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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锐利的巧思”
作者：王 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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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humor)与“机智”(wit，有人译为巧智，或智慧)皆非中国本土文化用语，前者已被大家普遍接受，后者虽间或有人提及，但作为一个文学术语似已被前者所淹没，而几乎被人们忘却。“机智”这个被视为英国土产的术语，包括诸如才智、理智等基本义项，同时也兼指诸如口才机敏、妙于应答，以及谐趣横生、充满情趣的谈吐、文字乃至人品文风等。在西方，这个术语受到重视，恰恰是与莎士比亚时代人文主义风气兴起有关。蒲柏在《批评论》中曾为“机智”下了一个颇为权威的定义：“所思虽常有，妙笔则空前”(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第一卷第八○六页)。换言之，“机智”正是精思巧想，令人拍案叫绝。从而让人压根就无从想到会是这样，然而转念一想却又顿生感慨，转而叹息，真是难为他如何想得出!于是自然高妙、超绝常想便成了“机智”的代名词。因此，英国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德莱顿便认为“机智是锐利的巧思(Conceit)”(转引自《西洋文学批评史》颜元叔译本)。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精当的概括。
当年德莱顿还将这一概念从戏剧理论研究拓展到了对整个社交趣味和上流文人风尚的评论，使之成为一种时尚和文人之间相互识别的文化品格标识。锐利的巧思，风趣的谈吐，适度的夸张与恰到好处的幽默与嘲讽，最终给人以一种轻松的逍遣与放松，这的确与市民阶层的休闲方式一拍即合。既成为一种特定时代风尚，也成为每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形态，尽管其表现形式不一，但只要有市民阶层存在，它就会自然拥有自己的对象。我们不难从风靡全球的“米老鼠”、“唐老鸭”之类的卡通人物身上发现这类文化特征。作为一种投射，我们亦不难从中直观地体会到西方人心目中“机智”典型的魅力，同时也可以从其精妙奇想中得到快意的联想和精神的愉悦。
其实中国文化传统中并不缺乏“机智”的因子，从古代宫廷优人的急智妙语、排难解纷到诸子百家相互辩难中撞击出的机智的火花，从魏晋文人的风神爽朗到唐宋文人的言辩捷给、妙语解颐，无不显现出中国人所特有的机智与达观。然而古人对此较少有人总结，总体评价也不高。如果硬要找到与西方的“机智”大体相当的概念，中国传统的表述大概只有所谓“慧黠”、“奇诡”之类，庶几近之。说得通俗一点，便是爱嗔兼具的“鬼机灵”、“耍贫嘴”之类。与那种过于正面的“机智勇敢”的赞美之词还是有区别的，与正宗高雅的风趣幽默也不尽相同。如果作为一个特定时代的文人风尚，与西方较为相近的大约还要数晚明小品文人。这一特定的士子群落，正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分析样本。
细绎清代文人对晚明士子的总体评价大致不外以下三端：其一曰“逞小慧”，所谓卖弄才情，与此相近的说法还有“诡黠”之类耍小聪明，这与“浅学无根”、“游谈浮滑”等合在一起，几乎成了后世对晚明小品文人的定评。其二曰“轻儇”，所谓猎奇炫异，好开玩笑，耍贫嘴，与此相近的还有“浮滑”、“轻佻”之类，缺少的正是一般儒生正襟危坐、心无旁骛的传统风范。其三曰“俚浅”，所谓“俗俚”。与此相近的还有“轻薄”、“科诨”等，大抵离所谓“清客陪堂”已不远了。总之，“恃才轻薄，捷给诡谑”，可以看做是晚明小品文人的恶谥。其中包含着“机智”的特征也是十分明显的。那么，机智又如何与幽默划清界线呢?
首先，机智是幽默产生的基础，是获得幽默效果的最优化途径。机智与幽默有着相当紧密的内在姻缘，在西方，有人将幽默说成是机智与快乐的儿子。也有人将幽默说成是机智与爱的儿子，说法虽不一样，但有一点则是共同的，离开了会心一笑的领悟，机智的神韵便荡然无存了。法国作家贝尔·埃斯卡尔曾经这样区分二者的关系：
机智是幽默之父，因而幽默也就是机智再加上某些东西。使我们确信这一点的是康格里夫的一句有关这一问题的最为健全的评语：“机智的人不一定是幽默的人，但幽默的人必定是机智的人。”(《论幽默》，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机智是思想火花的瞬间迸发，也是人性自由的即兴舒展。它传达出的是一种生生不已的人的灵性、智慧和才情。因此，它便成了晚明文人“趣味”的源泉，“灵性”的最佳展现，袁中道称之为“慧黠之气”，“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焉”(《刘玄度集句诗序》)。晚明王思任便素有“聪明绝世，出言灵巧”(张岱《王谑庵先生传》)之称，常以谑用事，“笑亦多术”， 即他的游记中不乏“机智”的火花。如《游西山诸名胜记》不惟构思奇特，且多睿智隽语：“天下名山，寺领之；天下名寺，僧领之；天下名僧，势与利领之。” 对世俗潜浸诸如红尘之外的佛寺之圣地，败坏旅游之类雅事而痛下一针砭。再如《天姥》写天姥山远不及天台山，在王思任看来不过是“儿孙内一魁父”。缘何天姥山却被李白匠心独运地写入《梦游天姥吟留别》之中而享千古之誉?于是他竟认为这是山灵“夤缘”(即钻营)的结果，于是太白梦境便被调侃成了世俗邀宠权贵之地。令人称奇不已：天台如天姥者，仅当儿孙内一魁父，焉能“势拔五岳掩赤城”耶?山灵有力，夤缘入供奉之梦 ，一梦而吟，一吟而天姥与天台遂争伯仲席。嗟呼!山哉!天哉!(《王季重十种·游唤》)
好个“一梦”、“一吟”，可谓笑尽人间炎凉世态!结尾“山哉!天哉”两叹又意味深长地传达出作者“历尽寒暑，勘破玄黄”(王思任《屠田叔〈笑词〉序》)的内心苦涩与愤怒。
也就是说，机智先于幽默；没有机智的构想永远无法拥有幽默。也许幽默与机智都是一种耐人寻味、令人回味的东西，前者令人会心一笑，后者则在会心一笑或者只是会心之间，更加赞叹其精妙绝伦，叹为观止。有时二者又是难分难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法国人埃氏所言极是：机智的人不一定是幽默的人，但幽默的人必定是机智的人。这也就是把“机智”作为幽默的前提、基础与源泉了。
张岱曾有一篇小引(见其《快园道古》卷十二小慧部)专门对所谓文人“逞小慧”表示了不同的看法：
王荆公作字说，附会穿凿，揆之义理，多窒碍不通，水骨土皮，所以见笑于东坡也。后世酒令、灯谜、拆白道字，怪幻百出，意味深长，偶记一二，灵巧绝伦。虽知星星爝火，不是与日月争光，而若当阴翳晦冥，腐草流萤，掩映其际，亦自灼灼可人，断难泯灭矣!孔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而他日又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
文末不动声色地以孔子《论语》中的两段话作结，“以孔释孔”引出矛盾，从中不难体会张岱的“机智”文风之特点。
其次，广义的机智，是指人类把握客观世界，灵活而巧妙地面对各种人生困境、难题的一种能力，有时它与“智慧”几乎是完全重合的，但是它们不同之处在于“机智 ”有着极强的情境性。常常是无备而来，即兴点染，于仓促之间发出精致、微妙的谈吐，或妙语连珠，给人以深刻启迪。于是离开了特定的场合、机缘，便难以体会其中的妙处。因此有所谓“急智”之说。《世说新语》中有大量关于文士机敏应对的记载，如其中颇为著名的《言语》中所记：“邓艾口吃，语称艾艾。晋文王戏之曰：‘卿云艾艾，究是几艾’?对曰：‘凤兮凤兮，故是一凤。’”邓艾的“机智”，体现在特定的应对中，离开了这一特定场合便无从体会其中的妙处。以魏晋文人风范为追摹对象的晚明小品文人其实也在生活和小品中追求着这样的表达方式。张岱名篇《扬州瘦马》详细描写了相“瘦马”的全过程之后，不意竟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一日二日至四五日，不倦亦不尽，然看到五、六十人，白面红衫，千篇一律，如学写字者，一字写至百至千，连此字亦不认得矣。心与目谋，毫无把柄，不得不聊且迁就，定其一人。(《陶庵梦忆·扬州瘦马》)
此段文字与前面的琐屑细致的场面“白描”相映生辉。表面上看，写字与相“瘦马”，殊不相类，信手拈来，平添谑趣，更点醒了猎艳恣淫的无聊与无味。使得全篇文气一以贯之，浑然一体。
其三，“机智”还表现为明显的对抗性特征，所谓“参话头”，“斗机锋”，常常是晚明小品文人所热衷的雅集、结社等活动中的重要内容。有时话中有话，语带禅机。明里一盆火，脚下使绊子，双方暗中较着劲，惟有知情者方能会其意，不明就里的人便很难体会其中的奥义、玄机，也许正是在这种智慧的对垒中才能显示出晚明小品文人“机智”的风采，遗憾的是这类言语材料大多缺少“现场”记录，虽然文人笔记中偶尔留有一些类似的记载，但又大多失之零散。比如：
汤义仍《牡丹亭》剧初出，一前辈劝之曰：“以子之才，何不讲学?”义仍应声曰：“我故未尝不讲也!公所讲性，我所谓情。”王美陂好为词曲，客谓之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当留心经世文章。”美陂应声曰：“公独不闻‘其次致曲’耶!”一时戏语，颇见两公机锋。(周亮公《书影》卷八)
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在唇枪舌剑中迸发出“机智”的火花。然而笔记之类的记载大多置身事外，所记又过于简略，反不如尺牍小品中保留下来的一些“火药味”颇浓的文字材料，更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斗机锋”的严峻性。比如李贽《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开篇即言：“所闻大教，谓妇人见短，不堪学道，诚然哉，诚然哉。”退一步肯定对方之论，随即指出何为短见、何为远见之后，便笔锋一转，以退为进：
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尔闻正语而知俗语之不足，尔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之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焚书》卷二)
关于人有男女见无男女、见有长短之分而无男女之分的两个反问，可谓斩钉截铁，有千钧之力!尤为妙者，作者接着以佯谬法提出“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的妙想妙解，不但使对方理论显得更加荒谬，而且也无情地撕下了伪道学口是心非的虚伪和昧心逆性的矫情。既无圆滑之气，亦无世故之态。反映出作为晚明小品文人精神领袖的李贽思想的明晰和理论的犀利。惟怪袁中郎称许他：“读翁片言只语，精神百倍。”从这个意义上看来，李贽的《焚书》《藏书》不啻为一部时代的“智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