩驳，对专意挑起文坛事端的人来说可谓正中下怀。秉承古训，退一步海阔天空，让三分何等清闲，但“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式的沉默，又会令这种文坛歪风邪气更盛。宽容不意味着没有原则，沉默也不意味着软弱，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骂不出来的，也是炒作不出来的，作家的精力应该在创作上，而不是“功夫在诗外”的炒作上。面对“我想他不过是王安忆们的一只狗”的辱骂和“三说王安忆”之类的攻击⑤，在做秀炒作的喧嚣声浪尚未绝响之时，王安忆终于以笔为旗，开始了对妓女作家的回击，她选取的方式不是如匕首如投枪的杂文，也不是前些年文坛盛行的“恕我直言”似的直来直去的批评对决，而是以作家的身份和文学的形式来言说文学事端，以她最拿手的小说，以她最熟悉的上海，以她最常描写的淮海路上的女孩子形象，以《发廊情话》这篇小说，借“鸡插花翎扮凤凰”的故事，以话语与历史关系探讨构成的象征隐喻结构，对当前女性文学中存在的问题和一些丑陋现象进行揭示和批判。
这才是王安忆《发廊情话》创作的动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