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寂寞的冬天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的年底,广州地面没有什么仗可打,一般热闹惯了的人就觉得寂寞难耐,三家巷里的兴昌洋行经理陈文雄甚至把这个冬天叫做“寂寞的冬天”,大家都认为贴切。既然寂寞,就必定要找点事儿干一干,消遣消遣,因此陈家已经出嫁的三小姐陈文婕,也就在一个冷雨霏霏的傍晚,回到三家巷何家来找她的二姐——如今南海县教育局长何守仁的夫人陈文娣,商量一件事体。她穿着一件闪绒雨衣,束着腰带,短短的身材,十分矫捷,看来比一个普通的主妇显得年轻,比一个普通的女学生又显得较为成熟。她走进三家巷,匆匆忙忙地把那里的景色望了一眼,竟有点生疏的感觉。尤其是生长在枇杷树和电灯杆子之间的那棵白兰花,生长得那样葱茏茂盛,旁若无人,使她十分惊愕,好象她从来不曾见过那里长着一棵白兰花似的。她忽然之间想起来:“哦。对了,我很久没回过娘家了。”自从她和李民天结婚之后,这半年来,她的确很少回家。李民天的父亲是做南北行生意的,家里也有几个钱,婚后单另租了一幢小洋房,组织了一个小家庭。两口子白天上课,晚上回家,过着单调、刻板的平静生活,亲戚朋友,一向很少走动。当下她的脚步慢了一慢,见何家的矮门、趟栊、大门全敞开着,就一直走进她二姐陈文娣的房间里。何守仁还没回来,陈文娣招呼她脱掉雨衣坐下,又叫二娘何白氏房里的使妈阿苹给她沏了扣盅茶来,两姊妹促膝谈心。何家的三个使妈之中,阿苹是长得最漂亮的,还不到三十岁年纪,瓜子脸儿,长条身材,白白净净。她看见陈文婕的肚子微微拱起,就笑着说道:“三小姐,恭喜你了!什么时候赏姜醋给我们吃呀?”陈文婕臊红了脸道:“你急什么,早着呢!”陈文娣对着阿苹瞄了一眼,说:“这家伙,真鬼灵精,她不说,我倒看不出来呢。”说完,就撩起陈文婕的衣摆,拿手去摸她的肚子。摸了一会儿,又说:“真不小了,有些日子了,想不到你迟来,倒先得。四妹和我都还没信儿呢!”陈文婕有点不好意思,就说:“象你们才好呢,干手净脚,轻身伶俐的。为了它,真把我烦死了!”陈文娣冷笑一声道:“哼,轻身伶俐倒是轻身伶俐,可是人家又说你蛋都不下呀,屁都不放呀,——过赖人家的口舌!”两姊妹又说笑了一阵子,才谈到正经事儿上面来。陈文婕首先开言道:

  “二姐,你知道,我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着大事来求你呢。我们那个后年就要毕业了。他千不学、万不学,学了个农。这年头,谁都一样,毕业就是失业,何况是农科!他家是做买卖的,按说也过得去,他不愿做生意,就闲着吃也不要紧,不过给人家看见,终日游手好闲,没个干上的,也不好看相。因此,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就决定办一个试验农场。凑它一两万块钱资本,买它几百亩土地,招它几十个工人,就让他去改良他的水稻品种去。管它赔也好,赚也好,在社会上总算弄出个名堂了。”

  陈文娣听说,啧啧称赞道:“我说的了,只有咱们三妹雄才大略,想得到,做得出,完完全全是一个事业家的模样。只是你放下那些诗、词、歌、赋不管,倒管起这些拉拉杂杂的事儿来,却未免大材小用一些了。”

  陈文婕轻轻地摇着头说:“也不是我正经干了什么事儿,我只不过出了这么个主意,真正拿起事情干的还是别人。你还记得有个叫做郭寿年那样的人么?他是咱们杨家舅舅那边的小舅子,论起辈份来,是咱们的表舅。这个人忠直端正,银钱上很可靠,写、算、跑、讲,样样在行。我去跟舅舅商量,舅舅说,‘他本来管着济群药铺,也有点大材小用,屈了他的,你们要,就给你们吧。药铺可以另外找人。’我就请了他来当经理。一切事情,都由他来挡着呢。”

  陈文娣越发称赞了,说:“你看,又能筹划,又能用人,这简直是大将风度。别看你平时懒散淡泊,闷声不出,却有着这许多队伍!人家说密实姑娘没正经,这话一点也不错呢!”

  陈文婕笑着阻拦她道:“二姐,你先别忙封赠,我还有打算呢。我想,人世间本来无所谓贫富,无所谓阶级的,只是人们都自私自利,又不肯用脑筋去想想办法,竟弄得好象真有阶级似的。我就不服这口气!我们这个农场一方面搞科学试验,一方面还要搞劳、资合作。农场要是赔了钱,我们担起来;农场要是赚了钱,除了开支、成本、公积金、公益钱、股息、捐税等等之外,把全部红利都拿出来分给大家。这样子,大家都是劳工,——大家又都是资本家,那阶级什么的就不存在了,谁也不剥削谁了。”

  陈文娣听了,把舌头伸了出来道:“哎哟,我的上帝!你这就不只是一个事业家,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家了。我是不懂政治,也不问政治的。阶级究竟有没有,与我无关。不过这回我要说,你对底下人,可不能粗心大意。你对他们严了,他们就埋怨你;你对他们宽了,他们就要欺负你!依我看来,上、下之间,还是恩、威并用,刚、柔兼施为好。不然的话,你虽然一番美意,难保他们不给你搞个稀巴烂,还说是阶级斗争。——你犯得着么?”

  陈文婕听了,默然不语。又低头想了一会儿,才缓缓说道:“我总是相信,人到底还是有良心的。人不能恩将仇报。

  如果是那样,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陈文娣起身走了出去。她张罗菜饭,留陈文婕吃;又张罗暖酒,给何守仁准备着。张罗了好一阵子,才回到房间里来,坐在陈文婕身边,抓起她一只手,说:“我给你做了四样菜,你在外边叫使妈做饭,一定吃不上,可你又从小就喜欢吃的。你猜哪四样:鸡爪子,鸭翅膀,鱼脑袋,鹅尾巴!——哎哟,你瞧,我说着、说着就忘了。你说有事来求我的。你什么都拾掇好了,还有什么求我的地方?”陈文婕说,“对了,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什么都有了,可是土地还缺着哪。你们家土地多,不知道让出几百亩行不行。”陈文娣轻蔑地笑了笑,说:“我只道是什么大事,原来是向我要烂泥巴!我不当家,等会儿你自己跟你二姐夫开口吧。我看没有什么希罕的,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到这时候,陈文婕才端起茶碗,拿扣盅盖子拨着茶叶,一口、一口地呷着。

  就在这个时候,在距离广州市四十里之外,有一个身体结实矮小,年纪在三十上下的壮年男子,正冒着凄风苦雨,在崎岖泥泞的村外大道上赶路。他就是制造迫击炮的兵工工人出身的共产党员、广州市河南凤安桥德昌铸造厂的技师、绰号叫做“研究家”的赤卫队员冼鉴。他必须在今天晚上九点钟之前,通过前面震南村外的震南公安稽查站,赶到仙汾市。这时候,他的衣服全湿了,雨水透过几层衣服,沁到胸前和背上,十分寒冷。那双涂满了黄泥的布鞋,走一步就掉一回,水声吱吱地响着。他走到路旁一棵大树底下,把那顶湿透了、变硬了的旧毡帽脱下来,用力甩着。雨水从他的发脚一直淌进脖子里。他自言自语地咒骂道:“这老天爷从来不学马克思主义,只顾给蒋介石帮忙!”骂完之后,就从怀里掏出一个马口铁香烟盒子,取出一根纸烟来。纸烟倒还干燥,但是洋火潮湿了。他一根接着一根地擦,总是不着火……同时,他心里面却在考虑一个严重的问题。他想,“到底翻过前面那个小土冈,绕过那王八蛋公安稽查站走好呢,还是不管三七二十一,大模大样地一直打它大门口走过好?”想来想去,一时决断不下来。……自从去年底广州起义失败,从观音山撤下来,弟兄们失散之后,冼鉴心中,十分悲愤。他是一个精明能干、坚定得和铁、和石头一样的男子汉,又会各种机器手艺,因此胆子也大,什么都不畏惧,只一心要去找红军。他起旱走到海、陆丰,尝尽艰难困苦,却没有找到。又翻山越岭到北江的乐昌、曲江一带寻找,依然没有踪迹。正在万般无奈往回走的时候,却没想到在韶关无意中碰见了那汽车司机出身的共产党员、德昌铸造厂的好伙计、赤卫队里面的患难弟兄冯斗。两个人一见面,那欢喜的劲儿简直没法形容,也顾不得路人注目,一抱就抱在一起,再也分不开手。旁人见了,只当那是打架耍闹,哪里知道这里面又是革命同志又是肝胆朋友,又是同生死、共患难,又是他乡遇故知,有多少不平常的滋味儿呢!当下两人到小吃店喝了几杯酒,就尽情尽兴地谈起知心话来。我说了几句,就望着你笑;你说了几句,又望着我笑。冯斗看见冼鉴虽然满面风尘,衣衫褴褛,但是精神没有半点衰颓,就说:“好极了,好极了!看你还是尖尖嘴脸,硬硬骨头,抬起头来热辣辣,低下头去静幽幽,哪怕国民党打不倒!”冼鉴看见冯斗虽然皮黄骨瘦,脸带愁容,但是元气还在,并无损伤,也说:“可不是好极了!看你还是直着腰骨,挺起胸膛,半眯的一只眼睛,满嘴的络腮胡子,咱们的江山依然无恙!”往后又谈到当前的政治形势,彼此分手后的痛苦经历,从前的战友的踪迹、下落等等,一谈就谈了三天三夜。冯斗告诉冼鉴,他已经在仙汾市找到了一份生活,是在一家机器修理厂做替工。他又遇见了那手车夫出身的共产党员、德昌铸造厂的好伙计、剑仔队员兼赤卫队员谭槟。谭槟那时候已经在仙汾市一家“米机”里面做碾米小工。他们联系上了,但是没成立组织,也找不到上级,因此他就乘歇工之便,到韶关来找关系。最后,冼鉴跟冯斗一道回到仙汾市,也在那机器修理厂里做做替工,有一天、没一天地干着糊口。他又跟冯斗、谭槟三个人自动成立了支部,他们选他当支部书记,过着组织生活。一直到三个月之前,他们才和上级机关接上了关系。最近,他们正在忙着领导仙汾市附近震北村的农民抗租运动,干得有声有色。今天,他天没亮就赶到顺德县一个指定的地方,参加了一天由南、番、顺特委召集的会议,如今正要赶回仙汾市。……

  冬雨沙沙地下着,虽说在野外,那天色也渐渐地黑下来了。他擦了半盒洋火,可是连一根也没有擦着,没办法,只好收起香烟,又甩了几甩那顶湿帽子,连泥带水戴在头上,憋着一肚子闷气迈开大步向前走。这荒野上空空荡荡,除了水烟云雾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走了这老半天,却连一个人影儿也没见着。他想起广州起义那阵子,人们多么高兴,多么振奋,如今同志们死的死,逃的逃,许多熟人都四散分离,不知下落,不免有寂寞之感,便举起脑袋,对着那昏昏沉沉的天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时候,在远远的地方,在那叫做蛇冈的小山脚下,出现了一幢祠堂样式的黑色房子,那就是恶名远播的震南公安稽查站。冼鉴一看见这幢房子,那些饥饿、寒冷、闷气、寂寞的感觉一下子都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心里头的怒火熊熊地燃烧着。他捏紧拳头,咬紧牙齿,睁大仇恨的眼睛,象广州起义攻打公安局的时候一样,全身血脉都活起来,要冲破敌人这个堡垒。同时他想:“我要是翻过蛇冈,绕过那些王八蛋,也不准能走脱。东沙渡口还有他们的人,——反而叫他们疑心生暗鬼!不如正正当当地打他们大门口走过,看他们奈我什么何!”立定决心,冼鉴就大踏步朝稽查站走去。

  自从一千九百二十七年广州起义之后,城里、乡里,各地绅、商、官吏,没有一个不提心吊胆,慌做一团。大家都认为那些军队、保安队、团丁、警察,虽然多得和苍蝇一样,甚至已经饷没有发的,枪没有背的,饭没有吃的,衣服也没有穿的,还嫌力量不够。于是有些躺在大烟床上的足智多谋之士,就上了条陈,主张各地关卡、险隘、岔道、渡口,凡是老百姓平时必经之处,都设立公安稽查站,严厉搜查、盘问一切过往行人。老爷们采纳了这项主意,各地的稽查站就象雨后蚯蚓一样,纷纷钻出地面上来。这些稽查站权力之大,范围之广,勒索之苛,手段之酷,简直史无前例。敲诈,抢劫,强奸,杀人,没有一样不干。别说丘八、团丁,比不上他们,就是阎王殿上的牛头、马面,那威风也还差着一皮呢。这时候,震南公安稽查站的二十多个稽查们已经喝过烧酒,吃过晚饭,正团团围着一张大会议桌子,有坐着的,有站着的,在听他们那喝醉了的站长说疯话。这站长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挂着茶居工会执行委员头衔的工贼梁森。广州起义失败之后,他被提升做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社会部干事,开头,他不知道这干事是干什么的,倒也一头的高兴,后来干了半个月,才知道收入很可怜,是个荒唐差事,就怨天尤人地想道:“我已经三十六岁了,还没成家立业,再坐几年冷衙门,岂不连头发都白了?要说我反共有功,为什么不给我一个外放的肥缺!”后来上司知道他的意思,觉得他想的也对,就把他外放当了这个震南公安稽查站的站长。半年以来,他这才称心如意,吐气扬眉。这天晚上,他喝得不算很少,正在给他的手下们介绍哪家的姑娘长得最标致,哪家的鸡最好吃,哪家可能有几个共产党员等等,忽然门外放哨的来报,有个衣衫褴褛的人走过,问他放行不放行。按他平日的习惯,只要手一抬、一挥,就算放行了。今天他的手抬了起来,可是还没有挥出去,他又回心一想:“虽然第一,这个人挑这种招人疑心的辰光走路,大概不是共产党;第二,这个人打他们大门口经过,看来又不象走私的角色;第三,这个人衣衫褴褛,分明挤不出什么很多油水;但是反正如今闲着没事儿,睡觉又太早,不如弄点把戏给大家玩玩儿,开开心,也是好的。”就说:“带进来!”

  不大一会儿功夫,冼鉴就跟着那个便装稽查走进来了。手下们见来了这么一个人,想来没啥脓血,就一哄而散,剩下一两个爱献殷献的,懒懒散散地坐在一旁。大厅正梁之下,吊着一盏白纱汽灯,叫寒风吹得缓缓摆动,那灯光是绿幽幽的,晃荡荡的,好象到了传说里面的阴曹地府一样。冼鉴一眼望见正中坐着的那个人,那副涎皮赖脸的模样,那高高瘦瘦、却又缩做一团的身躯,便认识他是梁森,又知道碰着他喝醉了酒,心中不由得十分愤怒。梁森这时也睁大那双小圆眼,细细打量着来人,见他矮小结实,硬朗端方、一走、一站,一抬头、一闭嘴,都显出强悍坚定的气概来,便想这个人如果不是共产党,也一定是哪个堂口的绿林好汉,绝非普通的乡巴佬。他问了冼鉴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等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冼鉴知道他是在观察自己,便使唤“机器仔”那种里面小心谨慎,外面随意大方的神态跟他周旋对答。梁森见寻不出破绽,就突然发问道:

  “姓冼的,你认识我么?”

  冼鉴吃他这么一撞,完全没有想到,也就打了个楞怔,可是很快就平静下来,笑笑地回答道:“倒没请教呢。不过看长官的模样,至少就是这里的站长了。”

  梁森鼻子哼了一声道:“正是认识我的,好人有限;不认识我的,好打有限!我再问你:你知道我们不出今年年底,就要把共产党彻底消灭么?蒋总司令已经说过,‘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准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你知道么?”

  冼鉴心里想道:“真好笑!你想的倒怪美!”嘴里却说:“不知道。咱们做手作的,没听过这些事儿,只记得从前北伐的时候,蒋总司令说过,‘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其实民生、民死,跟咱们倒没相干!咱们做一天手艺,算一天工钱。

  民生了,不多算;民死了,也不少算!”

  梁森喷了一口酒气,申斥他说:“胡说!蒋总司令什么时候说过那样的混账话?——不过你别胡扯。我还要问你:最近震北村有人想造反,说什么不交租,不完粮,不纳税,还要组织农会。你说,这是不是有共产党在里面活动?”

  冼鉴一听,知道梁森不过如此了,就轻松地笑道:“官长说的这些,我都没听别人说过。倒是有人喜欢把一些没来由的风言风语,当做天大的事儿传来传去,说震北村最近活活地饿死了三个人。有人说亲眼看过,是两个女的,一个男的;又有人说,他还去送过殡,的的确确是两个男的,一个女的。他认真到要为这件事儿赌咒。官长,你知道,我们工厂里有一个蹩脚技师,他就有一个亲戚住在——”

  他的话没说完,梁森就拍桌子禁止他道:“够了!你那些鬼话,说给谁听?留到清明拜山的时候再讲吧!我看你也不是一个喜欢絮絮叨叨的人,哪来的这一箩子废话?你分明是鬼混!”

  冼鉴说,“又不是我要讲。是你要问。不让我讲,我就走吧!”

  梁森说,“这却办不到,姓冼的,这附近几十里,天一黑就戒严,渡口也封了,任何人都不许走夜路,也不许过渡。你就在我这里住一宿,他们会让你住在‘花厅’里面的。有账明天再算。”说完,他就打了个哈欠,退了堂。

  冼鉴心中明白,自己算是被逮捕了,跟着,他的精明的眼睛,露出一种迟滞的神色。他想起昨天夜里南、番、顺特委的会议,他想起今天晚上仙汾市的那个会议,他想起眼巴巴地盼望着他的冯斗和谭槟。不知道为什么,他如今觉着那两个同志分外亲切,分外可爱,甚至使他想起他们来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叹了一口气。一个拿着手电筒的稽查,把他送进了“花厅”,在外面上了锁。这“花厅”是一间又黑暗,又潮湿,又十分寒冷的小房间。借着刚才手电筒那一闪,冼鉴看出来,除了地上一堆禾草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人一进去,迎面扑来一阵霉味儿,一阵汗味儿,一阵血腥味儿。冼鉴因为十分疲倦,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管那全身的湿衣服多么阴冷,多么不好受,一头倒在地上,裹起禾草就睡。可是睡一阵,醒一阵,冷一阵,想一阵,总睡不熟。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钟,站长梁森才起床。他洗过脸,吃过早饭,就准备上广州去,把冼鉴的事儿全忘得干干净净。那听差挤眉弄眼地提醒他道:“站长,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们昨天晚上来了个客人,还没打发呢!”梁森不肯在听差面前认输,就说:“没搞头,叫呆着等我回来。你以为我能把正经事儿忘记么?”听差说:“那家伙倒象个硬汉子,连一句好话都没说过,只怕是个八字脚。”梁森一听。越发不乐意。如果是个共产党,他都没审问出来,却叫一个听差给认出来了,那还了得?当下他冷笑一声道:“共产党都是狡猾的,哪有这样硬梆梆的?他分明是个机器仔,机器仔就是这种戆九的脾性。我要是看错了,你挖我的眼睛核子!你可知道,我杀的共产党,比你看见的共产党都多呢!”为了证明他的眼力和他的权威,他把冼鉴叫了出来,当堂将那嫌疑犯释放了。冼鉴走出稽查站门口,正大步朝东沙渡口走去,准备“过海”回仙汾市。但是梁森把他叫住了,对他说:“我虽然放了你,可不许你到震北村、仙汾市去。你回头来,往西走,到三水县去;往南走,到顺德县去,都行。那些地方不归我管,我也就不管你!”

  冼鉴没办法,只得从昨天的来路向顺德县地面退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