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一个人的战争

作者：万秀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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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庆邦是一位写短篇小说的高手，他的作品通常把镜头对准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不过，这回，刘庆邦的目光从农村、矿井、煤窑转向了城市，演绎了一个人与自行车纠葛的故事，这就是他二○○二年发表的《城市生活》。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田志文几次三番地设法把一辆无名氏的、没了车座的“死车”从路牙子存放自行车的架子里剔出来的故事。第一次，当他看到那辆“车座的地方只剩下一截锈迹斑斑的钢管”、“车胎的胎皮瘪得贴着地皮”的自行车时，“心里有些不平”，于是，他把那辆“死车”扔到了“小吃店后面放着的大铁皮斗子的垃圾里”，干完后，“他不禁有些微笑”，但当晚，“死车”却又回到了整溜架子的中间，田志文见此“简直有些气恼”，等到天黑，外面人稀了，直至楼下扒垃圾的老头和一位青年女子走了，他“像是一种偷窃的感觉”，便动手把“死车”扔到一百米外的地方，哪知“田志文的快乐只维持了三天”，那辆“死车”又回到了架子上，这回，田志文铁了心，非得把那辆自行车清理出队伍。两天后，田志文把“死车”推到了街面上的饭店门口，然而，出乎他的意料，“死车”竟又不屈不挠地回到了原地。
　　田志文为何如此煞费苦心、不厌其烦地要与一辆“死车”较劲呢?为什么一辆普通的自行车会搅得田志文时而喜悦时而恼怒、时而不平时而懊悔呢?小说对田志文的生存背景、生存方式的叙述虽然是零星的、片段的，但却为我们勾勒了一个生活单调、乏味、寂寞的人物形象：田志文在一家报社的总编室上班，对“看报纸大样”的工作早已厌倦了，平日他自己没有乐子，“不喜欢搓麻将、打扑克、下象棋，也不喜欢喝酒”。城市虽然热闹，有歌舞厅、洗浴中心等，但他是不敢涉足的，城市是人多，但城市人“即使住一个单元，邻居也不知彼此姓什么叫什么”，“人多并不能改变他的寂寞，反而使他更寂寞了”，从这些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田志文是属于那种生活平淡无奇、在油盐酱醋的生活中尚有剩余精力的人，所以他才会对“死车”死缠烂打。试想一下，一个向上的、有趣味的人，他的生活自然是忙碌的、充实的，怎会对一辆无名氏的自行车发动一轮轮“进攻”?又怎么会把“死车”扔到何处、何时扔作为乐子呢?小说正是通过田志文与自行车纠葛的描写，向我们袒露了人物无聊的生存状态和贫乏的精神境遇。
　　然而，小说如果到此为止的话，那它只不过是叙述了在繁华的城市中一个寂寞灵魂的“老套”故事，这样的主题在一些作家的笔下曾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令人欣慰的是，《城市生活》显然没有在既往作品的主题前裹足不前，而是加以拓展、深化，小说最后作家并没有纠缠于田志文的胜负，而是奇峰突起，出人意料地写田志文有一天想象力忽然爆发了，其中一个想象是“死车”的主人也与他相同，把挪车当做乐子，这一想象，一下子瓦解了田志文与“死车”对峙到底的劲头，这一结局，似乎表明经过与生活的多次抗衡，田志文最后终于走向了与生活和解的途径，那么，这究竟是生活的必然，还是人物无奈的选择?作家并没有提供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我们从小说的字里行间，却能感受到作家对众生怀着真诚的理解、宽容和怜悯。
　　从表面上看，《城市生活》讲述的是一个人与自行车冲突的故事，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以为，这只是作家为表达更为丰富的内容而物色的一个载体罢了。小说在展开田志文与自行车的斗争过程中，不时腾出笔来，插叙了六个关于城市生活的片段：扒垃圾的老头和老太太间的竞争，地下室住着很杂的人，歌舞厅门口妖艳的女子，洗浴中心男服务生说的极露骨、煽动性很强的话、持笑站在饭店门口的小姐，住在同一单元、女儿同学的爷爷死得无声无息——这些关于城市各个层面、各种生活场景的描写，不仅使田志文这个人物的形象更为丰富、立体化，也使这个故事获得了丰富的意蕴：它不仅写一个人，而且是写一群人；不仅是写人，而且是呈现城市烦冗的生活流和原生态。其实，小说的题目《城市生活》(而不是《一个人与自行车》)，就多少透露出作家行文立意的信息。
　　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对城市日常性与个人化关注的程度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从新写实小说中，我们读到了“烦恼人生”，看到了“一地鸡毛”，发现了生存的“风景”，这些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吃喝拉撒的描写，消解了以往“宏伟理想”的宏大叙事，但同时，也暴露出对日常生活过度的诗意歌颂的缺陷，而刘庆邦的《城市生活》虽然也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但它因带着黑色幽默式的深度叙述，从而使小说在形而下和形而上两方面都获得了深刻的意义、丰富的信息。例如，小说中“死车”的主人是无名氏，田志文虽与之反复较量(表面上是人与车的较量，实际上是人与人的较量)，但直到最后，他都不知道对手是哪一个，是什么样的人，田志文热热闹闹进行的是一个人的战争，这里，无名氏的设置，不仅使小说增添了悬念，也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好奇心，而且更深刻地表明，在城市，在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明争暗斗往往是自找的，对手是幻想出来的，这虽说是荒唐的、可悲的，但人有时候又是不由自主的，这样的深度叙述，如盐在水，有味无迹，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城市生活》是一篇事约意丰的小说，而这对于短篇小说来说是极为宝贵的。
　　刘庆邦擅长讲故事。《城市生活》情节并不复杂，但刘庆邦吸收了中国古典小说、中国戏曲中常用的“往复三迭”的写法(如“三打白骨精”、“三打祝家庄”等)，把它写得有声有色、波澜起伏。小说写田志文与“死车”经过第一个回合较量后，自以为如愿以偿，不料，“死车”当晚就回到了原处。第二个回合后，田志文以为大功告成，哪知又起波澜，“死车”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了架子上，由此，读者的好奇心进一步加剧了：倒要看看田志文下一步将如何处理那“死车”。第三个回合后，田志文以为这下干得漂亮、彻底了，然而，“死车”还是重回原处，三个回合，人与自行车间的对立一次比一次加剧，人与人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故事也由此层层推进，至第三个回合后，故事已被推向了高潮，读者的胃口被吊足，以为田志文将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手段来彻底了断此事，不料，小说家却另辟蹊径，破除了读者潜在的对小说结局的预期，以田志文最后放弃斗争结束整篇小说，这样的结局，既赋予小说主题独特的意义，又使小说情节跌宕起伏、不同凡响。
　　《城市生活》的情节有着非常明晰的因果逻辑，且环环相扣。小说开头写田志文的一辆新自行车曾遭窃，老婆执意不让他买新的，所以他只能骑旧自行车上下班。他曾把自行车放在路边，结果被人踹了，这些描写，看似不经意，却一环接着一环，交代了田志文非得占车槽，非要剔车的起因。如果说，至此为止，小说家是以情节相互间的关联来推动小说发展的话，那么，接下去则是以人物的心理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例如，因为不平，田志文最初“剔车”的想法被激发了；因为气恼和“他的犟脾气”，他展开了第二个回合；因为想到自己“平日里没有什么乐子，权当和无名氏的斗争是个乐子吧”，所以田志文采取了更为激烈的第三次行动，而最后，他所以放弃了斗争，不是外界出现了什么变化，而纯粹是随着想象力的爆发，田志文的心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说就这样由因生出果来，果又成了因，因果相承，既使故事的发展显得合情合理，又使人物的情感、性格跃然纸上。
　　从《鞋》到《城市生活》，刘庆邦的作品在小说视角和审美意识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变化。在关注现实、向人性深处开掘方面跨出了重要一步，我们期待刘庆邦创作出更多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