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4年第1期
颠倒的世界 荒谬的存在
作者：曹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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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坛上，莫言的作品不仅以其特有的幽默调侃、妙趣横生的笔调脍炙人口，更以其对生活题材的着力开掘，对本民族文化心理严肃审视的态度和气概令人瞩目和叹赏。他的《倒立》就是这样一个短篇佳作。
一
小说题目本身即颇堪玩味。
作品写的是刚当上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孙大盛，因工作之便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邀请六位中学时的同学在市委宾馆一聚；叙旧感怀、酒酣耳热之际，他力邀其间惟一的女性、当年的校花谢兰英表演了当年的绝技——倒立。篇名“倒立”即由此而来。可是且慢，倘若我们的认识就到此为止，以为这就是作者名篇的全部缘由，则恐怕会失之皮相，既与作者本意大相径庭，更难以窥其堂奥、得其真味。何况谢兰英的倒立既非情节主体，亦非故事线索，倒像是聚会过程中带有即兴式的一段插曲，以此名篇岂非喧宾夺主、轻重不分而失之随意和牵强?
实际上，作者不过是藉此向读者提供了一个观照作品艺术世界、把握其意蕴的特殊视角，一种具有隐喻和象征意味的形象，一道醒目而又别致的“路标”。读者循此以往，自会进入别有洞天的境界，领悟到作品深广的思想蕴涵，这才是作者的匠心所在。——是呵，在这幕看似亲和融洽、谈笑风生的同学聚会上，在这些“熟悉的陌生人”身上，扩而言之，在人们因循既久、习以为常乃至变得麻木了的生活运行轨道上，存在着多少类似这种头足倒立的荒谬现象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幕看似寻常的生活场景，确实浓缩了诸多复杂难言的人生感受，折射出当代社会中令人啼笑皆非的荒谬世相，其强烈的讽刺意味和批判取向引人反思、令人警醒、令人拍案叫绝，叹为观止。而作为一篇标目的“倒立”二字，可谓虚实相生、形神兼备，咀嚼玩味，美不胜收。
二
故事是从“我”这个“臭修车的”“小人物”接到邀请开始的。在“我”看来，聚会发起人孙大盛的传奇经历就不无荒诞意味。一别二十多年，“这个从小就偷鸡摸狗的坏蛋”居然成了身居高位、权倾一方的“大人物”，“全省的干部有一半归他管”，这不简直是“沐猴而冠”而显得滑稽可笑吗?(孙大盛真是“孙大圣”啊!)虽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士别三日刮目相看”，小时候淘气长大后未必没出息，可这一反差之大也太令人瞠目结舌了。“我总觉得眼前这个家伙不是从那个偷樱桃掉到我家猪圈里的孙大盛成长起来的，就像一匹老驴是不可能从一头牛犊子成长起来的一样”。那么透过“我”的这种不无夸张和戏谑意味的感慨独白，我们难道从中不能咂摸出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嘲弄、揶揄、愤世嫉俗的意味?这个荣归故里、光彩夺目、气度不凡的“大人物”怎么总像有着睢景臣《高祖还乡》中刘邦的某些影子呢?
然而，尽管孙大盛的“发迹”令“我”感到匪夷所思，但平心而论，你却很难对他在宴会上的表现说三道四，“横挑鼻子竖挑眼”。他不忘贫贱之交，主动邀请，充满热情；他举杯向大家敬酒，先干为敬；他在席上发话——“酒桌上只有同学，没有部长，也没有局长，谁破了这个规矩就罚谁三杯”；他怜香惜玉，对谢兰英关爱有加，一敬再敬……真是有情有义，真切可感。那么作者讽刺批判的锋芒到底指向谁呢?不客气地说，倒是六位被请的老同学——他们的表现才是可笑可悲而又可叹的!
你看来到豪华餐厅后，他们中四位“当官的”那受宠若惊、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的样子——明明孙大盛的随从叫他们“坐坐”，明明有的是高级沙发，可他们就是不敢“放肆”，“我坐下了他们好像没看见一样，这些伙计，束手缩脚地站着，眼珠子转来转去，脸上的表情都很别扭，泄露了他们心里的紧张”。最有趣的是“我”这个“修破车子的”。本以为不在官场，可以“谁都不怵”，“别说他是省委组织部的副部长，他就是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老子该不尿他还是不尿他!他能管着全省的干部，但他能管着我吗?”“当官的是人民的公仆，我是人民，他们这些家伙都是我的仆呢。”可这种气壮如牛不过是精神上的自欺自慰、自尊自大，一碰到现实立即走向自己的另一面。当孙大盛“人没到笑声先到”时，“我们慌忙站了起来”，而“真正慌忙站起来的其实是我，我原本是不想站起来的 ，但我的身体自己站了起来”。当孙大盛与其他同学一一见面后，“笑眯眯地对着我走来”——
我本来想喊他一声“弼马温”——这是上小学时我亲自给他起的外号——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的肥胖的小手大老远就伸了过来，我的手迫不及待地自己就迎了过来。
这是何等情趣盎然而又入木三分的刻画!强烈的幽默讽刺意味令人忍俊不禁的同时，会不由联想起鲁迅笔下那中年闰土讷讷半晌终于喊出的一声“老爷”，联想起契诃夫笔下那一不小心把唾沫星子溅到文职将军秃顶上的可怜的小公务员。不同的是这里的情景发生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并且可算每日每时都发生在我们身边，他们反应的敏捷和自动化程度亦非当年的“闰土”可比，几乎演变成了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不是说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吗?孙大盛不也就是他们“儿时相尔汝”的亲密伙伴吗?为何表现得这样毕恭毕敬、窝窝囊囊呢?说到底，这就叫“集体无意识”!这就叫官本位思想，这就叫奴才意识!几千年专制统治在人们精神上烙下的印记是多么难以磨灭呵。即使到了今天，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官贵民贱”、“尊卑有别”、“权力至上”、“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专制社会的陈腐观念不是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么?“公仆”就是“老爷”，官小的成了官大的“孙子”，平头百姓则是“孙子”的“孙子”!这种头足倒立的荒谬存在何时才能彻底颠倒过来呢?作品中的“我”何时才能不满足于幻想中的自尊自大、精神上的自欺自慰，而实现自身人格的完全独立，恢复应有的人格尊严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倒立》不是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民族文化心理的一面镜子，呼唤人们引起疗救的注意吗?其深广的警世意义无疑是令人称道的。
三
从这一认识出发，我们可以说，谢兰英表演倒立的那个镜头不仅是作品画龙点睛之笔，而且在情节构思上自有其合理性——就是说，从情节发展看，它不是纯属偶然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空穴来风、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其内在的因果联系。
因为既然作品中人物身上存在着文化心理扭曲、价值观念“倒立”的荒谬现象，那么孙大盛这位“大干部”就无可置疑地成了聚会的灵魂和主宰(何况本来就是他请的客)，成了他们心目中的救世主和庇护神，他的意见自然一言九鼎，被视若金科玉律。而这位大人物偏偏和“我”一样对谢兰英的昔日风采难以忘怀、记忆犹新；加上“情场得意官场失意”的“小茅房”几次三番流露“伤感”、“发牢骚”，于是孙大盛在批评“小茅房”不知足的同时，“牵动荷花带动藕”，半是试探半是认真地要谢兰英“给老同学们表演一个”，看似横生枝节，细想未尝不在情理之中。果然，他一倡议，大家立即“齐声附和”。尤其是“小茅房”，这个仕途不得志的新华书店副经理兼会计，正巴不得投其所好，以沾其光呢，所以不但起劲地推波助澜，而且简直要对妻子的“不识抬举”火冒三丈。那么当事人谢兰英呢，她本是随和而缺少主见的一位女性，部长执意相邀，已是“盛情难却”，丈夫的“小九九” 她也未必不心知肚明，何况还有大家的面子。于是只好横下一条心，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地完成了这个动作——
(她)拉开架势，双臂高高举起来，身体往前一扑，一条腿抡起来，接着落了地。“真不行了。”但是没有停止，她咬着下唇，鼓足了劲头，双臂往地下一扑，沉重的双腿终于举了起来。她腿上的裙子就像剥开的香蕉皮一样滑下去，遮住了她的上身，露出了她的两条丰满的大腿和鲜红的短裤。
尽管“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谢兰英还是“马上就觉悟了，她慌忙站起，双手捂着脸，歪歪斜斜地跑出了房间”。这说明谢兰英不是全无自知之明，她知道大家“鼓掌”的意思，也知道自己的倒立肯定极不雅观，是出尽了洋相。然而“小茅房”却终未“觉悟”。他“借梯子上墙”，“眼睛里闪着泪花”，再次哀求孙大盛看在谢兰英的面子上，“关心”一下他的“进步慢”“有劲使不上”的问题。谁知孙大盛到底棋高一着，他抬出了“毛主席那几句老话”，颇具风度地把眼巴巴的“小茅房”挡了回去。
这个收尾真是妙趣无穷。谢兰英倒立时是“露出了两条丰满的大腿”，孙大盛是抬出“两条根本的原理”；两条原理中一个是“相信群众”，一个是“相信党”，惟独没有相信自我，如同谢兰英倒立时腿上的裙子滑下去，“遮住了她的上身”。这是纯属巧合呢，还是别有一番意趣在其中?但有一点是不难认同的，这就是在颠倒着的世界中，我们往往最容易迷失的就是“自我”。即便如孙大盛这样的“大人物”，也未必有完整独立的人格，他的飞黄腾达未必没有付出牺牲人格、扭曲自我的代价。由此看来，作品真是余味曲包，令人品味不尽。
而综观全篇，作品用五分之三的篇幅写“我”接到邀请时的生活境况和“兴奋”心态，写宾馆的豪华气派和高档摆设，写孙大盛的随从接待众同学的情景，不过为孙大盛的出场作铺垫和渲染；孙大盛出场后又以十分之三的篇幅写他在热情招呼大家的同时，把谢兰英作为重点关心的对象，无形中又为最后推出“倒立”的镜头酝酿、蓄势；最后水到渠成，用十分之一的篇幅完成这熠熠生辉的点睛之笔，使这个“倒立”镜头成为点明主旨的亮点，又是支撑情节大厦的有力支点。这一呈丁字形倒立格局的情节营构同样是作者艺术匠心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