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朱延年从黄埔区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给逮捕了,押上停在门口的红色囚车,警笛发出尖锐的呜呜的响声。囚车转到南京路上,朝西急驶而去,像一阵风似的卷过人群。

  朱延年昏昏沉沉地坐在囚车里面的座位上。一眨眼的工夫,他到了公安局看守所,检查过身上的物件,摘下身上的皮裤带,就给送进了单人号子。他坐在水门汀的地上,听见号子门哗啷一声锁上,看守的脚步声慢慢地远去,才睁开眼睛仔细看一看周围的环境。透过一根根圆圆的木柱看见号子侧面是墙壁,外头是一个狭长的天井,对面也是号子,里面也坐着几个人,可是看不大清楚。

  过了一会,他的头脑慢慢冷静下来,仔细看看自己,又仔细看看号子,仿佛现在才发现给关进了监牢。他心里非常不服气,认为做了一辈子商人,都是这样发展起来的,过去不算犯法,为啥现在算犯法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商人不是将本求利呢?利,当然越多越好,更何况他白手起家,不想一些办法怎么会发达呢?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要这么办,他没有办法。可是马慕韩和徐义德为啥要跟着共产党走一道瞎哄哄呢?马慕韩为了表现自己,向来个人英雄主义很厉害,在众人面前冒尖,要出人头地,还情有可原。但徐义德说不过去呀!不管怎么说,朱延年终究是徐义德的舅子啊!不看僧面看佛面,即使朱延年拉过徐义德的饥荒,对朱延年有啥过不去的地方,也要给朱瑞芳一个面子啊!为啥要在别人危急的时刻,落井下石,一点不顾及亲戚关系,无情无义,太不讲做人的道德了。他早就听人家说徐义德无义缺德,他过去不大相信,至少徐义德对朱延年不是这样,即使对他有啥不满的地方,最后也都是伸手帮他一把,参加星二聚餐会更是徐义德主动介绍的,有的辰光,甚至还问他有啥事体要徐义德的帮助。他企业办的兴旺,手头宽裕,在西药界十分活跃,人也吃香,谁不想和朱延年往来往来。徐义德是姐夫,更要拉拢他,扩大徐义德在工商界的势力和影响。他呢,也确实能在这方面贡献他的本事,到处给徐义德吹嘘吹嘘。他指望通过姐夫和星二聚餐会能在工商界爬到更高的地位,充实福佑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没想到他的梦想还没有实现,五反运动来了,本来团结一致的工商界,就土崩瓦解了。星二聚餐会一解散,他就看出苗头不对了。但大家心照不宣,肚里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后会有期。可是对他来说,这个“后会”遥遥“无期”了。是徐义德当他最紧要的关头,来这一手,叫他感叹人情淡薄,世风日下,徐义德的确是无义缺德。他暂时咽下这口气,等待将来出去和徐义德算这一笔账,至少也要在姐姐面前好好告徐义德一状。他想着想着,慢慢闭上眼睛睡着了。

  过了没有几天,朱延年从看守所给解到了提篮桥监狱里,仍然是一个人在一个号子里,不同的是他的号子左右都有号子相连,正对面也是一排,不过中间隔着三丈来宽的空间,上面盖一层坚固的铁丝网,四周是走道。在他上面的两层楼上,也是同样的水门汀建筑,因此,只要有一个看守在最上面一层楼的走道上巡视,那么,每一个号子的动静,透过每一层空疏的铁丝网,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他这个号子可以住三个人,另外两个铺位空着。他坐在迎面的铁栏杆旁边,面孔却对着里面的石灰墙,头微微低着。

  他在睡梦中,给一个老年的看守叫醒了。他揉揉惺忪的睡眼,吃惊地望着外边:

  “段振立同志,有啥事体?”

  段振立是个老看守,在这里工作快二十年了。他熟悉每一个犯人的情形,也了解每一个犯人的特点。他从朱延年吃惊的眼里,察觉他的罪行一定不轻,到里面以后,在号子里表面很安静,实际上有一肚子心事。他一边打开铁锁,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传询。”

  段振立把朱延年带到审询室。

  审询室是一间小小的房间,里边陈设简单,只有一张方桌,三条板凳,桌子上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询问人,聂性初,穿了一身灰布人民装,看上去有四十上下年纪,其实不过三十刚出头,可是革命严峻的斗争在他的额头和眼角留下了痕迹,深深的皱纹和饱经风霜的皮肤就显得苍老了。他是法院刑庭的审判员,坐在他左边的青年是笔录人,叫马继平。

  聂性初叫朱延年坐在他们正对面的板凳上,问道:

  “从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坐在板凳上,看了聂性初和马继平一眼,见房间里没有别人,看守站在门外,他放心了。特别是从聂性初的举止上看出来是老区干部,对上海西药界的情况一定不熟悉,而聂性初身旁的录事年纪又轻,更不放在他眼里。等聂性初开口问他,他立即低下了头,显得十分驯服而又有些胆怯的神情,想了一下,慢吞吞地说:

  “我是一个守法的商人,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我在解放以前,就和解放区有往来,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解放区做生意,送药品和医疗器械,有一次国民党反动派差一点把我抓了去……”

  “我不是问你这个。你和解放区的往来,我很清楚。我问你解放以后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

  朱延年心头一愣:自己和解放区往来的事,他很清楚?难道他当时在解放区管这方面的事体吗?朱延年说:

  “是的,我马上就要谈到解放以后的事情……”

  “不要绕弯子,谈吧。”

  “解放以后,解放以后,”朱延年重复着这句话,皱起眉头,回忆地说,“解放以后,我规规矩矩做生意呀!”

  “你一点违法的事体也没有做?”

  聂性初两道锐利的眼光注视着朱延年。朱延年若无其事,沉着地说:

  “也不能这么讲。”

  “那么,”聂性初单刀直入,问,“你做了哪些违法的事体呢?”

  “我记得,我没有做违法的事体,不过,福佑店里人多嘴杂,说不定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体,当然,我要负责,可是我不清楚。”

  “你是说福佑药房别的人可能做了一些违法的事体,你自己没有做违法的事体,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唔,是的。”

  “我现在并不是问福佑药房的店员,问的是你自己。你自己一点违法的事体也没有做?”

  “这个,当然,也难讲,”朱延年吞吞吐吐地说,“我实在没有做违法的事体。……”

  聂性初打断他的话,插上去说:

  “自己做的自己清楚。你行贿哪些干部?用啥方式行贿?

  老老实实地讲。”

  “我讲话最老实不过了,我们生意人最讲究信用老实,骗人骗不到底的,更不能欺骗你。你明察秋毫,比我们知道的事体多,了解的清楚……”

  “你别给我讲这些,你说事实!”

  “是的,应该说事实。”朱延年一句一句地慢慢说,“对干部么,交际应酬确实有的,比方说请吃顿饭呀,看个戏的,这也是我们交易场中常有的事体,福佑想做生意,这些应酬也难免。”

  “只是吃饭看戏吗?”

  “往来多了,一回生二回熟,有了交情,送点礼物这些事也是有的。这是我们的旧习惯,一时还没有改变过来,有意行贿干部,那还说不上。”

  “你行贿哪些干部?”

  “要说这也算行贿,那可就多了,大小干部到我们店里来,少不了有些交际应酬,姓名一时也记不清了。如果这些交际应酬也算违法,那我们福佑确是做了不少违法的事体了。不过呢,在旧社会里却不算啥,我们没有改。现在晓得了,以后再不犯就是了。”

  “你别把事体说得太轻松了,”聂性初冷笑了一声,说,“不是一般的交际应酬,你是行贿,腐蚀国家干部。听说福佑药房是干部思想改造所,你就是所长,干部到了你们药房,你都有办法把他改造过来。是吗?”

  “绝对没有的事,这是外边人造谣。我可以对天发誓,我朱延年是新民主主义的进步工商业家,向来就是跟解放区共产党走的,我受了共产党许多教育,我爱护干部比爱护那爿药房还要忠心,要不是共产党解放了上海,我福佑药房吃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亏,不会复业的,就是复业,生意也不会做得这么大的。水有源树有根,共产党人民政府待我这么好,你说,我会腐蚀国家干部吗?绝对没有的事。你不信,你可以到福佑去调查,我可以用我的脑袋担保,绝对没有的事!……”

  朱延年一口气说下去,越说越快,笔录人没法记录了。马继平干脆停下来,用自来水笔止住他:

  “你慢慢讲。”

  “我说的句句是老实话。”朱延年喘了一口气,放慢了语调说。

  “你大概以为我们是小孩子……”聂性初微微一笑,说。

  “绝对没有这个想法,我可以发誓……”

  “用不着发誓,说老实话就行了。”

  “我说的是老实话……”

  “你还要欺骗?”聂性初把脸一沉,有意暂时放下这个问题,转到别的方面,问道,“这样好了,你先说说暴利部分。”

  朱延年看到聂性初面孔变色,心里确实吃了一惊,担心今天混不过去了。一听到问他暴利部分,心里稍微开朗一些,因为这个方面即使获得许多利润也不要紧,因为人民政府没有规定利润多少,再多也可以说不是有意违法。他认真地想了一阵,很严肃地说:

  “暴利最大的部分是仪器方面,大约在一倍以上,也有两倍的,这是极个别的。三年来,大概有八九亿的营业额,最多的是X光部分。一般冷门货售出,暴利也不错,张科长那边多一点,前后有两亿光景。”

  “你没有外汇,X光仪器这些东西怎么进口的?”

  朱延年惊奇聂性初对西药界的行情也蛮熟悉,一句话就问到节骨眼上。他知道套点外汇,最大的罪名不过是违反国家金融法令,但进口医疗器械是政府允许的。他料想不承认下来不行,这方面承认下来更好掩饰别方面的违法事体。他考虑妥当,一五一十地说:

  “我有个朋友在香港,从前在上海言明:如果我们要向香港进货,把款子汇到广州行庄就可以了。我们要买啥物事,直接向香港的朋友接洽。他把货寄到广州,由广州几家运输行开发票给福佑,转运到上海,货款由广州划过去,外汇就套过来了。”

  “前后一共套了多少外汇?”

  朱延年默默计算了一下,说:

  “起码在十亿以上。”他说出这个数字又后悔,觉得太多了,却又收不回来,便接上去说,“不过,我们自己从来没有上过腰包,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国内X光仪器很缺,外贸当局鼓励我们设法多进口。”

  “你套外汇也要外贸局负责吗?”

  “不是这个意思……”

  “是啥意思?”聂性初说,“讲话要老实些,自己犯法,不要推到别人身上。”

  朱延年的面孔一阵红一阵白,他不得不把头低了下去,生怕聂性初发现。聂性初的眼光对着他:

  “你造了多少假药?”

  “假药?”朱延年抬起头来,接连摇头否认,“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聂性初怀疑地问他,“为啥客户检举你呢?”

  朱延年听到检举两个字不禁一愣,但旋即摆出一副受冤枉的神情,委屈地说:

  “客户要这么说,我有啥办法呢?请求庭上彻底调查这桩事体,有些客户可能对福佑有意见,把坏事都推到我身上,这也不好吧?”

  “你意思是说,客户冤枉你吗?人家还有物证哩。”“物证,那很好,很好,可以化验。”朱延年咬紧牙关,死不认账,不动声色地说,“有些药发出去过时了,这情形不能说绝对没有。过时的药,会沉淀,这是大家晓得的。伙计不小心,发点过时的药,哪家药房也难免。”

  “福佑卖的都是真药?人家化验出来也不算数?”

  朱延年顿时想起发给张科长复方龙胆酊那些假药,不好把话说死,马上给自己又找出了理由:

  “这个么,当然,也难说,因为福佑生意做的大,来往客户多,和福佑往来的药厂也多,有些小药厂,设备不全,也会有些药不合药典规定,只要提出是哪一批货,查查帐,看是向哪家药厂进的货,可以掉换。”

  “你自己不是也有个药厂吗?你们厂里制的药都合乎药典规定吗?”

  “我们厂里的药当然都合乎药典规定,一点也没有错,这一点,我完全可以担保。”

  “如果查出假药呢?”

  “我情愿加倍处分。病人吃药为了救病,我们福佑就是为人民服务的,绝对不会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体。如果这一点起码的道德也没有,怎么配称做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商人?”

  “漂亮话少讲一点,还是说老实话的好。”

  “你说的对极了,我一贯主张说老实话的。漂亮话欺骗不了人,更欺骗不了你。骗人结果只是骗自己……”

  “你这也是漂亮话!”

  “我这……”朱延年望望自己,好像在寻找刚才说的哪一句是漂亮活,半晌,他说,“我讲的句句是老实话。”

  “可是,你不肯讲你违法的事体。”

  “我一向是守法的商人,实在没有违法的事体。”

  “套汇是合法的吗?”

  “我们做生意买卖人,对政策法令没有研究,办事可能有疏忽,一时不小心,也不能说没有违法的事。”

  “那把你做的违法的事一一讲出来吧。”

  “我都讲了。”

  “一点也没有了吗?”

  “真的一点也没有了。”朱延年愁眉苦脸,希望博得聂性初的同情。

  聂性初瞪了他一眼:

  “这话恐怕连你自己也不会相信,讲给我听有啥用处呢?

  你回去,好好想一想。”

  朱延年在审询笔录上面打了手印,随着看守回到了号子。

  接连几天没有传询,也没有任何消息,朱延年蹲在号子忐忑不安。他最初以为法官可能相信他的供词,大概没有事了,在等待释放,顶多交一个铺保就行了。继而一想:不像,从法庭的口吻里听得出,对于他的供词是不相信的,怎么会释放呢?再想起自己所做所为,法院会轻易判决无罪明?许久没有消息,倒反而加重他的忧虑了。他无精打采的坐在地上,垂头丧气,闭目养神,心噗咚噗咚地急剧地跳动。

  在他焦急中,忽然听到有人叫唤:

  “朱延年!”

  他抬头一看:是段振立,马上站起来,笑嘻嘻地问:

  “传询吗?”

  “不是的。”

  朱延年的脸色顿时变得苍白。他问自己:难道没有审问完,就判决执行吗?死亡的阴影立刻闪现在他的眼前。他的脚有点发软,仿佛站不直,用手扶着铁栏杆,两只眼睛恐惧地望着段振立:

  “啥……事……体?”

  段振立看出他惊慌的神情,开了铁门,放下笑脸,说:

  “好事体,接见,你老婆来看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