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蒋介石机构中的“窝里反”，已令老小二蒋万分恼怒，而当年那些落水之人，瞅这个机会也一窝蜂对蒋骂战，蒋介石看在眼里，好不气恼！有人这样说：“民国三年正月初七下午，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令北京军政执法处长陆建章，缇骑系共和党副领袖余杭章炳麟于龙泉寺。四十六年后的九月四日，‘行宪总统’蒋介石，又下令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槛车囚中国民主党发起人长兴雷震于台北。书生报国，以文字贾祸，以党锢系狱，千古以来固不仅太炎儆寰两人而已！但建国五十年来，因拥护‘共和’提倡‘民主’，仍不能逃避特权者魔掌，则我国民实堪同声一哭也！”
老蒋皱眉道：“把雷震比章太炎，已经不伦不类，把袁世凯比我，这算是捧场还是挖苦？袁世凯见过像我那样的大场面吗？”言下之意，蒋以超过袁世凯的“成就”而沾沾自喜。而事实上，就出卖中国而言，袁逊蒋多多。
那个曾经落水者又为宋英叫冤枉，说是“宋英女士字亚英，安徽省舒城县人，今年五十九岁，中国公学政治经济系毕业，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研究员。历任南京植产农场场长，南京小朋友图书公司董事长，南京市妇女常务委员。胜利后在上海狄思威路创办幼幼托儿所，被推为董事长。”
至于宋英随蒋遁台之后，“出任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委员。她不但是妇女运动的健将，并且是敢言的‘女御史’，现任监察委员，此番为了乃夫冤狱事，四出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一群监察委员，亦曾于五日联名具呈最高保安当局人士，要求将雷震交保释出，未见下文。七日，非国民党籍监委，又向监院提议调查雷震案。相信拘捕雷震既经最高当局‘批准’，用情不起手，起手不用情，要想宣判无罪，看来恐无多大希望。”
蒋家父子对于这些反对，认为不能任由发展，要经办人想办法，乃至派人到香港作说客。可是在台湾“监察院”中的暗斗那就无法避免的了。按照小朝廷的法律，该院有权调查雷案，但蒋不希望有此调查，几经会议，该院中的“国民党党部”派出“监委”陶百川、吴大宇、酆景福等三人，向“非国民党籍监委”酝酿“查案”者进行劝阻与疏解，但是陶百川推辞了这项差使。余下二人分头拜访，同样没有下文，最后出动“拖”字诀，在“监院”中永远不去办理这个“查案”工作，任何人力催无效，把宋英气坏了。
这边厢老蒋“打雷”，那边厢美帝踢蒋，一份由所谓“民主自由人士”主持的《联合评论》来了个“援雷专号”，刊登了十几篇援雷反蒋的东西，把蒋介石气得直拍桌子。另方面，台北英文《中国日报》指摘蒋方“打雷”不当，而“立法委员”胡秋原与成舍我等人，也在指摘蒋方“打雷”，都要求把雷震从军事法庭转移到民事法庭审讯。而高玉树与李万居的活动虽已减少，却未停止。高玉树更乘机以“筹组反对党活动”掩蔽他在台北市长位内的渎职之罪，一再拒绝检察官的召唤作供。蒋家父子本以为祭起这个法宝可以使高就范，没料到对方还敢蔑视蒋方法律，按例可以对他进行拘留，借口“保持法律尊严”想来也可顺理成章，但又担心设若检察官申请法院出传票予以拘捕归案候审的话，蒋帮又会受到普遍的“打击反对党活动”的指摘，而高玉树必然又将以“民主烈士”姿态出现，对他有利，对蒋不利，于是只得忍痛作罢。
几乎同一时间，胡适又在纽约通过美国通讯社之口，批评雷案，“荒谬的反叛罪”，扬言就要回到台湾，并且强调《自由中国》封不得，因为这是“新闻自由的象征”，他不希望蒋家父子毁了这个“象征”。
蒋家父子必须抵挡一阵，于是抛出一顶又大又红的红帽子，在报上广发消息，说是“共产党正在利用野心政客来瓦解台湾的防御。”而且这是使用四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对国民党所用的同一武器，当警察抓到一名蒋介石的政敌而控以反叛罪时，出现了这么一个局面，意味到这是一次新的政治危机。
在台北美国大使馆中，“中央情报局”人等正在那里交换有关救雷的意见，那职权凌驾于驻台大使之上的头子苦笑道：“你们瞧，我们从白宫里的总统先生开始，已经全部变成共产党了！我们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也几乎要改名为共产党了！”
笑声中那头子道：“蒋的报纸说，我们这些‘共产党’，通过《自由中国》杂志，用这种战术反蒋，比军事进攻更为危险！他们一口咬定，是我们这些‘共产党’，在活动搞一个反对党，以便在明年一月间的地方选举中，以在野党的力量，反对蒋的国民党，他们甚至说，我们这些‘共产党’，用反对党名义便可以击退国民党，那国民党不是笔无分量了吗？”
驻台“大使”庄莱德道：“我们在这里，听得可是多了。蒋的一贯看法是：一旦台湾有了个反对党，那就像美国的两党选举一样，就会很容易地把国民党的那顶执政党帽子摘了下来，他们就得卷铺盖。”又道：“因此，实在没有办法，就她出一顶红帽子，他知道在这方面，我们和他的步伐完全一致。”又说：“就在昨天，蒋在他的机关报评论中说：共产党已认识到他们不可能用武力占取台湾，所以他们要利用野心的政客，经由似是而非的合法政治活动，以瓦解台湾的防御。这种战术比公开的军事进攻还要危险，他们用这旧战术颠覆政府，他们使用的手段几乎是他们在大陆使用的翻版。”庄莱德低声道：
“有一个他们的人说，这些话的真正矛头所指，不是指共产党，而是指我们。我们在一九四八年、一九四九年时，司徒雷登大使和吉塞普巡回大使，曾经指导国民党中少数人士以及他们党外的民主人士，企图成立第三势力，蒋对这件事到今天还没忘记，还在怨恨不已！因此雷案发生之前，他们已经研究了好长一个时候，由于反对党的成立日期已经公布，他们就没有办法再拖得下去，于是一方面给我写信，作为解释，打个招呼，一方面也就采取了行动。”
那中央情报局的小头子道：“那么，据说四个被捕者之中，真正有问题的不是雷震而是刘子英，我看过刘子英的资料，如果他也算是共产党的间谍，那每一个国民党人统统有资格关进去了，包括蒋家父子自己。”
人们没法笑得出声，有人说。“看来，这一仗，我们只能吃个哑巴亏了，他在对付共产党，我们如想插进一只手去，那就很不雅观。”又道：“好在雷震不是唯一的办事人，除了他，还多得很，可是那本《自由中国》杂志和那个反对党，可是不容易再找到合适的。”
那小头子揉了揉鼻子道：“据我所知，蒋的健康情况很差，看来，时间会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罢？因此，那些表面的东西可以不再进行——我的意思是不再在台湾出版反蒋刊物和成立反对党，但是可以在东京、在香港、在美国，以及看来合适的其它地方继续进行，你们以为对么？但是，我们也可以和蒋的那个问题正式提到桌面上来，看看有什么妙计，可以替代他去世之后的这个角色，当然这必须是中国人，我们不行的，否则我们太笨，我们会陷入人家民族主义的泥淖而拔不出脚来。”
话题又落到胡适头上，而当天的台湾报上，恰巧又有一名“立委”黄玉明的“答读者函”。原来黄某曾在非官方报上发表“质询雷震案”一文，引起了蒋介石的愤怒，于是百多封信寄给黄某，要他公开答复两点，一为不应该替反对党鼓吹，一为不应该替胡适饰辩，措辞严厉，黄某既不便答复，又不敢不答复。于是在公开答复中对第一点的指责作如下辩词：“按本人质询书中所提有关新党问题，本意并非鼓吹组织新党，更未作多党政治之主张，只因见新党组织为既成事实，而犯罪被捕之雷震为新党筹备人之一，诚恐新党与政府不辨事体而引起误会，未共国难而先结党仇，岂不大失吾民之所望？故不得不于质询书中提明彼此当守之道，免被‘共谍’拉来挑拨。至函谓在此风雨同舟之时局，不当步多党乱政之覆辙，岂惟最忠‘国家’，抑亦最识时务，无任感佩之至。”
至于提到胡适那一点，黄某的公开答复有道：“所责不应为胡适饰辩者，来函大意谓：天下皆知胡适为《自由中国》半月刊和雷震之掩护人，雷震现已被证为刘子英‘共谍’掩护人，对雷既认为有罪嫌，则对胡焉能为其饰辩？默察胡适为雷案所发表拉美国官员与渠同一意见的话，不但有失国家官吏的立场，且有失我国国民的风格。贵立委谓事出于胡与雷夫人在电话中的安慰语，非同发表意见，有何证实？又胡的倡教要打倒所谓‘孔家店’，早为民族道统所不能相容，‘政府反重用为中央研究院长，想或别有用心，而贵立委为其强词饰辩，究何用意，’云云”。
黄某答道：“首先声明本人与胡先生确未有一面之缘，亦非慕其所学，只念其为政府高官，当为‘国家’以示尊重。所责其曾反孔学，乃又另一问题，此处不必置论。至于报载胡先生为雷案发表拉美国官员意见的话，本人确有闻系渠与雷夫人电话中的安慰语，若要证实可请问雷夫人为清楚。又胡先生审定事理，向持‘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论，故本人谓难怪其对雷案先作大胆的假设，只观其有无向‘政府’索此资料小心求证，方可断定其对雷案之真实态度，此亦似非过当之言。总之私衷所在，正如诸君所谓今日要大家同舟共济，自不愿胡先生为爱护雷震一人而误会政府，亦不愿国人为厌恶雷震而误会胡先生，区区非仅为雷案一小事，尚祈谅察。”显得力求四平八稳的样子。
于是美国佬更加明白：国民党人虽然不满蒋介石，但是要在这个时候公开援雷反蒋，事实上也办不到。然而其中主要原因却不是为了怕蒋，而是为了对美国并没有寄与希望。他们知道美国对驱蒋如探囊取物，但对美国的吞台并不欣赏，内情复杂，矛盾众多，想利用雷案而对蒋一举而击倒之，非不能也，是不便也！
庄莱德便道：“对于这件事，我和大家有共同的感觉，由它发展！由它发展反而不可能闹出什么乱子来，但是一旦受到我们官方正式干涉的话，问题就不简单。”众人皆曰：“然！”于是又扯到了宋英，那小头子问宋英的奔走有些什么收获？庄道：“说她没收获罢？不确，说她有收获罢？也不确。”有道：“她的目的在于争取把丈夫移送民事法庭，没有做到，因此说她没有收获。但是蒋的方面，也真的在设法使她满足，例如到拘留所探视她的丈夫，送点吃的去等等。宋英有几点是可以说说的，首先是她在长途电话中听到了胡适博士激动的声音与鼓励；其次是她否认刘子英是《自由中国》的职员，也即是驱斥了本案‘主犯’和她丈夫的关系。她说刘子英是做过《自由中国》的会计，但那是七年前的事，从一九五三年七月起，他就离开了，因此今天还说刘是雷的职员的话，简直是胡扯！”
庄又道：“宋英只承认一件事，就是刘子英和她丈夫的私人感情很不错。因此刘虽离去，但有时还帮她丈夫处理一些私人函件，但是，这不能说刘还是她丈夫的职员。何况大名鼎鼎的王雪艇先生，他有不少东西也出之于刘子英的代笔，试问又怎能说他是王博士的什么什么人呢？”
那“中央情报局”的小头子问道：“听说雷震曾经绝食，可有此事？”庄笑道：“是有此事，但不是绝食，而是有关他绝食的传说，雷震刚到拘留所三天，当然心情紧张，胃纳甚差，除了苹果与木瓜，也就吃不下其它东西。第四天，他在中午吃了两碗豆浆，下午蒸了一个蛋，晚上吃了两碗稀饭，一只香蕉，体力也就逐渐恢复。看守所那个张姓所长和贺姓指导员，奉命对他另眼看待，每天有医官给他量几次血压，检查胸部和给他吃几顺多种维他命丸。”说得大伙儿都笑。那小头子道：“这样说起来，蒋的目的但求把他关起，此外就尽量优待了，这一手实在真不错，”可又把脸一沉道：“也就是说，这头老狐狸很什么，对他不能太小看了。”
一名“华籍美人”的秘书，报告和宋英见面的经过说：“慰问宋英女士，我是以她丈夫的好朋友身份找她的，否则不大方便。我看了雷震从狱里写给她的信，那是被捕后的第五天吧？信上使劲写那个张姓所长和贺姓指导员对他的百般关切，就像刚才我们所听到的一些，而可能是为了表示他的反共态度，就在这些事情后面，雷震有这一句，说是狱方对他这样好法，‘深感他们的温暖，人性的流露，而共党之必须失败也’。”大伙儿闻言皆笑，听那秘书说下去道：
“他给他妻子的信上说：来此四晚，合共睡眠不过五小时。第一晚整夜未睡，未吃安眠药。第二晚眼安眠药两粒，睡了二、三小时。第三晚服了一粒，睡了一小时，大概腹空之故。第四晚服安眠药一位，同时服多种维他命一粒，服后一小时精神反好，可能维他命刺激了胃，睡了一小时不能睡。起来又坐，又吃苹果一个，又睡了一下。今晨吃豆浆、烧饼、油条，开始大便……我的精神尚可克服一切，希您忽念。
“我数日来的经验，不能睡眠之原因，除了上述外，还有室内有灯，室外有灯，这一点无法改善。芭蕉扇可遮脸用处甚大，可惜一翻身，扇即落地。监内到处火灯光亮，以防逃走等事，可以改善者即床板太硬，下面仅垫一条被絮，睡了半小时必须翻身，老骨头实在无法和它对抗。因此请您送两条厚被来作垫被。如有鸭绒被，放一条在里头。我用的枕头两个，我喜用高枕，这四晚把所有的衣服堆在枕头上头，但究竟不适。又因床短，我四晚都是弯曲着睡，这也是最大痛苦，张所长已允改善，他已为我室做纱门（前只有纱窗），殊可感也。
“‘闲话汉堡’一书，上周六下午送来，我答应他下期发表，内容讲德国对于森林的重视，对台湾目前甚有必要。请关照傅、聂二先生发排。小孩学费，恐需款，盼预筹，……社内人及亲友均此问好，请带自来水笔一支。’”那秘书念道这里，笑道：“他这封信，用钢笔写在两张单页十行纸上，字迹很小，并不潦草。在第一张十行纸的上端，他用钢笔眉批了几行字，大意是他身边有三百元，水果可以在所里买，如有来路梳打饼干，请送一盒等等，大体上没什么。”
那小头子点头道：“瞧模样，蒋的意思只敢做到这个地步，不会再什么的了，蒋的监狱，从没有这样‘舒服’的。”
那秘书道：“可不假，别提台湾的监狱，就是拿临时拘留所来说，也够瞧的了，那种黑暗，简直很难使人置信，何况是监狱？何况是专关政治犯的监狱？因此可以断定，蒋对本案的目的，就在于不许雷震活动，不许反对党出规，其它方面他不敢。”一顿之后又道：“可是根据他的情况来说，把他逼得太紧了，他很能出乱子。”
可那小头子作思考状道，“我想弄清楚几个问题，譬如有两名立法委员发表有关雷案意见，那是这里的所谓中央级民意代表，一定有他们的影响，究竟这两个人是什么来头？”那秘书道：“这是两个耍笔杆儿的立法委员，成舍我有点小名气，曾经办过一份《世界日报》，是日本投降后在北方出版的，大家到了台湾之后，他很想把这份报纸就在台湾出版，但是蒋方没有批准，蒋方不批准的原因，一方面固然对他很不友善，另方面是极力维持蒋方自己的报纸，以免报纸越出越多，分薄了他们官方报纸在广告和发行方面的收入，因此不开放新报发刊。成舍我见是不准，也只能忍住了这口气。一直到了抓雷震之前一个多月，有家英文《中国日报》获准破例创刊，成舍我见是机会来了，也就旧事重提，要求复刊《世界日报》，极力争取。”
秘书又道；“成舍我是个老国民党，按理说他的复刊要求已经提了十年左右，应该可以，蒋方也准备批准，可是临时又出了岔子。国民党中的派系冲突是个老问题，当成舍我的要求快要变成事实的时候，给他们查出了一件事，就是雷震他们‘中国民主党’的前身——‘台湾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有一次开会时，曾经邀请成舍我参加。这个座谈会是由雷、李、高三人再加一个吴三连主持的，成舍我虽然声明以宾客身份参加，并未加入反对党，一个多月来也没有参加反对党的活动，可是蒋方已经恨透了他，因此把那个批准重新搁起，他的报再也出不成了，于是他和另一个立委胡秋原联名发表有关雷案意见，表示不赞成。至于胡，他是蒋方苏俄问题专家之一，也是老国民党，但年来他在立法院中，凡是碰到重大问题时，他的意见往往和蒋的做法站在相反的立场，因此也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反对党，虽然他是个老国民党。”
那小头子笑道：“我明白了，这两个立法委员，从无条件拥护蒋的做法到开始不同意蒋的做法，因此闹出了这件事情，他们是支持反对党的。可是另外有个问题：高玉树为什么被控？”
高玉树在雷案中忽地吃了官司，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因为他变成了反对党领导人之一的关系。雷震被捕之后没几天，他就被控在三年前合北市长任内涉嫌侵吞公款及演职之罪，经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三次传票应讯，高玉树来一个抗传不到，闹得蒋介石下不了台。一般舆论也都相信高玉树被控之罪属实，国民党的大官儿怎能不贪污渎职？问题是三年之后才打官司，那就未免滑稽。难怪被控者反而在外国记者前振振有词地诉说蒋方无理：“这件案早不开庭，迟不开庭，偏偏在我筹组反对党的时候开庭侦查，何其巧合若是？我决不出庭应讯，而在家等候拘捕。”
那么这是件什么案呢？原来据说他在台北市长任内，将历年所收捐税处与水电补助费台币二十三万元隐匿不报，私设帐册挪用二十二万三千七百元，但经审核开支者不过八万七千余元，其余十三万元均不合规定，此外又有一笔福利社款项十六万元，也都不合规定。高玉树无论如何怎样辩白，但他对法院的三次票传置之不理，也就是使蒋无从下台，李万居等人认为不妥，这比反对党更加“内部化”，在雷震头上戴上顶红帽子之后，美方就难以插手，在高玉树头上戴上顶贪污帽子之后，其他的人更加难以援手了。
就在施展“拖”字诀当儿，法院托人找到高玉树，要他自己选择：“抗传不到者依法拘提到案”，或者“无论何人均应尊重司法，以崇法治”。并且暗示只要到台北市地方法院检察处作象征性应讯，官方有了面子，也就算了。因为反对党已经胎死腹中，蒋家小朝廷不怕他们这几个没脚蟹乱喊乱爬了。而有家半官方报纸，且以“奉劝高玉树先生尊重国家法律”为题作社评，说是“在高氏筹组新党声中，高氏如此做法，很容易使人误会高氏是在挟新党以自重”，暗示只要到一到，事情就没有了。
于是高玉树终在李万居和一名记者陪同之下到台北市地检处“应讯”了一下，所谓“贪污”等等也就一笔勾销。
美方人员当然明白，因此那个中央情报局的小头子听人叙述高案始末之后笑道：“这样看起来，高玉树是不可能再给关闭，但是反对党也不可能再组织成立了，这是美国有力无处使的事例，我们帮忙的话，越帮越麻烦，不如暂时不理。”
那秘书已把香港蒋报某些评论搜集起来，选出一篇道：“这是蒋方在香港出版、正面向美国开火的一篇文章，光看题目，就知道蒋介石对雷案的态度了，是针对美国的。”那小头子皱眉道：“有些什么？”秘书道：“题目叫做‘美国人，多管你家里的事吧！’内容说：雷案是台湾纯粹的‘内政’，可是有一些美国人表现出‘令人注意的异乎寻常的态度。这些美国人对中国内政表示了这样浓厚的兴趣，甚至加以干涉，这就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警觉……就是在‘自由世界’内部，美国有许多地方也实在不配做一个主角。在亚洲，美国曾到处惹人讨厌，并被称为‘丑陋的美国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美国人有一种爱好干涉别人内政的习惯。一些美国人总以为他们自己那一套抽象的‘民主自由’可以原封不动套在别人的头上。其实那一套‘民主自由’，以及美国所想到的一切什么玩意儿，都要因时而施，因地而施，硬要套在人家的头上，除了惹得一片嘘声之外，是毫无作用的。”
那“中央情报局”的小头子笑道：“听开头一段，俨然是来自北京的口吻，但后面的就百分之百是蒋的心声，他们实在恨透了我们——可又不敢明说。好吧，在这篇指着鼻子骂的东西里，还有可以听听的吗？”
那秘书道：“当然还有一些，太长，我不念了，总的说来，他们一方面肯定我们是世界上唯一强国，另方面又说我们不济事。特别是指出我们有好几个人，在雷案中对他们的‘内政’采取了干涉和偏袒雷震的态度，特别是就在本月十三，美联社报道了一个消息，说美国有个‘资本家建议用台湾独立作为交换中共参加联合国为条件。这个资本家认为中共可以加入联合国，而使国民党之主权限干台湾，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在台湾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台湾是独立还是归并到中共那里去。’”秘书道：
“文章作者代表蒋的口吻，痛骂这是荒唐之极的建议。这方面，蒋和中共的立场倒是‘一致’的，双方都反对台湾独立。整篇文章里，我以为这句话值得我们玩味，那个作者问：‘难道我们还好意思让这些美国人来干涉我们的内政，做我们的靠山吗？’”又道：“此外，就是骂我们‘自己家里的事多得很’，自顾不暇了。”那小头子沉思良久，忽地笑道：“让他们去骂吧，今天我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妇，在反共的床上，各打各的主意。”
而在“床”那一边的蒋介石，闻道胡适已经定期回台，可是雷案尚未判决，颇为紧张，召集几名主要“打雷”的打手，不安地说：“胡适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为的是奔走援雷；现在他就要回来，暗示援雷已经有了办法，你们不在他回来之前判案，那就夜长梦多！如果放他出去，更是得不偿失，因此你们今天回去之后，一定要尽快判决，那份判决书一定要做得仁至义尽，无懈可击，而他的刑期，”蒋介石冷冷地背着身子厉声说：“十年！”
大伙儿一怔，明知雷震这番过不了关，但无论如何没料到会判十年之久。雷震被捕时已经老态毕露，十年后能不能活着出来，却是一个问题。可是问题不在子雷的生死，而是此事影响美方“邦交”，因此无人发言，表示对蒋的决定，并非百分之百的没有异议。
老蒋明白，扭过身来道：“你们想，雷震这下子，比孙立人的花样要厉害得多，我们不在这个时候重重办他一办，以后怎么办？至于他受不受得了十年监牢，我说别管！一方面，我们并不要他的命，让监牢里对他特别优待，也就行了。你们要知道，万一姓胡的赶回来了，三下两下，迫使我们不能不放他，那开什么玩笑？”
众“打手”透了口气，这种场合也只有他一个人说话的份儿，谁敢插半句嘴？老蒋又道：“这件事情，你们不是也看到了吗？他们从国务院到驻台记者，都明明暗暗表示了态度，指责我们的不是，什么屁也放出来了，都说是我不民主什么的。可是共产党呢？我们对雷案，是在红帽子下面进行的，但是共产党并没有说我们不该抓雷震，他们当然并没有由官方出面表示态度，可是他们在海外的报纸，并没有替雷震叫冤，这就是态度鲜明；你们想想，连共产党都这样，美国又凭什么向我们要人？岂不是个旁证吗？你们快去判案！”
小蒋不能不开口了，说：“这件事，是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了，不过昨天有个美方的人来，提到了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他说美国当然支持我们，但是希望我们留心一下，最近联合国大会讨论这个中国席位问题时，正反相差只有八票，而且在表决中，本来支持我们的巴基斯坦态度已变，正反相差票数只有六票了，而且，美国正在忙于大选，可是从两党竞选主张来看，关于支持我们席位的问题，还没有谁表示过态度。”
蒋经国字斟句酌地说下去道：“第三势力对于我们的攻击，是非常勉强的，它一方面要拿美国作盾牌，一方面又要拿民族观念作盾牌，这就使他们自己都很难措辞。比如香港的《联合评论》替雷震帮忙，就说联合国席位代表等等问题，‘台北当局在雷案喧腾的尴尬情形之下是无力争取挽回的。唯一的指望，是美国能给以更大的支持，可是美国大选在即，就近日两党竞选主张来看，关于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都没有积极支持中国的迹象，而选情较佳的民主党，已经对雷案表示好几次惋惜的意见了。任何一个有自尊心中国人，都该痛恨外国人过问中国的内政，但是今天台北当局，自己造成了完全依靠美国的情势，对美国朝野的有关主张，不得不为之一忧一喜；美国纵无干政之意，而台北当局则不能不有被干涉的感受。’”蒋经国强笑道：“第三势力翻来覆去，转弯抹角，就是这副样子。”
蒋介石冷冷地说道：“那是老一套，没什么了不起的，第三势力那批人，只会哇啦哇啦吵，此外就没什么了。他们抬出什么中国人来，我们照雷震可以抬出什么中国人去，他们是毫无办法的，根本不理！总有一天他们会像叫化子一样到这里来讨饭！”
接着又道：“你们或许不懂，其实道理简单，左舜生、李璜这一批人，一直和我们一起反共，几十年了！到今天他们在‘反共’上面加个‘反蒋’，还不是为了赚几个？他们凭什么这样做？我们有几十万军队，但是十年来还不是在这里并没动过？我们尚且如此，他们算什么？美国那里有这么多功夫哄他们几个？看看没什么用了，也就算了，到那时候，他们又来敲我们的门了！”蒋介石闻得远处有飞机声，就反手指指天空道：“好吧，你们在胡适还没回来之前，先把雷震判案再说吧，迟则有变，到那时你们花了好大的气力，可是毫无所获，岂不冤枉？”众人唯唯，下得草山，就为提审雷震加紧准备。在狱中的雷震却并无察觉，以为在军事法庭与民事法庭之间，他还有希望可以选择。但是度日似年，那一日又向看守所所长打听道：“我来到这里，已经多日，按照法例，早已超过了羁押时间，为什么还不到台北地院开庭？”那所长一个劲儿“劝慰”，说是这件案子情形不同，他自己也一无所知，“无可奉告”。
事实上，看守所长“无可奉告”倒是真的，他不可能知道这么多事情，例如胡适在美国闻道雷案已于十月十四日在台北军事法庭判入监牢十年之久，给予他们以极大的震撼！而在判决书到达美国之后，胡适等人忙不迭逐字逐句研究，更是紧张极了。
“这份‘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雷案判决书’，”胡适双手微抖，“分为主文、事实、理由三部分，主文说：‘雷震明知为共谍而不告密检举，处有期徒刑七年，褫夺公权五年；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处有期徒刑七年，褫夺公权七年，执行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七年。’
‘刘子英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而着手实行，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八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之。’
‘马之骕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处有期徒刑五年，褫夺公权四年。’”胡适道：“下面是十八本书的书名，都是在雷家拿出来的左派书籍，都判没收了。”
美国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几个官儿闻言个个摇头，没法开口，胡适怆然道：“十年，对他和我们来说，这不是一个短时光！如果真要坐够十年，他出狱时已是一九七零年十月十四左右，蒋家父子欺人太甚了！”
一个美国佬道：“主文大概就是这么一些了，请胡博士先翻译一下‘事实’部分吧。对于蒋介石父子那一套，我们不是初次较量，好在来日方长，这几个人是跑不掉的！”于是胡适翻译雷案的“事实”部分，意思是说：雷震乃“国大代表”，《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曾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刘子英是“国史馆”秘书，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千事，曾任国民参政会会计，事务科长等职，说都是邵力子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时候的僚属，和邵力子夫妇常相过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南京紧急，雷震离去前与邵同进晚餐，共商行止。同年四月间，南京撤守，刘子英以监察院秘书充任该院南京留守办事处主任，负责保管该院在南京的财产。解放后，刘子英继续为保管员，同时学习“新民主主义”书刊改造思想。六、七月为旧同事即现在台北监察院秘书丁正升向南京市军管会政务委员会行政司法都声请领得还乡路费两千五百元。……
有个美国佬忍不住了，说：“这算什么间谍？他做的正是他应该做的！”
胡适强笑道：“就是这么一回事。”翻译下去的内容是：刘子英又在同年十一月间，又为旧同事而此刻在台北充当监察院科员的李方盛签署证明，向人民政府的行政司法部换领还乡转业证明书。同年底又把该院在南京的全部财产，交给人民解放军的野战医院。从这里开始，编造了一套刘子英劝雷震“为人民立功”的故事，并且牵涉到邵力子夫人傅学文，说这是她主持的，此外又把一名王续曾拉扯在内，说王的任务乃为双方的联系人，等等，总之是雷震不但没有告密，并且畀予《自由中国》社会计职务，到一九五二年七月，再由雷震推介，任“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干事”，并仍交缮密件。
代表“中央情报局”的美国佬摇头微笑道：“这个故事，简直哄小孩子都不相信。论时间，差不多有十年了吧？怎么可能允许人家的间谍，在自己的地区活动十年之久？那不能想象，论人物，邵力子夫妇怎么可能派出间谍？纵使真有其事，这三个充当间谍的人，所作所为全部是反共的！而且就是指他们暗中有什么危害‘政府’的活动，那还是这句话，怎么可能由他们‘危害’了十年之久？再论事件，《自由中国》被控的一大堆理由，条条都是我们‘美国之音’，哈，他们父子俩耍这一套，简直没有常识！”
胡适叹道；“他们虽然没常识，却有红帽子，这件事情实在麻烦透顶。”又译下去的内容是：《自由中国》半月刊指蒋介石政权大叫“反攻大陆”是自欺欺人、自误误人，散布悲观无望论调，意图瓦解蒋军的“斗志”。一九五人年台湾海峡风云骤紧，解放军炮打金门，蒋介石小朝廷紧张万状之际，《自由中国》杂志对这形势表示悲观，认为对蒋不利，更且引用美方各式人等的谈话，暗示蒋政府没有前途。而且假冒陆军士兵器材基地勤务处制造厂中校行政课长陈怀琪名义，刊登读者投书，渲染反攻无望。此外又“捏造”蒋军三民主义讲习班第三十二分班训导组长陆伯琅说的话，说“革命军人要以走狗自居”，打击了蒋军的士气。
不但此也，近来又变本加厉，蒋指雷在骂他的“民主政治”已经绝望，只有等待革命，再流血。总而言之，雷把蒋视为半文不值，因此蒋半点希望也没有了。
代表美国国务院的美国佬舒了一口气道：“平心而论，雷震的言论非常符合事实，而且我们在美国出版的书报杂志也曾登过，毫不稀奇。”
蒋介石列举雷震犯罪的事实之中，还有《自由中国》的这些言论，例如什么“苏俄有强力火箭、地球卫星、原子武器，连美国也不敢贸然言战，台湾什么也没有，如何‘反共抗俄’？”又有这个：“共产党在江西时，只有八百支枪，尚且没有‘剿’掉，现在共产党占据中国大陆，手握世界第三强大的武装力量，这证明台湾自卫尚成问题，怎么能够反攻大陆？”指雷震“有利于叛徒之宣传”。那个代表“中央情报局”的美国佬笑道：“我们一下子变成了蒋介石的叛徒了，可是蒋自己应该明白，他所背叛的人物和政党，他所背叛的宗教信仰以及政治信仰，超过了任何人，他自己是一个少有的叛徒。”又对胡适道：“请你说下去。”
胡适道：“关于马之骕部分，他们说一九四九年二月间北京撤退时，马在华北文法学院肄业，据说他参加过南下工作团，但因身体关系，很快离开，在同年五月一日到台湾找他的老朋友，蒋方说他负有什么什么责任，但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在六月十八日把他逮捕之后，他曾坦白供述在北方两个月的情形，他是反共的，要不怎么可能在共军进入北京之后，只有两个月时间，而且还到青岛、上海等地打了一个转就马上到台湾来？”胡适苦笑道：“他们还给马按上了一些‘潜入台湾’的情节。”
美国佬顺：“那十年前马某第一次被捕，又是谁把他保出来的？”胡适道：“是雷震。”又指指那份判决书道：“在这‘事实’部分的最后一段，他们又把在雷家找到的十八本左派出版的书名开列一遍，暗示雷震亲共，孰不知反共的人，对共方的出版物特别重视，没有这些书报杂志也就没有了研究的材料，这是个常识问题，但是他们把雷家的十几本一再强调，教人反感。”
美国佬笑道：“如果让蒋介石先生跑到我们研究中共的图书馆去，他准会大叫救命，以为到了北京或者广州了。”笑声中胡适道：“最后一部分是判罪的理由，分三部分说明。第一部分是雷震，说他对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后任《自由中国》半月刊发行人，主持编委会，负最后审定权。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下午，在他南京住宅中，邵为子劝他不妨留在南京。一九五○年四月二十日，雷为共同被告刘子英申请来台，等刘到台之后，就给予‘自由中国社’的会计职务，以及其它事项，业据供认不讳，并经内政部一九六○年九月十五日公函查明雷震确有上述各种职务及犯罪事实，但否认刘子英有向其表示系傅某派来为共方工作情事。”
胡适继续翻译道：“雷震不但否认刘子英的罪行，还自辩为政府工作多年，反共立场极为坚定。至于《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言论，也是在台湾宪法所许可的范围之内。他说他宣传的是自由民主的真谛，督促政府改革政治，于叛徒诚属无利可言。至于陈怀琪‘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一文，确系读者投书，与另一个陈怀琪并非一人，而内容也无毁谤情事。他的辩护意志在于㈠被告雷履无犯罪故意；㈡《自由中国》半月刊言论无叛乱之意，应不构成犯罪；㈢刘子英之自白系片面之词，不足采信；㈣被告犯罪缺乏积极具体证据及伪造文书，诽谤部分，不属军法审判范围各等语为辩解。”
那美国佬道：“对呀，雷震的辩护很有道理，蒋他们应该没什么说的了吧？”胡适苦笑道：“他们还是一口咬定刘子英有罪，说刘的来台、被捕后的保释等等，乃至在台湾十年来的工作和生活，无一不是雷震为他安排的，因此蒋方认为刘子英不可能对雷诬攀。因此把邵力子太太傅学文硬插进去，说雷奉命为傅工作，中间联系人就是刘子英，但十年以来，雷震和傅学文之间根本连个讯儿都没有。”
美国佬道：“还是我们所估计的，这是蒋方买通了刘子英—不，把刘子英屈打成招之后的花招，这一手并不新鲜，但用来对付雷震，使我们有口难言，蒋某人就真是狗娘养的了。”问，“还说些什么？”胡适道：
“他们特别对《自由中国》强调共方强大，蒋方无能这一点恨之入骨，尤其是台湾海峡炮战时间，共方几次声明，使蒋方心惊胆战的时候，雷震说要和共方讲和、说反攻无望，无一不是为对方大张声势，因此证明他们几个人是共谍。”
美国佬以手覆额，大摇其头道：“如此说来，也只能让他们几个当共产党去了，雷震这些立论基础，无一不是我们的意思，只有把台湾孤立起来，让他们不许乱动，‘两个中国’才能变成事实，而避免我们美国像高丽战争那样，落下水去几乎出不来，那多危险？何况越南问题严重，法国人一旦离开越南，我们美国怎能坐视越共成长起来？此所以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能乱动，他只能充当‘小中国’，可是这些话我们又怎能为雷辩说！”
而有关陈怀琪的“读者投书”，蒋方更是恼火，说是雷震假借名义以投书方式渲染反攻无望，及诽谤“三民主义讲习班”第卅二分班训导组长陆伯琨讲述革命军人要以蒋介石的狗自居部分，“查陆海空军军籍条例第九条所订同姓名军人改名之规定，因不可能同一姓名，又经传据陈怀琪供认从军廿余年资历，与《自由中国》半月孙所载该投书关于陈怀琪年资受训班次相符合，而被告雷震虽在该刊刊登投书署名之陈某并非告诉人陈某，但不能指出另有陈怀琪其人，或住址，职位，受训班次，以资调查，就其前记各项足以推知投书署名之陈某，除告诉人陈某外，军人中并另无其人，从而该投书所指之训导组长，亦可据以推知即为陆伯琨，均无疑问。经据陈怀琪供称，未投书该刊。陆伯琨供称，未讲述革命军人要以狗自居各等语。而各有关机构所作笔迹定书，鉴定笔迹并非出自陈怀琪手笔，且该投书刊文数处较原稿增多。如原稿为‘我们的反攻大陆就完全无希望了’，刊文则为‘我们的反攻大陆就真要完全无望了。’原稿为‘无怪乎当贵刊前年祝寿专号出来以后，各方面都朝向你们乱咬一气，原来他们认你那是攻击了总统’，刊文可又不同。”胡适译后，众人皆笑。
原来刊出后成为这样：“无怪乎当贵刊前年祝寿专号出来以后，各方面都朝向你们乱咬一气，原来他们自认是狗啊！”胡适道：“有人告诉我，不但陈某确有其人，而且确有其事，可是他不会写文章，因此雷震就找人为他笔录，用他的名义发表，否则任何人都可以想到，不但真名真姓，连历年来在军队中的职务变化，受训班次都说了个清清楚楚，那怎么能假借？何况投书人在《自由中国》办公室里慷慨激昂，乃至大哭，显然不可能假借，无奈他受了压力，由于这封信并非他的笔迹，因此倒过来咬了他一口。”
美国佬摇手道：“我们知道的又有不同，说是他们故意让陈某出面来这一手，诱雷犯罪。”却苦道：“还有什么可以听听的？”胡适道：“他们环绕着陈怀琪这宗案子，说他犯了什么什么罪，不必再提了。关于判决刘子英犯罪的部分，他们强调几点，一是共军进入南京后，他这个留用人员曾经学习过“新民主主义”，而且还曾代人领取还乡费，而且还是一口咬定，刘由傅学文派到台湾，”胡适道：“实在不可思议。”
那美国佬道：“关于刘子英部分，听了半天，还是莫名其妙。假定傅学文真的派他到台湾，那刘子英究竟做了些什么具体的间谍工作呢？”胡适苦笑道：“就是一张嘴，一本杂志。蒋方的判决，说凡是《自由中国》上一切不利蒋方的言论，全部出之于刘某的一张嘴，由他当面代傅转告雷震。”愤然道：“更‘妙’的地方在于刘某赴台十年，也就‘转告’了十年，傅学文给他的什么指示，就像中国旧小说中的锦囊妙计似的，过一些时候他就拿出一个，过一些时候他就拿出一个，永远拿不完，你们想，这不是可笑之极？”
又道：“但是他们明白，这样做难以使人信服，也就加了一个花样，说是他在共军进入南京之后，曾代两个监察院旧同事向共方分别领得还乡转业证明和还乡费两千五百元，而这两个其实并未还乡，早已跑到台湾来了，一个叫做丁正升，一个叫做李方盛，而两人也就出庭作证，说是经过刘子英的手拿到了钱和证书，以为这样就可以一口咬定刘某是共谍。孰不知刘某在监察院撤退时，就是南京留守处主任，负责保管财产，而事实也明显，监察院就是派他把财产交给共方的，否则他这个留守处主任的任务何在？其它机关的类似留守人员的任务又何在？蒋方愚蠢到如此地步，还没了结，居然还把丁、方二人的还乡情形一一供出，请问这个除了无形中替共军作宣传，证明他们并不像蒋方所宣传的那样，什么乱杀乱抓，反而是真正愿留者留，愿去者去的实行者，那共产党有什么不好？难怪于右任为了雷案，还找蒋某人吵了一顿，说他本来无意到台湾，一把老骨头要回陕西三原，可是蒋把他绑票似的绑到台湾去了，在雷案中居然还说刘子英到台湾的活动目标之一便是于老头，于老头问蒋，警备总司令部如此胡说八道，是抬高他的身价呢还是抬高共产党的身价？共产党派人到台湾找他，究竟在哪一方面起作用？他说他什么权也没有，既无一兵一卒，又无实际职权，他说他那个监察院只是一座破庙，连买一台电风扇都没经费，他这个院长行将就木还有什么影响可言？闹得蒋某人无法下台，可又不敢开罪于他，把警备总司令部结结实实骂了一顿，从此雷案中，再也不提于右任了。”
美国佬道：“这样说起来，那个姓马的，更加谈不上什么罪名了，可也判了五年，究竟怎么搞的？”胡适把那份“判决书”一扬道：“一点不错，姓马的部分更是笑料。”
原来蒋方对于马之骕罪状部分，虽然千方百计入之以罪，无奈这个小脚色不但没有大力反蒋的纪录，甚至小小地反一下子蒋的纪录也都没有。有之，却是大力反共的纪录，而如此这般也判了他五年的牢。蒋方公布他在一九四九年二月间解放军解放北平时，马某为了企图逃往台湾，假装进步，报名参加南丁工作团，又到青岛、上海等地打了个转，五月一日已经回到了台湾。胡适认为像这种“机智”的人应该奖励，然而结果相反，马某抵台后第四十八天，已给台湾警备司令部抓了，理由是“涉嫌共谍”，最后以毫无证据而搁浅，复因雷震的担保而释出。雷何以保马？因为马为投奔雷震而去，因此雷才胆敢担保。马出狱后还给印尼一家蒋报《青光日报》写了“宣扬台湾进步”的大量通讯稿，等到吃官司时，已经贴有厚厚一本了，但蒋方对他十年间的“向华侨宣传政府德政”并不领情，照关如仪。
美国佬诧道：“那无论如何应该有些什么具体的罪状罢？否则这算什么犯罪？”胡道：“他们有公布，说马某自从抵达台湾后，既没有自动向治安机关自首，或接受政府在一九五○年、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五年号召什么自首和什么登记，而且就在那次被捕之后，一直没有承认犯罪。”
美国佬皱眉道：“马某分明不是什么间谍，有什么可以自首或者登记的？”胡适道；“可是他这次被捕乃至判罪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个，判决书上说：马某否认负有间谋任务，目的就是为了便利隐匿他的间谍身份，潜伏待机活动，因此他的罪行十年来并未中断，所以有罪。至于他为印尼华文报写稿捧场，也只能作量刑方面的参考，不能解免叛乱罪责。”
美国佬再问：“那他到台湾十年，其实并无活动，当然也找不到什么罪证，纵然他对蒋不满，但这是他肚子里的事，那这几年监牢，又怎样判得下去呢？”胡适道：“这就是笑料之所以为笑料了，判决书中分明也说过；‘惟其来台后，始终蛰伏未动，尚属预备阶段，应依预备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罪论科。’这不是大笑话吗？还有更可笑的，说马某在冒充进步参加南下工作团时，‘系在求学时代，见识不深，意志不坚，致易动摇，衡情可悯，爱予减处，以启自新’，更加不知所云了。”可又叹道：“一个青年，去找雷震，那是‘投奔自由’，想不到失却了自由，这就是全部过程，一点新鲜的地方也没有。”言下唏嘘不已。
那个代表中央情报局的美国佬忽地问道：“就是这三个吗？好像还有一个。”胡适苦笑道：“不错，还有一个傅中梅，或许他是个小脚色，因此根本没定罪，也没公布过什么罪行罪嫌，可是抓去之后，一直没有下文。”美国佬道：“那么，现在也用不着再观望了，我们只能欢送胡博士到台湾去，看看还有什么办法补救。”众人曰然，于是继续商谈了一天，胡适也就硬着头皮，绷着面孔，经过长途飞行，回到了他的南港老窝。
飞机场上已经没有蒋方虚假的“欢迎”，代之以使胡感到难堪的紧张气氛。回到南港研究院，才发觉某些“院士”也因为“避免嫌疑”，不但没有接他，而且也不到院里找他，而且那一番“院长归来”的热闹景象也没有了，人人都有心事似的，显然蒋介石对胡适的监视正在发生作用。
在这情形下，钱思亮就在胡适卧室，故意把门窗开了，扯了几句，胡适就问雷案近况，说是“美国不少朋友在关心这件事”。
钱思亮道：“关于这件事，的确很受人注意。不过由正常的法律程序来说，本案已经正式终结。虽然在军事审判法和刑事诉讼法上还有若干补救程序，当事人及其家属，或许不会不尽力设法补救，但是根据实际情形来说，也不过是尽人事的成分居多。”胡适闻言，咬咬牙齿。
钱思亮又道：“因为这件案子的审判，已经到此为止，不论将来有无特赦或者减刑的可能，至少在现阶段来说，雷震的十年徒刑，已经没有商量余地。”这当儿电话响，宋英找胡适道：“很对不起，我因为精神太差，因此没有到机场接你。”寒暄几句，胡适道：“一个反共反了几十年的人，忽然给戴了这么一顶帽子，实在少见，你请的律师是哪一位？”宋道：“梁肃戎。”可又透了口气道：“梁律师因为接受了我的委托，引起了很大的麻烦，恐吓信和恐吓电话已经好几次，他也有点顶不住了。”
胡适没有料到，连雷震的辩护律师都受到恐吓，气得发抖，电话里宋英的声音道：“雷震从监牢里托人带话出来说，这件事一定要辩护到底，争取复判免刑，最低限度减刑。可是谁去奔走呢？胡先生自己又不方便……”胡适愤然道：“我知道了，电话里不便多说，改天我们当面谈吧。”放下电话，问钱道：“据你看，复判的希望有没有？钱道：“看来，这道手续是会有的，但是能不能减刑免刑，就很难说。找人斡旋，看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找谁出面，就是一个好难的问题。”
而在蒋方，则严密注视胡适回台之后的发展。第二天，十月廿四日，《公论报》以迎胡为题发表社论道：“十年以来，胡先生自海外归国，松山机场欢迎行列中必然参加的、胡先生曾经说应该替他造铜像以酬其争取言论自由之功的雷震先生已经成为阶下囚了。胡先生参加创办并认为是自由中国有言论自由唯一象征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已经无法继续与国人见面了。这件事胡先生在海外固然感到意外，就是在台湾，所有爱国反共的人们又有谁不感到意外呢？他们都恳切地希望唯一有言论自由的胡先生回国来重整旗鼓。”
蒋介石听了，冷笑道：“要胡适代雷震办《自由中国》，我才不相信他会这么傻！我倒希望他把那本破杂志，那个反对党一起接了过去，那才热闹哩！”
胡适当然着急却也不露声色，凡是有人问他愿不愿把雷震的两件法宝接过来，他就一个劲儿苦笑摇头，装作什么事儿也没有似的。但反对党还不甘休，在《公论报》上又登出一篇“扪心看雷案”的文字，副题十分滑稽，叫做“让我们跪在历史之前作证”，蒋胡双方都读了，见全篇根据蒋帮“法理”及官方文件，把那份“判决书”驳了个体无完肤，斥之为妄法和歪理。
那作者表示他是个“无党无派有良知有眼睛的国民”，又是个逃出大陆的“反共恨共”者，坚决不相信雷案中人是什么“谍”，他说他所以胆敢在这当儿发表这篇东西，“是基于下面的勇气：当有人指白为黑，而我看见它确实是白的时候，我一定要把我所看到的说出来。如有人因此杀我，则我是为了‘真理’而死，无畏也！”一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样子。
那人根据台警部所加于雷震等的犯罪事项，提出了几个问题；㈠刘子英是“谍”吗？㈡雷震是否知刘为“谍”而不报？㈢雷震在《自由中国》半月刊所刊言论，能构成文字叛乱吗？㈣雷震是否伪造军人投书？㈤在雷宅抄获的共党书籍可以视为叛乱证据吗？然后就军法官的起诉书，判决书及刘子英等口供逐一驳议，认为全属诬陷，结论是：“警备司令部此次控诉雷震之全部犯罪事实，乍看之下，长达万余言之判决书似乎若有其事，一经分析，竟莫须有若此！”蒋方认为这是胡适授意发表，甚至对这篇东西曾经修改。蒋家父子便紧张地研究起对付胡适的办法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