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阮元的家庭生活



  阮元是嘉庆道光时期的名臣,他不仅从政颇有政绩,且以着作家、刊刻家、思想家着称于世,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本文主要是讲他的家庭生活和为人。

  阮元,字伯元、芸台,乾隆二十九年(1764)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祖父阮玉堂,武进士出身,官至参将,军事余暇,“尤喜读书,为古文辞诗歌,援笔立就”,着有《湖珠草堂诗集》、《琢庵词》、《箭谱》及《阵法》等书。父阮承信,国学生,幼读书,“治《左氏春秋》,为古文辞”。母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诗书,明古今大谊”,曾同时经理祖姑和公公的事,一切依礼法办理,但不请和尚道士念经,亲戚中有人提出异议,她回答说,“吾阮氏、林氏皆儒家,无庸此”,表明其儒家风尚的特点。

  阮元5岁,母亲教他识字,开始读书,6岁到私塾就学。他幼年口吃,念书不流畅,个性又要强,急得回家直哭,母亲领着他念读,于是背诵如流水。母亲又选白居易诗教儿子,并“教四声属对之法”,所以阮元八九岁就能作诗。后来他回忆此事,认为这是母教的成果,而“非塾师教也”。如果说母亲开启于识字的教育,其父则令阮元疏理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于《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授“成败治乱,战阵谋略”。他教儿子学射,并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希望阮元文武兼备。以上是阮元在为其祖父、父母所写的行状里讲的事情(文收入《揅经室二集》卷一)。看来阮元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阮元9岁时投师乔椿龄。乔是秀才,“通诸经义,涉猎百家子史,尤深于《易》”。17岁,奉母之命,又跟从李道南学习。李曾中进士,不乐仕进,在乡里教学,着有《四书集说》。他认为乔、李两师是“独立特行之儒”,就学于他们是幸事,而两位先生也很称许这位学生,可见阮元的学习出类拔萃。

  乾隆四十九年(1784),21岁的阮元中秀才,隶籍扬州府仪征县,五十一年成举人,五十四年中进士,充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中一等第一,任翰林院编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他又是一等第一,很得乾隆帝的赏识,任为少詹事、南书房行走,同年晋为正詹事。年轻的阮元以他的优异学识,平步青云,走上仕宦道路。

  乾隆五十八年阮元出任山东学政,六十年改为浙江学政,任满回京,先后官兵部、礼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嘉庆四年(1799)充会试副主考,次年出任浙江巡抚,一度丁父懮离职,后复任,嘉庆十四年,因循隐罪夺职。这是阮元一生官场上惟一的一次失意。

  回京后的阮元,任编修、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七年出为漕运总督,二十一年晋湖广总督,次年改两广总督,任至道光六年(1826),其间有时兼任粤抚、粤海关监督。离两广改任云贵总督,十五年调进京城,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兵部事。道光十八年,阮元75岁,以老病请准休致,二十六年加太傅衔,二十九年(1849)病逝,享年86,谥文达。  

  阮元20岁娶妻,其妻为祖母江氏的族孙女,是亲上加亲。江家祖籍安徽歙县,在扬州经营盐业。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妻子江氏亡故,幼女也早殇。后来,续娶孔氏,为曲阜衍圣公孔昭焕之孙女,诰封衍圣公孔宪增之女,衍圣公孔庆熔之姐。

  阮承信因阮元是单传,林氏又早卒,在乾隆六十年令把族孙常生过继给阮元为子,是为阮元长子。嘉庆六年(1801)妾谢氏生阮福,其后妾刘氏生阮祜,孔氏生阮孔厚及女儿阮安。阮元对诸子进行诗书传家的教育,做两广总督时到钦州阅兵,恰是其祖父阮玉堂最后的任所,因写示儿诗:“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他在京中,听诸子夜读,甚为高兴,作诗抒情:“秋斋展卷一灯青,儿辈须教得此情。”常生官清河道,先阮元而卒。常生与阮福帮助乃父做过文字工作。女儿阮安幼学诗画,作有《百梅吟馆诗》,丈夫张熙20岁死,阮安在生下遗腹女后也死去,实有殉夫的意思。阮元对她的死很伤心,但又“心许之,曰礼也”。以殉夫为礼,笃信三纲五常,人就变得残酷无情了。阮元重视家族生活,因先世自淮安迁扬州近200年,族人繁多,而未建宗祠,嘉庆六年于浙抚任上,与乃父承信、堂叔阮鸿议定,出资建立阮氏祠堂,买田作祭产,又在祠堂附近设立家塾,聘请名师教育族中子弟。阮元对族人亦多照顾,在山东、浙江学政任上,都请阮鸿帮助衡文,阮承信还要资助阮鸿捐纳为官。

  阮元不好虚热闹,高官耆寿,从不做生日。40岁是人生开始大做寿辰的年龄,阮元在十月二十日生日这天,离开浙江巡抚衙门,到海塘工地视察,避免亲友属吏的祝寿。以后无论大小生辰都这样过,所谓“每于是日谢客,独往山寺”,作竟日之游。因往山林,参观古迹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这一做法叫做“茶隐”。道光三年60岁花甲大庆的日子,身为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的阮元,跑出总督衙门,来到抚院东院空无人迹的竹园中避客,煮茶作画题诗。他的茶隐,到80岁休致在乡时,仍不废弃,在华诞以前,就从扬州城里搬到城郊的草庐中。他不仅自己不做寿,也不给孔夫人做生日。仍是道光三年,孔夫人生辰这一天,他为避客,独游广州荔枝湾。

  阮元的不做寿,有两个原因,一是谢却寿礼,不以“屏幛宴乐为美”。二是讲求养生之道,即不做生日,把精力放在保养身体上。他同白居易生日相同,白居易40岁时作有诗歌,阮元步其韵为诗,写道:

  人生四十岁,前后关壮衰。

  我发虽未白,寝食非往时。

  知道这时应当注意身体了。又考虑到自身政务、做学问繁忙,更要有好身体:

  百事役我心,所劳非四肢。

  学荒政亦拙,时时惧支离。

  所以他到此盛年,不是沾沾自喜于过往的成就,而是研究如何“却老病”。阮元得享高年,同他爱惜身体,不搞狂欢淫乐,有很大关系。清朝人习惯于做寿,当遇到老人生日时,子孙不惜破财大肆庆祝,在上流社会尤其如此。皇帝的圣寿节,是一年的三大节日之一。乾隆帝做80大寿,至今留存有记录其盛况的120卷的巨着《八旬万寿圣典》。贵胄官僚在大小生日时作一番庆祝是常事,更有闹笑话的,一年过两次生日或者提前做寿,不过是为着多收贺仪。纪念诞辰,并不是坏事,问题是怎样过法。大肆做寿,则是丑陋风俗。阮元不拘于时习,不做生日,不收贺礼,实有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