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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灵魂的家园
作者：黄海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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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是近年大陆文坛人气颇旺也颇有争议的女作家之一，她以坚定的平民立场和对城市普通百姓的理解与关怀而赢得广大市民读者的热爱，然而作品所流露的认同世俗，贬损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又屡招批评之声。二一年发表于《大家》的《看麦娘》，次年获得第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奖”(这是目前国内奖金最高的文学奖项)，评委会对该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此同时，它被《小说月报》《名作欣赏》等多家杂志转载，在读者中反响极大。但来自理论界的批评之声也不鲜见，有论者认为：“《看麦娘》干脆是池莉这几年写女人的作品里最差劲的一篇，连故事都讲得稀里糊涂，乏味，乏善可陈，正是吃到最后的口香糖。”1北京的另一学者也在评论文章中提到：“作家没有足够的实力把握当下的青年女性，便只好在外围转圈子，难以切入中心。回过头来再看所谓的‘六月二十一日’与郑容容的关系，就让人感到不知所云……”2
小说有多种写法，也有多种读法，这尽可以见仁见智。对《看麦娘》的评价，显然走入了两个极端，充分肯定和高度褒奖的另一面是一无是处的否定，其反差之大，虽说在文坛并不罕有，但这种争议与反差，恰好说明《看麦娘》不是一个简单平面化的文本。的确，小说无论是语言、立意、结构，还是人物塑造和价值评判，都为读者提供了许多新鲜的因素，对于我们阅读池莉的经验无疑是一种新的挑战，正像“红河文学奖”的授奖辞所言：“《看麦娘》表明作家从‘新’写实走向了‘心’写实，她不再只是世俗生活的记录者和认同者，《看麦娘》是她创作的一次涅?，也是小说精神的一次升腾。”3
一、从焦灼到宁静，从对立到和谐
毫无疑问，在池莉众多的小说中，《看麦娘》是一个变数，它的主题是多义的，复杂的。作者在写作日记中提到：“我将要动笔的这部中篇，是一场对于自己与朋友的追忆、思念、理解与向往。”4显然，小说试图超越以往对现实生存的拷问，藉回忆往事来描写某种生存体验。但是，对往事的追忆，往往使小说把触角伸向灵魂的深层，直面深埋于内心的隐秘。《看麦娘》就是这样一个内向性的文本，它不以离奇的情节为主要目的，而把人本身的存在体验作为主要的表现对象，关注人的内心世界，关注女性生存的精神状态，关注人的内心与现存世界的和谐统一。
小说构建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追踪”，即易明莉去北京寻找养女容容；另一个是“救赎”，即易明莉从往事的回忆中寻觅失落的精神家园。在第一个寻找养女的故事中，易明莉叙说一种对当下生存状态的体验，即正视现实，消除疑虑。从“六月二十一号”这个令人不安的日子进入小说，扑面而来的是主人公那种精神的焦灼与压抑，它来自于现实世界与易明莉内心的阻滞与隔膜。易明莉的私人感觉常常被粗暴地忽略，在所谓的大众情理与公共原则的压抑中失落了精神的自我，当现实世界的恐慌袭来时，她是那么孤弱与无助，容容三个月没与家里联系，她如临末日，不顾一切地跑去北京寻找养女。能不能找到养女对她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为了消除心头的疑虑，重返宁静和谐的内心，她不顾阻挠与艰辛，固执地踏上北去的列车。
追忆往事找寻精神家园的过程，其实是易明莉不断进行自我剖析，认识存在价值的过程。这里有对友谊的抚摸，对亲情的拥抱，对爱情的反思，对自由的追问，对责任的承诺，对生命的守望，这是一个生存的故事，也是一个成长的故事，故事的背景是那风中晃荡的看麦娘。“看麦娘所有的草穗子都回护着麦地，无论日出日落”，易明莉收养容容，无怨无悔地照料上官瑞芳的一生，这是不是看麦娘对麦地的回护?看麦娘终年生长在上官瑞芳的脚边，像易明莉一样成为她精神中不可或缺的寄托，在漫长的岁月中，看麦娘成为她们心灵的默契，让她们领会到成长中许多无法用语言表达的东西，这些东西铸就了她们精神家园里的珍爱，易明莉回忆父亲慈爱的种种细节，在深深的自责中又意识到，决不能因为盲从大众情理而再次抱憾终身。回忆与上官瑞祥诗意的一夜恋情，她为一生中拥有这样一份短暂而弥足珍贵的爱情感到极大的满足。这样，小说的意义不断延伸，逐渐越出了生活的本身，而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并渐次接近精神的底蕴。
完稿后池莉曾说：“《看麦娘》关注和在乎的是人本身。是我们的灵魂深处被我们自己忽略与遗忘的东西。是我们生存的依据。”5零零星星的回忆，絮絮叨叨的追述，主人公终于找回了失落的精神，意识到“我在”的价值，它不需要任何理由，一生一世都不能放弃。内心的恐慌消失了，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激荡与冲突归于平静。
二、传统与寓言的叙事话语
八十年代后期，池莉的新写实小说如《烦恼人生》《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多运用生活流的叙事技巧，取消作家的情感介入。《看麦娘》这个中篇没有按生活的流程来讲叙故事，而是割裂事态前后的逻辑联系，用类似于蒙太奇的手法把大量回忆性片断糅入情节链，使小说的叙事变得模糊而陌生。
这种模糊感首先来自于小说感性化的虚构语言。感性化并不是池莉小说语言的一贯风格，其“新写实小说”语言既有客观冷静的，也有充满诗性色彩的，如《青奴》《细腰》的语言。《看麦娘》的语言是质感的，情绪化的，在回忆性的叙事中，还带着淡淡的感伤因素。它讲究语言的情境化，即所谓的“进入状态”。马原在他的讲义稿《阅读大师》中指出，小说的语言是一种虚构语言，“经常是它说什么而你不一定知道它说什么”6。“小说叙述需要进入某种状态，在进入状态的过程中，它经常会使用‘当时’‘那时’等诸如此类的表述。”7例如小说中的“六月二十一日”，它不单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一个感性化的意象，它的作用显然是让故事“进入状态”，把读者带入一种回忆性的情境中，很快感受到主人公那种莫可名状的灾难感和内在精神的恐慌。
其次，小说讲叙了两个发生于不同时间里的故事，但作者有意混乱时空，把各种感觉，回忆和推测的过程混为一体，使得两个故事情节时断时续。
小说中出现了两种时间，一种是叙述事情进展的时间，它从六月二十一日凌晨四点易明莉梦中惊醒开始，故事的情节基本上按时间发生的先后顺序来叙述。另一种是讲述故事的时间，即过去故事发生的时间，它从易明莉的童年时代开始，完全打破了时间的先后，而以片断的形式出现。这两种时间构成两个相互独立的故事，但是这两个故事又可叠加到一起，构成一个时间跨度更长的故事，可以说，第一种时间实际上是第二种时间的外延。
与两种时间相呼应，小说的情节也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叙述事情进展的时间里，发生的是一个“现在”的故事，即易明莉去北京寻女。另一方面，在叙述人讲述的故事里，文本提供了一个“过去”的故事，它是遥远的童年，温馨的友谊，困惑的爱恋。作者把“过去”的故事肢解后隐藏于“现在”的故事中，两条线索交错发展，在整个叙事框架内，“过去”是“现在”的前因，“现在”是“过去”的后果。没有易明莉与上官瑞芳的真挚友情，就不会有易明莉为容容的失踪寝食不安，更不会有易明莉只身去北京寻女的故事。但是，“现在”的故事又为“过去”故事的产生提供了一种现实的背景，正是在寻找容容的过程中，易明莉不断联想回忆，不断向别人追述往事，使那个隐埋于内心的故事一步步浮现出来。应该说，“过去”那个故事才是最打动读者的魅力所在，缺少了这一部分，整个小说的寓意就无可依托了。
显然，小说采用了“布疑——追踪——解疑”的传统情节模式，并用这个模式建构了一个寓言式的精神主题。叙事人易明莉为养女的失踪而去寻找，寻找的结果一无所获。但另一方面，易明莉在追踪养女的过程中不断从往事的回忆中追问生存的价值，不断消除内心的疑虑，最终获得精神的满足。从这个意义上说，追踪的本身是没有意义的，追踪的结果也不重要，易明莉寻访养女的过程只是一个叙事的基本框架，一个隐形的结构模式。文本的意义存在于这个结构模式之后的精神主题，即对于人类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实现和谐与圆融的追问。
三、孤弱的灵魂，女性的文本
“看麦娘”，一种有着女性般优美气质的野草，拥有一个充满母性的名字。它多次出现在易明莉和上官瑞芳的生活中，成为她们精神沟通的纽带，它是女性化的。小说中的所有男性，没有一个能从感性的角度去认识它理解它，只有易明莉和上官瑞芳，从小就把它作为她们精神的一个部分，“是一生一世的塑造与缠绕，是一生一世的暗示与默化”。看麦娘是属于女性的，只有易明莉和上官瑞芳，才能用心灵与它达成某种相互的理解与默契。
女性写作风靡九十年代的文坛，作为女性作家的池莉却并不以女性写作著称。她以“看麦娘”这个女性化的名字作为小说的标题，是否意味着对中性写作立场的有意放弃和对女性本身的自觉关注?评论家王绯曾在一篇文章中说：“池莉更倾向于一种中性意识的小说书写，虽然她笔下的诸多人物是女性，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芸芸众生中男人和女人共有的生存烦恼与艰辛，它并没有因为性别的不同而有什么本质的差别。”8池莉早年的小说的确更加关注世俗化的饮食男女，很少从性别的意义上塑造女性。九十年代后，她的创作中女性意识逐渐凸显，《云破处》《绿水长流》《生活秀》等都把女性的命运和生存境遇作为小说关注的主要对象，《看麦娘》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关注女性的精神存在，可以说，《看麦娘》是池莉第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女性文本。
《看麦娘》的语言是纯粹的女性化小说语言。文本采用第一人称叙事，让自己来诉说自己，让女人来诉说女人。所有场面没有逻辑严密的理性推测，而是拉家常一般，通过易明莉絮絮叨叨地讲述琐琐碎碎的生活细节，表述各种女性色彩浓厚的感觉意识。这种叙述是感性化、情绪化的，既不苛求思路的前后清晰，也不讲究叙事的逻辑顺序。但是，它提供了真实的生活细节，再现了往日的陈旧画面，很好地表现了细腻的人物感觉。这是一种细节化的语言，它能潜入女性的意识层面，充分展示其精神状态，体现一种女性化阴柔细腻的语言风格。
探讨女性的社会解放和心理自由，是现代女性主义的两大基本主题。《看麦娘》从性别的立场出发，关注女性的社会存在和精神存在，具有明显的女性主义价值取向。小说主要塑造了三个女性：易明莉、上官瑞芳和容容，其他男性角色都退居其次，成为几位女性的陪衬，这种选材的角度，本身就体现了文本对女性命运的偏爱。
上官瑞芳是一个歇斯底里的叛逆者，她以自己的一生反对世俗，拒绝平庸，最终却被自己的叛逆反噬，成为可悲的牺牲品。她出生高干家庭，但从小就被父母忽视。她渴望真真切切的爱情，不惜背着丈夫和一个十六岁的学生同居，甚至发展到三人同榻而眠的尴尬境地。她的行为远远超出了世俗所能理解的范围，注定只能以悲剧结束。现实社会没有她的理想家园，也许只有平和宁静的疯人院，才是她修复精神创伤的避风港。
容容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女性形象，相对前辈们而言，她们有了更多支配命运的自由。容容自始至终没有在小说中露面，而读者却能处处感觉到她的存在。她精明、冒失、酷好时尚、在京城呼风唤雨、将男性把玩于股掌之间。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新潮女性现象，她们摆脱了男权社会支配命运的阴影，还反过来操纵男人。
易明莉的形象具有多面性，最明显的个性特征是“憨”。她善良单纯，某些时候还愿意任人摆布，在于世杰的大众情理和公共原则面前总是哑口无言。但她看重情谊，无私地关爱养女，尽心尽力地照料上官瑞芳。她天性善良，但反应迟钝，甚至有点麻木。面对插足的第三者，她居然“流着伤心的泪水答应了她，只要于世杰提出离婚，我马上就签字”。她把婚姻看成是一条船，而自己是游在水中的鱼。但是，她并不反感这条船，甚至逐渐习惯了让船引领自己前进，这典型体现了认同凡俗，适应平庸的市民心态。当然，易明莉并非一味麻木到底，她反抗于世杰的公共原则，要求社会重视自己的感觉。她是一个从麻木逐渐清醒的普通都市女人，既要适应着繁琐庸俗的生存环境，又想留守内心一方宁静清洁的精神家园。
池莉在写作日记中曾写道：“一个女人是自己，还一个女人也是自己，再一个女人还是自己。”9文本的三个女性，实际上代表了女性的三种生存模式。上官瑞芳是特定时代的牺牲者，她为自己努力争取爱情和幸福，公开挑战世俗的伦理道德观念，得不到世人理解，最后被父母抛弃，被爱情抛弃，走投无路中终于精神崩溃，这是追求性别的平等和解放历程中一种失败的模式。易明莉从麻木到清醒到反叛，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听由父母和丈夫的摆布，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语状态。随着观念的改变，她渐渐意识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要求自己的感觉得到社会的尊重，成为传统公共原则的反叛者，这是作者认同的一种生存模式。容容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参与社会的竞争，主动谋求自身发展，成为社会中平等的一分子，这是女性社会解放的一种理想模式。
其次，《看麦娘》关注女性的精神存在和心理自由，揭示了男性与女性在思维上的细微差别，对代表男权话语的大众情理和公共原则进行解构，并对其存在的合理性提出质疑。以婚姻为例，于世杰代表的男性世界把婚姻看得很实在，甚至把它视为一项产业，可以计算投入产出的比例。但在女人的眼里，婚姻可能是一场理想的春梦，如容容和她的里维斯基；也可能是一个破碎的噩梦，如上官瑞芳和她的金农；它还可能是梦醒之后平庸的现实，如易明莉，上官瑞祥让她得到十四小时的爱情，但这十四小时之外的一生却付与了于世杰的平庸婚姻。小说展示了一个备受压抑的女性精神世界，潜隐于主流话语之后的是一个个如此细腻真实的内心，在这个男性主导潮流的社会里，她们渴望平等，要求得到尊重，为了自由与幸福做着各种艰辛的尝试。作者以她一贯的冷静注视着她们的挣扎、失落、冒失与不屈不挠的反抗，对她们的遭遇有同情、有批判、有认同、有困惑，对这个压抑女性个性精神的现存世界，表现出本能的疑惑与反感。
易明莉和上官瑞芳看阉鸡的时候第一次有了对于性别意义的认识，第一次感受到“对于被操纵的命运的恐怖和怜悯”。父亲麦田里的看麦娘，使她们开始觉悟女性的优美气质，开始培植两人的私秘空间。作者对美好童年的追忆，对纯真爱情的向往，对性别经验的体会，对成长过程的困惑，奠定了小说的基本格调。而坚忍母性的看麦娘被赋予女性的气质与内涵，升腾为女性精神的优美象征，它们日夜守望在田间野地，回护着平凡的生命，抚慰着孤弱的灵魂……
1赵为民：《口香糖写作》，北京青年报，2003年1月31日。
2张志忠：《人生无梦到中年》，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3新华网云南频道：《“大家·红河文学奖”昨日颁奖》2002年1月30日。
459池莉：《从秋天到秋天》，青年文学，2003年第2期。
67马原：《阅读大师》第336－33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
8王绯：《池莉：存在仿真于平民故事》，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