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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阅江楼记 不同文章特色
作者：俞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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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向读者介绍的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组两篇优秀的同名散文——朱元璋和宋濂的《阅江楼记》。
一看这两篇文章的题目，就知道它们是为一座叫作“阅江楼”的建筑而创作的。那么，这座楼坐落在什么地方?是什么时候修建的?修建者是谁?为什么要建楼?说来话长，这里面还有一连串有趣的历史典故呢。
一、两篇《阅江楼记》的来历
故事要从六百四十多年前的元朝末年说起。当时政治黑暗，民不聊生，群雄纷纷起兵反元并相互争城夺地，谁都想取元而代之，成为中国的新统治者。公元一三六年，实力最强的汉王陈友谅亲率四十万大军攻打占据应天(今南京)的吴国公朱元璋。那时朱元璋手下共有八九万人，众寡悬殊，不可力敌，要想获胜，就必须智取。于是他与部下的谋臣、战将刘基、徐达、常遇春等设计诱敌深入，预先伏兵于长江南岸的卢龙山两侧，等到敌军的先头部队进入伏击圈，朱元璋在山顶以红、黄两色旗帜亲自指挥山下的伏兵，杀了敌军一个猝不及防，歼敌两万，俘虏七千。陈友谅见势不妙，慌忙退兵。这一仗，奠定了朱元璋一统天下、定都南京的基础。
朱元璋统一全国后，于洪武六年(1373)九月视察京师沿江地带，他认为南京城北江边卢龙、白石等三座山，就像神兽列阵，拱卫京师，于是改赐新名为“狮子山”、“老虎山”和“象山”。后二山分别位于狮子山北三公里和二公里处，三山成鼎足之势。
由于狮子山记载了朱元璋的一段辉煌战史，所以他对此山特别钟爱，不但赐改了山名，还决定在山顶上兴建“阅江楼”。
为此，他下了诏书，并亲自撰写了这篇一千一百九十九字的《阅江楼记》，同时，又命手下一班文臣各写一篇，似乎是有意择优，其中大学士宋濂所写的《阅江楼记》最为精彩，因清康熙年间被吴楚材、吴调侯选入《古文观止》而广为流传。
可是，尽管诏书已下，楼记已撰，施工队伍也已确定，朱元璋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下令停止修建此楼，为什么要停建?原来，开国伊始，百废待兴，需要花钱的地方正多；而战乱之后，老百姓也需要休养生息。阅江楼虽说不是特别大的工程，未见得因财力有限而无法建造，但比起其他许多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来，毕竟是不急之务。朱元璋一时冲动而下诏建楼，亲自撰记且命群臣同题作文，这反映了他好大喜功、浪漫幽默的一面；但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开国君主，他还有注重实际，体恤民瘼，深谋远虑的一面。过而能改，不失为智者，但皇帝毕竟是皇帝，哪能爽爽快快地说是自己考虑不周、朝令夕改呢?在这个问题上，朱元璋玩了一次农民式的狡猾，他随即又写了《又阅江楼记》《辟阿奉文》等两篇文章，声称是“上天垂象”，不让建楼了；又说叫大家写《阅江楼记》是考验考验群臣，看有没有人敢于进谏。
因此，《阅江楼记》至少有两篇流传于世，而更多的早已湮没无闻。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有意思的倒是这一座想象中的楼阁，先出现《阅江楼记》而最终未见动工，成了“六百多年有记无楼”的独特趣事。
二、不同作者所作《阅江楼记》的不同立意
“朱记”层次分明，有议论，有记叙，有写景。开头部分主要写为什么要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为什么要考虑建都何处。“自禹之后，凡新兴之君，各因事而制宜，察形势以居之(见“朱记”)。”第二部分叙述了自己因“有元失驭，华夷弗宁”而参加起义队伍的经过，直到如今“中原一统，夷狄半宁”的文治武功。第三部分写狮子山周围“金陵故迹，一目盈怀”的种种景观，以及在山上拟建阅江楼的最初起因——回顾智战卢龙山的经过，“故造斯楼”。第四部分笔锋一转，跌宕直下：“今楼成矣”，转入浪漫抒情的想象，描写建成后阅江楼雄伟的景象。结尾部分分析建应天府为都，凭狮子山建楼，都是非常合宜恰当的。
从主题来看，“朱记”充溢着积极进取的精神，他强调国家统一，强调革故鼎新，注重帝王的文治武功，注重政权的强大稳定。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帝王，能在自己的著述中写出这样一些观念和内容，是符合他的帝王思想的，也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显示了朱元璋在推动历史前进、社会进步方面能做出一些有益的贡献，是一个较有作为的皇帝。正是由于他有这样的思想上的进步性，因而才能统一全国，并出现自明洪武元年到永乐二十二年长达五十多年的洪永之治。
“宋记”的思想内容，则与“朱记”有所同有所不同。首先，宋濂写《阅江楼记》属于一篇“遵命文学”作品。奉命而作，有时可能言不由衷。其二是必须带有为帝王歌功颂德的成分。第三，其中也直接间接地表述了自己的“寓其致治之思”的理念，表达了自己的一些政治主张。
“宋记”中有一个很“出彩”的观点，是不再视长江为“天堑”，而是视为“安流”。他说，“虽然，长江发源岷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这里表达了一种强调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平非战的思想。这种思想写出来公之于众，也是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的。六朝时期一些君王往往偏安江南，而在南京建都，意在依靠长江作为天然险阻，挡住北方来的敌人。而明代建都南京，是出于全国统一后，南京在地理位置上居中的缘故，并不强调长江的拒敌作用，这也是一种军事上、政治上的进步。
三、不同的艺术特色
从艺术特色上看，这两篇文章也是各不同的。
“朱记”以一个开国皇帝的气度，从“三皇五帝”说起，写得高屋建瓴，气势不凡，立意深远，慷慨激昂，写出了自己的政治上的宏大抱负；即使从他的语言中，也不难看出朱元璋作为一个当时叱咤风云的强势人物的豪放的一面。
“朱记”又一个大的特点，是熔说理、议论、叙事、写景、抒情于一炉，脉络清晰，转折自然。特别是其中写阅江楼之高、色彩之美、气势之大，以及云翻雨卷、鸟飞雷鸣之景象，体现出他丰富的想像力与热情浪漫的胸怀，豪放中又不失细腻。
与此同时，“朱记”又较为质朴通俗，不太讲究对偶排比之工整规范。如，“檐牙摩空而入雾，朱帘风飞而霞卷”，这两句排比较为工整，接下来一句却似缺失一字，成为“彤扉开而彩盈”。再如：“便筹谋以安民，壮京师以镇遐迩”亦是如此。这与明代初年朱元璋政权所提倡的质朴为文，贬低骈赋式华丽文风的做法并无二致。
宋濂“博极群书，孜孜圣学，为文醇深演迤”(见近代李时《国学问题五百》)，是写文章的高手，“宋记”也显示了他的手笔，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另一代表作是被选为当代中学语文书古文教材的《送东阳马生序》，全文五百多字，不及“朱记”的半数，显得短小精悍，文句简练畅达，他将“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以及农夫村妇能安于耕织，都与皇帝的恩泽联系起来，由景入情，由情及理，写来颇具匠心。
“宋记”将阅江楼的建造归结为对皇帝的颂扬：“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并将朱元璋的功劳与大禹并列，其中既有深刻领会朱元璋建楼意图的一面，也难免有溢美过誉的一面。
与“宋记”相比，“朱记”稍觉冗长，且结构较乱一点，文字不如“宋记”简练明快，干净利索，这也符合不同作者的身份与经历，反映了他们不同的文化修养与写作经验。
四、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
这两篇“记”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反映了明初天下甫定、中原一统以后，统治集团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民生筹谋等多方面的大政方针，反映了一国之君当时的一些真实想法。其中少量文句有否经后人编辑时稍加润饰，至今不得而知。但从朱元璋当过和尚，粗通文墨，写过不少诗文楹联的实际来看，作较大改动润饰的可能性不大。“宋记”同样也是一篇重要的史料。
两篇“记”的文学价值尤为引人注目。因“宋记”被《古文观止》选刊，对后人的古文教育、传统文化方面的熏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宋濂严谨的文风，明快的词句，和谐的音韵，规整的句式，堪称明代文言文的典范。“朱记”在文学价值方面亦有其独特之处，两篇文章在旅游文学作品中独树一帜，在我国的文化史、文学史、旅游史上占有重要而独特的一席位置。
五、从有记无楼到以记兴楼
最近到南京的人都能见到狮子山上已经建成了一座古典式的高楼，巍峨壮观，金碧辉煌，这是为了填补有记无楼留下的空白，展现太平盛世的景象，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古典文化，显示古都金陵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积淀，让人民群众在滨江地区有一处“游观”之所而建成的。如今建楼，立意也与朱元璋、宋濂大相径庭，不是为旁王歌功颂德，也不是供朝廷重臣、嫔妃侍女休闲娱乐，而是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可以让人民群众在这里观赏祖国锦绣河山，增强热爱大自然，热爱传统文化历史遗存的人文意识，这也可以说是富有戏剧性、浪漫性地填补了中国文学史、文化史、旅游史上惟一的一块空白，成为“先有记，后有楼”的一段空前绝后的千秋佳话。
阅江楼是南京旅游事业发展的一个大手笔，是南京市乃至江苏省的标志性建筑。正如中国韵文学会会长钟振振教授所撰楹联：
吴楚名楼今则四
水天明月古来双
我们相信阅江楼必将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一处展现南京古都文化、滨江特色丰厚底蕴的旅游胜地，成为一件美轮美奂的古典建筑精品杰作。
附：阅江楼记
明·朱元璋
朕闻三皇五帝下及唐宋，皆华夏之君，建都中土。《诗》云：“邦畿千里”，然甸服五百里外，要荒不治，何小小哉?古诗云：“圣人居中国而治四夷”，又何大哉?询于儒者，考乎其书，非要荒之不治，实分茅胙土，诸侯以主之，天王以纲维之。然秦汉以下不同于古者何?盖诸侯之国以拒周，始有却列土分茅之胙，擅称三十六郡，可见后人变古人之制如是也。若以此观之，岂独如是而已乎?且如帝尧之居平阳，人杰地灵，尧大哉圣人，考终之后，舜都蒲坂，禹迁安邑。自禹之后，凡新兴之君，各因事而制宜，察形势以居之，故有伊洛陕右之京。虽所在之不同，亦不出乎中原，乃时君生长之乡，事成于彼，就而都焉，故所以美称中原者为此也。孰不知四方之形势，有齐中原者，有过中原者，何乃不京而不都?盖天地生人而未至，亦气运循环而未周故耳。近自有元失驭，华夷弗宁，英雄者兴亡叠叠，终未一定，民命伤而日少，田园荒而日多。观其时势，孰不寒心?朕居扰攘之间，遂入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俄而匹马单戈，日行百里，有兵三千，效顺于我。于是乎帅而南征，来栖江左，抚民安业，秣马厉兵，以观时变，又有年矣。凡首乱及正统者，咸无所成，朕方乃经营于金陵，登高临下，俯仰盘桓，议择为都。民心既定，发兵四征。不五年间，偃兵息民，中原一统，夷狄半宁。是命外守四夷，内固城隍，新垒具兴，低昂依山而傍水，环绕半百余里，军民居焉。非古之金陵，亦非六朝之建业，然居是方，而名安得而异乎?不过洪造之鼎新耳，实不异也。然宫城去大城西北将二十里，抵江干曰龙湾。有山蜿蜒如龙，连络如接翅飞鸿，号曰卢龙，趋江而饮水，末伏于平沙。一峰突兀，凌烟霞而侵汉表，远观近视，实体狻猊之状，故赐名曰狮子山。既名之后，城因山之北半，壮矣哉。若天霁登峰，使神驰四极，无所不览，金陵故迹，一目盈怀，无有掩者。俄而复顾其东，玄湖钟阜，倒影澄苍，岩谷云生而霭水，市烟薄雾而蓊郁，人声上彻乎九天。登斯之山，东南有此之景。俯视其下，则华夷舸舰泊者樯林，上下者如织梭之迷江。远浦沙汀，乐蓑翁之独钓。平望淮山，千岩万壑，群嵝如万骑驰奔青天之外。极目之际，虽一叶帆舟，不能有蔽。江郊草木，四时之景，无不缤纷，以其地势中和之故也。备观其景，岂不有御也欤?朕思京师军民辐辏，城无暇地，朕之所行，精兵铁骑，动止万千，巡城视险，隘道妨民，必得有所屯聚，方为公私利便。今以斯山言之，空其首而荒其地，诚可惜哉。况斯山也，有警则登之，察奸料敌，无所不至。昔伪汉友谅者来寇，朕以黄旌居山之左，赤帜居山之右，谓吾伏兵曰：赤帜摇而敌攻，黄旌动而伏起。当是时，吾伏精兵三万人于石灰山之阳，至期而举旌帜，军如我约，一鼓而前驱，斩溺二万，俘获七千。观此之山，岂泛然哉!乃于洪武七年甲寅春，命工因山为台，构楼以覆山首，名曰阅江楼。此楼之兴，岂欲玩燕赵之窈窕，吴越之美人，飞舞盘旋，酣歌夜饮?实在便筹谋以安民，壮京师以镇遐迩，故造斯楼。今楼成矣。碧瓦朱楹，檐牙摩空而入雾，朱帘风飞而霞卷，彤扉开而彩盈。正值天宇澄霁，忽闻雷声隐隐，及倚雕栏而俯视，则有飞鸟雨云翅幕于下。斯楼之高，岂不壮哉!噫，朕生淮右，立业江左，何固执于父母之邦。以古人都中原，会万国，尝云道里适均，以今观之，非也。大概偏北而不居中，每劳民而不息，亦由人生于彼，气之使然也。朕本寒微，当天地循环之初气，创基于此。且西南有疆七千余里，东北亦然，西北五千之上，南亦如之，北际沙漠，与南相符，岂不道里之均?万邦之贡，皆下水而趋朝，公私不乏，利益大矣。故述文以记之。
阅江楼记
明·宋濂
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虽一豫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上以其地雄胜，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
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夫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栏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之严固，必曰：“此朕栉风沐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威服，覃及内外之所及也。”四陲之远，益思有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捋桑行?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触类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阅夫长江而已哉!彼临春、结绮，非不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不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
虽然，长江发源岷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圣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耶!
臣不敏，奉旨撰记。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功者，勒诸贞珉。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