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3年第9期

节奏与语词的选择

作者：朱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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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是语言的世界，小说亦如此。一定意义上而言，每一部文学作品都是在特定语言中对文字语汇的一种选择，正如一件雕塑是削去了某些部分的大理石一样。一位优秀的作家总是用自己的眼光对语言进行选择、锤炼，使作品呈现出一种迥异于他人而属于自己话语体系的审美特质，从而让读者的阅读成为一次美的历程。这也许就是作品的意义。那么，如何选择及运用语言，对于作家来说，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汪曾祺写小说是很重视语言的运用的，诚如他曾经在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时的演讲所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和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我们就以他的代表作《受戒》为例，来看看汪曾祺是如何运用语言，使作品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来的。
　　首先，准确地把握语言的节奏，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和谐美。节奏，是自然界中的一般现象。一般是指声音的停顿长短、轻重缓急、高低起伏变化的衔接关系。小说语言也断离不开节奏问题。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朱光潜就认为，节奏是一切艺术的灵魂，而且“深信声音节奏对于文章是第一件要事”。汪曾祺自己也认为，一篇小说要有一个贯穿全篇的节奏，甚至想用“节奏”来代替另外一个概念“结构”。汪曾祺认为中国过去讲的“文气”就是内在的节奏。那么，汪曾祺在他的小说写作中，是如何运用语言，达到“节奏”的呢?
　　第一，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避免了节奏上的呆板单调，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达到文章的和谐美。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受戒》一文中句式的运用，例如：
　　
　　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这一段不到一百字，却有十七个句子，七字以上的就算是长句了，且只有四个句子，七字以下的短句有十三句，占绝大多数，其中，三字和四字的短句又居多，整个段落的字句节奏是这样的：六字—六字—四字—三字—四字—五字—八字—三字—八字—三字—三字—四字—三字—十一字—六字—四字—七字。字数时多时少，长短参差，奇偶多变，叙述时快时慢，宛若中国古代一阕清丽的长短句，抑扬顿挫，回环绵长；好似一首现代的散文诗，轻快含蓄而平缓；又像一幅水墨风景画，饱含着江南水乡清新、温柔的韵味，荡漾着一个四十三年前的梦。
　　再看《受戒》中“捋荸荠”那一段：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回去了，在柔软的田埂上留了一串脚印。明海看着她的脚印，傻了。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脚弓部分缺了一块。明海身上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他觉得心里痒痒的。这一串美丽的脚印把小和尚的心搞乱了。
　　
　　虽然这一段中句子较长，但是，如果把段中几个较长的句子按节奏断开，分为几个诗节就可以成为：
　　
　　她挎着一篮子荸荠
　　回去了
　　在柔软的田埂上
　　留了一串脚印
　　
　　明海看着
　　她的脚印
　　傻了
　　
　　五个小小的趾头
　　脚掌平平的
　　脚跟细细的
　　脚弓部分缺了一块
　　
　　明海身上
　　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他觉得
　　心里痒痒的
　　
　　这一串美丽的脚印
　　把小和尚的心
　　搞乱了
　　
　　我们就可以发现，原来这是一首多么优美而又意蕴深长的现代诗歌。我们同样还可以发现，不仅仅是《受戒》文本中的个别段落，其实整篇文本里的绝大多数句子都不是很长，三字、四字、五字的短句占了绝大部分；一句话字数少，阅读就不会有急促的感觉，相反，感觉会很平缓、悠闲，加上与长句的交叉运用、奇偶变化，从而产生一种和谐回旋的美感。句式是如此，由句构成的段落也是如此。《受戒》一文中的段落，绝大部分是极为简短的，甚至一句话就是一段的情况也很多，大量的短段与一些长段交叉运用，同样使得小说的结构表现形式具有了一种外在的整体节奏感。由细微处到大局，处处都体现了语言的节奏，这可以说是汪曾祺创作中语言运用的有意而为了。
　　第二，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内部节奏的和谐美。我国古代文论家刘勰就以为声律好比烹调里的盐梅和榆槿，起到调味和滑润的作用。通过对文本《受戒》的仔细阅读，我们可以发现，作为我国古代诗歌创作传统手法的押韵，在文章中通过一种变化了的方式显现出来，即在句尾处不连贯地使用韵脚。另一方面，大量叠音词语及叠字的使用，也使文本收到一种诗韵化的效果。汪曾祺自己也曾经说过，我要写!我一定要把它写得很美，很健康，很有诗意。甚至还认为，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
　　例如，在《受戒》介绍荸荠庵的环境一段里：
　　
　　荸荠庵的地势很好，在一片高地上。这一带就数这片地势高，当初建庵的人很会选地方。门前是一条河。门外一片很大的打谷场。三面都是高大的柳树。山门里是一个穿堂。
　　
　　此段六句话，第一、二、四、六句话的结尾字分别是“上”、“方”、“场”、“堂”，这几个字押“ɑnɡ”的韵，极为工整，琅琅上口，有一种读诗的感觉。如果说这一段的韵脚仅仅是部分地使用，不足以造成文本整体的效果，那么，我们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另一个类似用韵的变形，使用暗合的韵脚，以不连贯的方式断点续传，表现在以“的”、“了”字结尾，都发“e”音的句子，在文中大量地使用。《受戒》是一篇短篇小说，文章本就不长，全文却共有“的”、“了”字结尾的句子一百二十五句之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也就是意味着全文大多数地方押了一个“e”的韵脚，如朱光潜所说，韵的主要功用在造成音节的前后呼应与和谐。这样作者营造了文本整体上一种诗意的和谐的氛围。
　　叠音，是指由单纯词内的两音相叠。西方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韦勒克也认为，它作为一种声音的重复(或近似重复)具有谐和的功能。如文本中描写英子母女三人：“头发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滑溜溜”和“格挣挣”的使用，刻画了英子母女三人衣着整齐，干净，打扮得体，确是“向阳门第”里的“积善人家”。又如“捋荸荠”里的场景：“用手一捋，哔哔地响，小英子最爱捋着玩，——荸荠藏在烂泥里。赤了脚，在凉浸浸滑溜溜的泥里踩着，——哎，一个硬疙瘩!”“哔哔”形象地写出了荸荠叶子的干枯；“浸浸”、“溜溜”则不仅从触觉上逼真地描述了踩在烂泥里的感觉，而且还能让人想象得到小英子光着脚丫子天真活泼可爱的情景；文章中还有如痒痒的、无端端、凉嗖嗖、胖墩墩、笑嘻嘻、扑鲁鲁鲁等等，这些词的运用使文本总体上形成一种鲜活的语言的音乐美感。
　　叠字，是指用词时的词语重叠。如写小英子在田埂上留下的脚印：“五个小小的趾头，脚掌平平的，脚跟细细的”，作者连续用了三个形容词的叠用，造成了一种精致小巧、轻轻淡淡的物象美；写仁山：“他一天就是这样不衫不履地这里走走，那里走走，发出母猪一样的声音”，用了两个动词的叠用，刻画了仁山和尚的懒散，无聊，不拘小节；写明海他们的“散戒”：“一个一个，穿了新海青，光光的头皮上都有十二个黑点子。——这黑疤掉了，才会露出白白的、圆圆的‘戒疤’。和尚都笑嘻嘻的，好像很高兴。”数量词的叠用，形容词的叠用，叠音的运用，写出了小和尚们的愉悦欢快，在这里消解了和尚出家所常有的痛苦和悲哀，从而适应了文本整体节奏的那种和谐的氛围。据笔者统计，文中大约有六十处运用了叠字，一般而言，在短篇小说里是罕见的。也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汪曾祺小说文本的特殊之处。语言运用的意义深刻至此无遗。
　　其次，对语言中特定语词的选择，达到一种风俗画般的美感效果。我们在读汪曾祺的小说时常会感到犹如在欣赏一幅风俗画，《受戒》亦如此。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风俗画的印象，是由小说中描写的地方风土人情所造成的，而这些又是通过作家运用语言在文本中表述出来，我们就可以从语言运用——选择词汇的角度来加以分析。就好像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首先是建立在若干个基本的词之上。汪曾祺对语词的选择，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觉作家比较有意识地选用了一些俗字、俚谚、方言，或者一些口语化的句子，与文本的节奏、音律相融会，从而达到了风俗画般的美感效果。例如，在写明海的家乡或离开家乡途中经过的县城：
　　
　　他的家乡不叫“出家”，叫“当和尚”。他的家乡出和尚。就像有的地方出劁猪的，有的地方出织席子的，有的地方出箍桶的，有的地方出弹棉花的，有的地方出画匠，有的地方出婊子，他的家乡出和尚。
　　
　　好大一个湖!穿过一个县城。县城真热闹：官盐店，税务局，肉铺里挂着成爿的猪肉，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他什么都想看看。
　　
　　以上的这些句子短小而口语化，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加上对一些俗字词如劁、织、箍、弹、挂、卖、吹、耍、画匠、婊子、成爿、打把式、糖人、耍蛇等等的运用，向我们展示了那种语境下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生活。
　　同时，文本中还引用一些当地的地方民歌俗谣，也增添了不少的民俗风情效果，例如：
　　
　　姐和小郎打大麦，
　　一转子讲得听不得。
　　听不得就听不得，
　　打完了大麦打小麦。
　　
　　又如：
　　
　　姐儿生得漂漂的，
　　两个奶子翘翘的。
　　有心上去摸一把，
　　心里有点跳跳的。
　　
　　再看看对人物形象进行刻画时的语言，描写三师父、小英子父母以及受戒时的那个山东和尚：
　　
　　三师父是个很聪明精干的人。有时一笔账大师兄扒了半天算盘也算不清，他眼珠子转两转，早算得一清二楚。他打牌的时候多，二三十张牌落地，上下家手里有些什么牌，他就差不多都知道了。他打牌时，总有人爱在他后面看歪头和。谁家约他打牌，就说“想送两个钱给你。”
　　
　　赵大伯是个能干人。他是一个“全把式”，不但田里场上样样精通，还会罾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他不咳嗽，不腰疼，结结实实，像一棵榆树。人很和气，一天不声不响。赵大伯是一棵摇钱树，赵大娘就是个聚宝盆。大娘精神得出奇。五十岁了，两个眼睛还是清亮亮的。不论什么时候，头都是梳得滑溜溜的，身上衣服都是格挣挣的。像老头子一样，她一天不闲着。煮猪食，喂猪，腌咸菜，——她腌的咸萝卜干非常好吃，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她还会剪花样子。这里嫁闺女，陪嫁妆，瓷坛子、锡罐子，都要用梅红纸剪出吉祥花样，贴在上面讨个吉利，也才好看：“丹凤朝阳”呀、“白头到老”呀、“福寿绵长”呀。
　　
　　有个山东和尚骂人：“俺日你奶奶!俺不烧了!”
　　
　　上面三段文字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四个小人物的形象，别具一番地域风情。写三师父用了“精干”“转两转”“落地”“歪头和”等口语化、方言化的词语，生动地写出了三师父的那种小聪明劲。写赵大伯、赵大娘，则用了能干人、全把式、摇钱树、聚宝盆等这些俗的名词，以及像罾鱼、洗磨、凿砻、修水车、修船、砌墙、烧砖、箍桶、劈篾、绞麻绳、煮猪食、喂猪、腌咸菜、舂粉子、磨小豆腐、编蓑衣、织芦篚、剪花样子、嫁闺女、陪嫁妆、瓷坛子、锡罐子、讨个吉利等这些简短的动名词结构，像丹凤朝阳、白头到老、福寿绵长等这些结嫁婚娶的喜庆俗词，刻画出小地方小户人家的勤劳，善良，安康，生活的美满幸福。而写山东的和尚则用了第一人称的方言音，用一句话，生动而幽默，也淡化了受戒时的痛楚，符合文本的整体审美情趣。这些特定语词的选择，生动地描绘了一组组的民间人物群体像，丰富多彩的语言短而紧凑地幻化成一幅幅风俗画的语象，向我们传达了风俗文化的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觉，作家汪曾祺对语言运用是如此的熟练、老到，他通过对语言节奏的把握控制和对特定语词的准确选择，使得其小说整体上透出一种饱含韵味的，不紧不慢的，充满节奏感的和谐美，一种由特定语词幻化而出的富有地域特色的，充满人情味的江南水乡的风俗美。
　　本文对小说《受戒》所作的一些语言运用上的分析，希望对写作、阅读乃至批评有所启示，如同韦勒克的“透视主义”观点所称：一件艺术品作为体现种种价值的系统，有它独特的生命。它的全部意义，它的价值，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批评家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