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泰蓝大王陈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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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香港景泰蓝商人陈玉书就是一个例子。陈玉书是靠经营景泰蓝发家的,他至今还占有香港50%的景泰蓝市场,而且同时经营贸易、地产、工业、娱乐业。

  陈玉书的父母都是华侨,他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岁那年,他出于对祖国历史的热爱,回到中国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64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当教师。但没有多久,便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他这样有海外关系的人都不免受到冲击。他受不了那种人格的伤害,被迫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职业,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72年去了香港。

  刚到香港,他一无所有,还要养活妻子和女儿,只能靠打短二维持生计。干的是苦力活不说,还经常找不到活做。有一次,正当他失去工作的时候,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他的经济能力无法再抚养一个孩子,只好找医生给妻子做人工流产。可是,他连医疗费用都支付不起,四处奔走找朋友帮忙,好不容易才凑齐那笔款子。日后,他回忆起那段生活说:“那真是残酷的人生。”

  陈玉书人生的转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他又失业了,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这个坏消息,早上,他仍假装去上班,实际上是出去寻找工作。他在外面转了一整天,直到天黑也没找到工作。他不敢回家,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走到维多利亚公园门口,因为无处可去,想到里面坐下来歇一会儿。他看见一位妇女带着一个孩子在荡秋千,那秋千总也荡不起来,便走上前去帮助推了一把。那位妇女从秋千架上下来后便跟他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没有工作,很同情他的遭遇。

  这个妇女的丈夫是印尼驻香港领事馆的高级官员,他给陈玉书谋取了一个给印尼华商办理签证充当中介入的机会,一下就让他赚了5万港元。在70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有了这笔钱,陈玉书生活不愁了。他想,坐吃山空当然是不行的,应该趁着有点本钱,做点生意。他办了一个“香港繁荣发展有限公司”,主要经营大陆产品的转口贸易。虽然规模尚小,但他发现自己还是很能做生意的。而且他又能吃苦,经过一两年的努力,公司逐渐发展壮大。

  陈玉书并不满足,他决定大胆开辟台湾市场。他与别人合伙购进了一大批台湾产的涤纶布,准备将这批货销往大陆。如果成功,一定能赚一大笔钱,公司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合伙人勾结台湾商人,在合同上做了手脚,结果他花40万元买来的竟是一堆卖不掉的积压商品。这次上当几乎使他倾家荡产,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商海是多么凶险。吃一堑,长一智,此后陈玉书做生意就很小心,没有再上过骗子的当。

  经此打击,陈玉书并没有垂头丧气,他一面反省自己,收缩营业规模,稳住公司;另一方面积极收集信息,以图重整旗鼓。

  1979年,大陆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港台商人纷纷进入大陆市场发展业务。陈玉书也来到北京,经过一番考察,他决定经销具有民族特色的景泰蓝产品。他第一批购进了价值5万港元的货,运回香港后,很快便销售一空。第二年,他又订购了30万港元货,同样很快就卖光。以后,他又多次订货,每次都是数十万元。这样,他就成为香港较大的景泰蓝经销商了。

  然而,到80年代初,因为全球性经济衰退,香港市场对景泰蓝的需求量减少。陈玉书订的货比较多,一时难以售出,形成积压,他又一次陷入困境之中。他日思夜想如何摆脱这个困境。就在其他商人纷纷收缩业务、抛售存货的时候,他却来个反其道而行之,一连开了4家新店,在报纸、电视上大做广告。对他来说,这简直是一场赌博,他把大部分销售收入都押上去了。

  同时,陈玉书认识到,由于传统的景泰蓝产品花色品种单一,功能只限于观赏,已满足不了顾客的需要,改革产品是当务之急。为此,他频繁地往来于北京与香港之间,把世界最新的流行趋向通报给生产厂家,并指导工人制作。

  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在景泰蓝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他的“繁荣”公司销售量不但没有下降,相反还逐年增加。

  1982年,陈玉书又作出一个惊人之举:由于世界经济持续萧条,北京工艺品公司积压了价值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景泰蓝产品,急于清仓处理。但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港商谁也不敢图这个便宜。陈玉书却独具慧眼,看好这个机会。他认为,景泰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世界经济不景气也不会长期继续下去。一旦经济回升,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就会增加,景泰蓝还会成为抢手货。他想,若买下这批货,就等于拥有世界上最大、花色品种最多的景泰蓝库存。思考再三后,他决定,订下这批货!

  按照他当时的经济力量,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唯一的办法只有向银行借贷。而银行家们都不傻,他们知道景泰蓝行业不景气,担心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陈玉书跑了许多家银行,只有少数几家同意贷款,但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陈玉书咬了咬牙,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将所有的家产抵押出去,这才凑足了所需货款。他知道,如果这笔买卖失败,他又将身无分文。

  货运到香港,他理所当然地打出“景泰蓝大王”的金字招牌,号称“数量最多,品种最全”。但同行都在暗中窃笑:看他怎么抛掉这个大包袱!陈玉书心里也悬着,他外表装得坦然,心里却像火烧一样。现在他是负债经营,每拖一天,贷款的利息就增加一分。

  这时,忽然一个好消息传来:新加坡准备举办中国景泰蓝展览。得到这个消息后,陈玉书心花怒放,他立即带着所有的样品赶赴新加坡。展览会一开幕,参观订货的人就源源不断。这次机会,扫清了陈玉书登上“景泰蓝大王”宝座的一切障碍,他的公司营业额顿时扩大了10倍,在香港同行中,已经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了。他的公司营业额占了香港景泰蓝市场的一半以上。

  陈玉书从实际经营中认识到,景泰蓝产品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朝“实用化、日用化”方向发展,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其销售旺势。他组织北京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成功地研制了脱胎景泰蓝。它制作简便,成本低,可以制作台灯、壁挂等日用装饰品。他还亲自设计了景泰蓝手表、景泰蓝钢笔、景泰蓝打火机等各种日用品,这些新产品一上市,大批订货单雪片般地飞来。他销售的景泰蓝产品不仅畅销东南亚,还打入了欧美市场,随着市场的不断开辟,陈玉书在商界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可是,他并不满足于只做“景泰蓝大王”,又雄心勃勃地向地产业、娱乐业迈出了步伐,并在这些领域也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1982年到1984年,大批港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纷纷外迁,导致地产大跌,尤其是豪华住宅,几乎无人问津。

  陈玉书的想法却与别人不同,他认为地产永远是向上涨的,回落和下跌都是暂时现象。尤其在香港更是这样。现在人心浮动,房地产价格已经落到最低点,此时买进是不会错的。果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市面稳定了,房地产价格就像坐上直升飞机,直线回升,狂涨不已。陈玉书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劝他趁此机会赶快抛出。陈玉书说:“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我对香港充满信心,香港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是国际金融中心,它不会因变化而阻碍发展。”他不愿做房地产投机商。现在,他在地产上的投资已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他的地产越多,信誉也就越好,在香港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响。他担任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咨委、香港钟表业第7届主席、香港佛山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

  陈玉书事业上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眼光要远,项目要大。眼光远,就是善于分析形势,不为眼前的困难所迷惑;项目大,是指项目应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他认为自己的发迹在于三个机会:一是抓住了北京工艺品公司清仓的机会;二是几经努力申请到了贷款;三是通过新加坡景泰蓝展览会打响了牌子。他将三个阶段比作“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他笑着说:“香港许多富豪,都是这样依靠大的战役起家的。”

  陈玉书做生意赚了钱,但他忘不了,他是依靠北京工艺品生产厂家,依靠祖国的传统工艺而致富的,他对祖国的感情并未因“文革”期间的遭遇而减淡。他与北京手表厂共同投资50万美元组建景泰蓝钟表公司,生产各种景泰蓝工艺手表和挂钟;与北京首饰公司合作生产各种景泰蓝首饰。他还在深圳、珠海等地投资兴建酒店、卡拉OK厅以及高级住宅。他不仅对香港充满了信心,对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信心十足。

  他说:“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应将有限的生命用来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近年来,他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80万港元,向宋庆龄基金会捐款30万港元。加上其它的捐助,他总共向大陆同胞捐献了1600万港元。他的义举,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好评,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孙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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