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接上回。话说在胡适暗中领导之下，《自由中国》半月刊反蒋反共的调调儿越唱越响，分明是“美国之声”了。美蒋反共是所谓份内之事，但美国恶蒋，这笔帐就很难算。蒋介石已无退路，非拔掉这两根刺不可，研究结果，认为雷震在这两件事中都是重要角色，重办了他，自有杀一儆百之效。于是决心压死“中国民主党”，封掉《自由中国》。消息传出，雷震等不免紧张，感到时间已临“救亡”关头，可是犹以为背后有美国撑腰，只要好生应付，那反对党固然可以成立，《自由中国》也不致有问题。
代表了美国的胡适，表面上对“党人”诸多鼓励，可是由于不利于雷的消息频传，使胡更加不安。不利于雷也即是不利于胡，乃决定回到美国走走，主要是为了“请示”，同时作为一个间歇，借以观察对方的动静。行期已定，却不宣布，召集几名负责人研讨对策，主要在于吸收吴国祯和孙立人两案中可以参考的地方，作为一旦有事时的“防御”，据胡适估计，看来蒋已有所决定，目标明雷实胡。在台湾，雷不敌蒋；可是另一方面却是蒋不敌美，因此，这次交手，未必非败不可，但是必须小心应付。
雷震报告了他对吴、孙二案的研究心得，足足说了两小时，有些地方在胡适也是前所未闻。
雷震道：“吴国祯案发生在四十三年（一九五四），距今不到六年，孙立人案发生在四十四年，距今不到五年，先吴国祯，谁都知道他是‘夫人派’人物，他二十几岁回国之后，短短几年就从一个税局的秘书，做到了税局局长，再到汉口市长，上海市长，真是平步登天。来到台湾之后，蒋又把台湾唯一重任省主席交给了他，简直托孤寄命，老实说在吴是吃不消的。可是问题的关键不在吴本人受得了受不了，而在于他和蒋经国之间的摩擦。当吴案闹得一塌糊徐的时候，张道藩一旁帮忙，在立法院开炮轰他，同时又加了他一连串如何如何贪污的罪名，吴国祯无路可走，这才把小蒋和他正面冲突的事情和盘托出。据他说，有一次，蒋经国要把教育厅的预算增加到六百万台币，以便把内中一部分的钱转给三民主义青年团，吴拒绝了。又一次，那是民国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十二月，全省市县政府正在进行参议员选举，可是就在选举前两个星期，秘密警察却奉了蒋经国的命令，突地在全省抓了三百九十八个台湾人，而且事前根本没有和省政府联系，一下子全部把他们关进监狱里。”
蒋经国对这近四百人入以“流氓”之罪，其实内中确有流氓，但绝大多数则否，而是属于反蒋者的一类。吴国祯这一气非同小可，倚仗有“夫人”撑腰，也就和小蒋较量起来，在三百九十八人中释放了三百八十名，将其余十八名交民庭审讯。毋须解释，双方的“结冤”更深。
而当基隆市议会选举议长的时候，有两名议员忽地被绑，吴国祯又和蒋经国较量起来，对特务机构采取了重大的压力，这两名议员算是放了出来，但奉命指挥绑架的官儿却升了官，吴国祯气得没有话说，这才感到非辞职不可的了。那是一九五三年的一月，吴国祯辞呈上去，一直没有批准。一方面不准，一方面要他难堪，拖到四月，算是准了，可又不发护照。再拖好久，吴国祯夫妇的赴美护照领到手，但他们那个十六岁的儿子却不准同行。就在那年十一月间，“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被免职，老蒋要吴回台代王，吴婉辞谢绝，于是台湾又发生了吴国祯盗用五十万美元的传说，而且认为这一笔五十万美元的汇向美国，足以证明吴与王的勾结。
吴国祯闻讯之后，也就在美国公开反击，要求蒋家小朝廷向美国法庭提出他的犯罪证据，如果确实证明吴国祯有罪，他愿放弃政治庇护，回去受审。
从隔海遥骂到短兵相接，蒋家父子感到为难，因为五十万美元为数不小，事关银行汇款，则由那一家汇出？几时汇出？汇款者谁？收款者谁？必须弄个明明白白。吴国祯纵使有贪污嫌疑，但小朝廷找不到任何线索，不能入之以罪。
一九五四年二月廿七，吴有一长信写给正在开会的“国大代表”们，语气间痛斥小蒋；而在三月廿之后，吴更有好几封信写给老蒋，牵涉问题广泛，而吴与小蒋摩擦的事实，使外间知者更多。
吴国祯在给“国大代表”的信中，暗示“反攻大陆无望”，他说如图回到大陆，必须取得这些条件：“一、台湾八百万人民的拥护；二、海外一千三百万侨胞的拥护；三、各友邦，特别是美国有力的、不断的同情和援助”；但吴以为蒋政权所进行的没有一项不是相反，并列举在他看来是最最恶劣的现象共有六端，第一是一党专政。吴认为“民主政治的实施，最少须有两大政党的存在。国民党目前所采取的方式，基本上和民主政治不相符合。”也把二蒋气了个半死。
非常明显的是：不管吴国祯是否反对党人马，但他希望在台湾出现一个反对党的心情，是很明白的。吴国祯认为蒋帮最恶劣的第二个现象，是军队中有国民党党组织和政治部，不以为然，他说：“国家军队，必须国家化，仰其不致于忠于一党或忠于一人，造成封建及内乱之势力。”第三个现象是特务横行，指出特务的罪状是“干涉选举，擅捕人民，威胁敲诈，酷刑拷打，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第四个现象是人权无保障，他认为“台湾已成为警察国家，人民权利，几已剥削殆尽”。第五个现象是言论不自由，吴国祯说这一点大家都已知道，用不着他细说。第六个现象是思想被控制，他强调“自三青团成立以后，动辄要求学校更换教员，压迫学生，以此诱导青年，造成不良风气”，而针对着这六点，吴国祯在美国向蒋提六点建议：
第一点：组织委员会，彻查“反对党”经济来源，保障各方反共人士能在台公开成立政党。第二点：“议决撤销军中之党组织及政治部。至军队人员反共意识之训练，应由有国家思想者主持，不得由任何一人或任何一党包办。”第三点：“颁订原则，交由立法院拟定‘国家安全制度’之法律，明白规定特务机关之权力，及其违背者之罚则。”第四点：“组织委员会公开接受无辜被捕及非法受扰者亲友之控诉，并分别派员往各种公开或秘密监狱及拘留所内，实地勘查。”第五点：“组织委员会，彻底查明过去言论之何以不自由，例如某报何以奉令停刊？某记者何以被捕？何人下令？有何法律根据？对于过去之非法措施，应追究其责任。”第六点：“议决撤销三民主义青年团，并不得再有变相之组织。”
反对党人马查明，吴国祯在同一时期写给蒋介石的信内容也差不多，但有两点比较尖锐，吴国祯曾在一九五二年二月函老蒋说：“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之焦点。”老蒋当然不会理他，而是在同一信中，却提到了龚德柏事件，他说此人在一九五一年冬被捕下狱，他这个“省主席”事前“毫不知情”，现在此人虽已获释，但坐牢己达六年之久。究竟他为什么被捕又为什么获释，在台之人仍无所知。
反对党人对于吴国祯案的看法，一如当时的“第三势力领袖”之一左舜生的看法，认为像吴这个例子，大可效法。
左舜生的意思是：吴国祯因为身在国外，取得了不少方便。他又能以倔强不屈的态度发表种种文件，如果蒋方加紧逼他，他就更可能把蒋家父子许多不可告人的怪事全部说出，蒋家父子对他实在无可奈何，因此也只能不了了之，乃至连他的一个儿子，都只能乖乖地送还给他，批准出境了事。
反对党研究孙立人案对《自由中国》被控以及可能的发展，认为孙案比较简单，孙在弗吉尼亚军校毕业，从排长做到陆军总司令，以及什么“四星上将”，一共经过二十八年，蒋帮遁台后他奉命建军，迄朝鲜战争开始，美国也就恢复了对蒋帮的军经“援助”，并派遣一个顾问团赴台，加紧侵略。在那情形下，孙立人自然而然和美国佬成日混在一起，并且受到美国佬的“重视”，也就种下了和蒋帮无可调和的矛盾。蒋介石认为军队是他个人的，军权不容分割，尤其不能让美国佬对这支雇佣军发生太大的影响，此乃蒋介石自从应付史蒂威尔以来的一贯态度，再加上负责军事训练的是孙立人，而负责军队政治工作的是蒋经国，他以国防部总政治部名义和孙开始了一场“内战”。
孙立人有足够的理由反对“蒋式政训”，理由是一切向美国学，建军也不例外，这种政训制度并不需要，也不合适。
孙和蒋的摩擦无可避免，而美国的“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也就和蒋经国一万个过不去。而吴国祯，也是主张撤销军中党组织与政治部的积极分子，蒋经国与吴国祯之间的冲突，于是形成了水火不相容之势，最后孙立人调任“总统府参军长”，但排挤孙立人不可能到此为止。与此同时，美国佬驱蒋活动也不可能到此为止，于是经过一连串的明争暗斗之后，孙立人旧部郭廷亮、江云锦、王善从、陈良埙、田祥鸿、刘凯英等人以“共谍案”被起诉，帽子既成红色，美国佬也就不能插嘴。但见那几名所谓“共谍”的口供，没有一个不和孙有关，蒋方且以此给孙过目，孙立人一看面无人色，倒不是他真的犯了这些“罪”，而是他的部下根本没有“共谍”嫌疑，如今却连他自己都有了“嫌疑”，也就是说要他的命了。他明白蒋家父子不敢对美国开口，却对自己开刀，为了要活命，也只得向蒋介石上了一个“悔过签呈”，引咎辞取。而在蒋，也要打肿脸充胖子一番，成立了一个所谓“九人调查委员会”，一方面表示蒋的“宽大”，向美国佬有所作状，另方面则借此按住舆论之口。
那个所谓“九人委员会”，其实除了“老软骨”王云五和黄少谷二人之外，其余或因年老力衰，或因病治疗，都不能按时出席，时常只有王、黄二人“开会”，内中张群因事忙不克到会，可是在那个“调查报告书”还是签上了他的名字。何应钦恰巧在这当儿患上了眼疾，赴日本治疗去也，期内根本没有回到台湾。其余几人必要时应应卯，反正“孙案”就这样办了。等到是年十月二十，长达一万八千字的“孙案”报告也就由官方公布，蒋介石同日对“孙案”命令中有云：“兹待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察考，以观后效”，一直“观”到如今。
反对党人研究吴国祯、孙立人两案的结果，认为《自由中国》半月刊有类似之处。其一，雷震自胡适手中接过这份刊物之后，最近几年的主张，和五年前吴国祯的主张并无多大出入；尤其是吴主张撤销三青团，《自由中国》也有如是主张；吴与孙主张军队“国家化”，撤销军中党团组织，《自由中国》也有相同主张；吴国祯指摘特务，《自由中国》也指摘特务，吴国祯主张让一切反共者公开组党，而《自由中国》实际上也成为筹组“中国民主党”的主要人物之一。
此外，还有相同之处。吴、孙二案曾引起各方舆论强烈反应，《自由中国》案也是一样。
而特别显著的一点是：当年和吴、孙唱对台，非“得”之而甘心者，正是今天和《自由中国》唱对台，非“得”之而甘心的蒋经国。因此他们紧张于吴、孙二案的另一共同点：“共谍”。孙案发展到最后以“郭廷亮通‘共’案”作结；吴案实在不好意思拉上“共谍关系”，但他的手下大将任显群，却因“涉嫌‘共’谍案”而下台，拆穿西洋镜却是蒋经国和任争夺女伶顾某，而“证据”却是任的一个叔父在上海解放后到台湾投靠乃侄。如今《自由中国》’中无人与小蒋争风吃醋，雷震的小老婆也非自小蒋手中抢来，但“共谍”这个戏法，在蒋而言真是千变万化，运用自如，《自由中国》恐怕很难逃过这一“法宝”，因此反对党人也就关起门来检点一番，高玉树建议：凡《自由中国》或“中国民主党”党员，都在事先办理“防谍联保”之类，以杜其口；李万居认为这是多此一举，反而示人以弱。他说；《公论报》中给抓去的“共谍”已有多名，而据这个老板所深切了解者，被捕中人不但没有共产党人，而且有的是“亲美派”，任何反证都属徒劳，反对党人如若真的来一个“联保”，在蒋来说恰好是一个借口。
李万居道：“如果这样做，他们就会说：瞧，‘中国民主党’和《自由中国》里面分明靠不住，这才有‘联保’的。要知道‘联保’也罢，‘连坐’也罢，他们每一个文文武武的机关，都在哇啦哇啦反对，他们国民党内部尚且如此，我们反对党何必多此一举？”众人曰善。雷震道：“开过一次庭后，到现在还没有要我再去，但是背后跟着人，电话有人听，实在不是味儿。老实说，我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告我什么名堂都可以，就是不能告我通‘共’。然而事实摆在面前，除了这顶滑稽的帽子，他们再也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入我以罪了。如果有一天他们真的拿这个来绑住我，那，”雷震双手一摊：“天下人都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又苦笑道：“要我做一个共产党的烈士，未免太什么了吧？旁的不说，我女儿在美国，我们将来很可能也去美国，怎能戴得上这顶红帽子呢？”
高玉树道：“我的那顶市长纱帽怎样摘掉的？是谁摘掉的？大家明白，不用解释。下次台北市长竞选，我有信心拿回来！可是在市长帽子没戴上的时候，却先给我戴一顶红帽子，这笔账又该怎么算呢？”李万居愤然道：“太子头上那顶红帽子到现在还没摘掉，这笔帐又该怎样算呢？”
众人嘴上唱的是反调，故作轻松，心头却好不紧张，因为这桩官司有其十分微妙之处。如果为了什么“自由民主”，那根本用不着动刀动枪。问题的关键在于美方的吞台驱蒋，那当然不能见之于书面，出之于嘴上，凡公开者，不是美蒋“邦交敦睦”，便是美蒋“谊同手足”，肉麻固然到了使人作呕的地步，明争暗斗也到了面临爆炸的边缘。如今两个机构在胡适暗中领导下展开了攻击，在蒋自然视为肉中之刺，眼中之钉，在美则认为大有发展，大有收获。矛盾到了这个境界，自有一方受到打击，而蒋方如果祭起”红帽子”法宝，那美方固然不便出面，胡适更是不便开口，剩下“戴帽者”无论怎样喊起撞天屈来，可是台湾太小，问题微妙，一不能逃，二不能辩，到时候确乎“不开玩笑”。
李万居道：“这件事情，我们都骑在老虎背上了，上不上来下不下，而且也没法下台，不如硬着头皮坚持下去，我看一定有好转希望的，美国不能不管，只要它肯管，情况自然有所改变，因此我劝大家不要消极。我们还有‘王牌’尚未打出！”
其实反对党那张“王牌”，就和美国国务院一样，处境微妙，也难露面，他就是胡适。胡适目击蒋家对《自由中国》半月刊展开了反击，对“中国民主党”展开了堵袭，心中明白，双方的关系已经正式恶化。在这情况下，他不应该过早露面，授人以柄；同时也不宜缄默，示人以弱。他有他的“地位”，可是一个颇为困窘的处境，与众人商议再三，酝酿两三个月，决定到美国走一趟。
雷震道：“事情发展到今天，胡院长是有必要表示表示了。但是限于环境，任何表示都不合适。譬如《自由中国》事件，目前还在‘读者投书问题’上打转，官方犹未作结，胡院长自当不发一言为宜。至于反对党，目前则在胎死腹中与胎在腹中的阶段，是死是活，都难肯定，在这情况下，胡院长也以不表态为上策，由他们去猜，由他们着急。但胡院长如果突有美国之行的话，必然引起他们的紧张，从而提醒他们的注意，这叫做不着一字而尽得风流，我以为胡院长有必要回美国一趟，甚至在机场发表谈话时，都可以强调‘此行纯系私事’之类，显得从容自在，这样就能使对方反而大为紧张。”
众人闻言都说此计甚是。胡适也故作镇静道：“争取民主自由，在好几个国家都如火如荼，特别是在今天，今天我们在这里如果放松了这种奋斗，那我们便是自由世界的罪人，最低限度也是个不尽职的逃兵。我这个过河卒子，自当过海求援，大家放心。”又道：“这个杂志不能停，应该继续出版，没什么可怕的，我还听到雷社长说，他还有新的设计哩！”
雷震笑道：“我想利用他做寿的时候，出一期‘祝蒋总统寿专辑’，对他那种年年打秋风，年年弄到天怒人尤的‘祝寿’，来一次堂堂正正的批评！这是《自由中国》吃了官司之后才做出来的，暗示这是逼上梁山，你越逼，我们越不在乎，至于文字，香港《联合评论》的左舜生、李璜、黄宇人等等都会拔刀相助，而我们也就更加当仁不让。”有人笑道：“胡院长也该写一写。”胡适强笑道：“那当然可以，但是事情已发展到双方白刃相见的地步，我反而不便有所表示了。不过我想我终有一天要表示态度，这一期‘祝寿’专辑，那就不一定非参加不可了。”雷震边点头边说：
“大家可以想到，他这个样子做生日，和西太后那年的做生日有些什么不同呢？民穷财尽而打肿脸充胖子，可是一样的。”
胡适和反对党人固然忙得一塌糊徐，蒋经国、陈大庆等人同样忙得糊徐一塌。双方一个为了驱蒋，一个为了保命，各都忙了个四脚朝天，也真够瞧的。特别是胡适派人前往美国大使馆办理签证，事闻于蒋，认为事情有了变化，对方显然哭秦庭，讨救兵去了，不能不预为之计。一连几个紧急会议，认为此事非同小可，打狗而不看主人面，为的是美方“打狗不看狗面”，事关小朝廷的生存，这一棍子也就非下去不可了。但是议来议去，又感到非祭起红帽子不能堵住美方的嘴巴，而如何把这一批帽子按在雷震等人头上尺寸恰巧合适，也未易易。商量来，商量去，决定逮捕雷震及其《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经理马之骕、编辑傅正、会计刘子英，一共四人已经足够，属于清一色的《自由中国》半月刊人马，俾使问题“简单化”。而执行逮捕令的当然是台省“警备总司令部”，逮捕罪状是“涉嫌叛乱”，这一点不能含糊，至于如何“叛乱”，怎样“通‘共’”，则由“专家”负责配药方似的一模一样凑合起来。一字一句，言必有据，一举一动，“拿证据来”，务必使美方无从插嘴。可笑蒋介石做美国走狗达数十年，不免一“猡”。事到最后关头，也就不惜功本，把一顶顶红帽子到处乱飞，而不敢一指头直戳美国佬那个鼻子，列数其非，痛斥其丑！
是则，雷震究竟应该入以何罪？以及雷震究竟犯了些什么罪呢？“专家”们经过半年多时光的研究，对他实在伤尽脑筋，由于他熟识台湾现行法令，他妻子宋英还是个监察委员，几年来骂小朝廷骂得痛快，可是在言论中极力避免发生直接而显见之责任。借以逃避行政上或刑事上的责任。小朝廷认为斯人而有斯举也，无非阴谋煽动颠覆蒋家小朝廷。因此对于蒋家的所谓威望信誉，以及蒋在台湾内外的名声，发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有什么比较具体的罪证呢？小朝廷“专家”们想方设法，认为雷震等论调之违反“反攻复国政策”，充分见之于其“反攻无望”论调中。小朝廷不但知道反攻无望，而且根本不再提“反攻”两字了，可是只能由他们如此，其他人等就应该来个相反，此事极其怪诞，据说却属“国策”。而雷震等根据美蒋“防卫条约”中不放老蒋出笼这一点大做文章，说是根据他们公算，蒋回大陆无望，并且认为“国家的一切作法，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渺茫的假想之上，这是太不稳健”。又曰：“台湾什么也没有，如何反法抗法，我真想不通”，小朝廷认为这种“反攻无望”论，泄气极了。
蒋集团认为雷震的“反攻无望”论，对“民心士气极其坠毁之能事”，而其“反攻国策不稳健”论，更显示了为“两个中国”驱蒋吞台作了最大的努力，可又不敢明说，对外说成是“竭尽阻挠政府一切反共措施之能事”，因此就这两点来论断反对党这几个头子，已经百死莫赎了。
小朝廷的“专家”们研究雷震等煽动颠覆论调，充分见之于“反共的奴隶”一文，有道是“反共不是黑暗统治的护符，反共不能使人成为神圣，自由人不做反共的奴隶”。又道是“韩国政治的演变，给我们一个再明白也没有的启示，人民长期在一党高压之下反共，在暴力所掩护的诺言笼罩之下，过着灰色和无望的郁闷岁月，这就是做反共的奴隶！”
“专家”们认为雷震等“挑拨军民感情”，同样不能忍。小朝廷把雇佣兵折腾来，折腾去，希望江湖卖艺似的能够赚几个子儿，可是雷震等认为“尽管当演习作战或阅兵良典的时候，仍可给观众以赫赫王师之感，与其说的国军士气高昂，倒不如说戾气充塞”，嘲笑讽刺，入木三分，把小朝廷气得恨不以寝其皮而食其肉。至于“台湾人与大陆人”等等调调儿，旨在把两地划分，也即是驱蒋吞台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门。总而言之，面对这批人的有恃无恐，小朝廷惶恐莫名，非有所对策不可，因为反对党尚未成立，情况已经如此，反对党成立后，那还了得吗？而且根据可靠消息，这个反对党决定在“双十节”之前成立，作为一种声势的表现，蒋家父子闻讯也没二话，决定擒贼擒王，就在反对党成立之前，把雷震拉到牢里，因为他既从胡适手里接过了《自由中国》，又从胡适的口袋里掏出了一顶“中国民主党”的帽子，往自己头上戴去，他又是党魁。
小朝廷分析面临形势，是美国不便在反共角度上干涉蒋家的局面，只要是“反共”，先斩后奏也罢，先奏后斩也罢，白宫里不可能有不同意见。可是正因为这样，如何把雷震那顶红帽子戴了个结结实实，使白宫没有话说，倒是个难题。然而这一招又恰是小朝廷的拿手好戏，“专家”们搜索枯肠，终于定下了“大计”，可笑为这等鸡毛蒜皮小事，不知道呕尽了多少“专家”的心血。他们决定以“惩抬叛乱条例”第十条的规定“依法拘捕”雷震等人，来势好不凶险，可是笑话也与之俱来。
原来这是个削足适履的做法，而不是根据脑袋尺码戴帽子的问题了。“专家”们奉命要把雷震打进监牢，而且为期至少在十年以上，那就非“惩治叛乱条例”不可了，在这条例中，小朝廷订得十分紧张，有曰：
“一、将要塞、军港、船舰、桥梁、航空器材、铁道车辆、军械弹药、粮秣、电信、交通器材物品，或其它军用场所建筑物，军需品交付‘叛徒’，或图利‘叛徒’而毁损或致令不堪使用者。
二、将军事政治上之秘密文书、图表、消息或物品泄露或交付‘叛徒’者。
三、为‘叛徒’招募兵夫者。
四、为‘叛徒’购办运输，或制造弹药者。
五、为‘叛徒’作向导，或刺探、搜集、传递关于军事上之秘密者。
六、为‘叛徒’征募财物或供给金钱资产者。
七、包庇或藏置‘叛徒’者。
八、受‘叛徒’之指使或图利‘叛徒’，于饮水或食品中投放毒物者。
九、受‘叛徒’之指使放火或决水者。
十、受‘叛徒’之指使或图利‘叛徒’而煽动罢工、罢课、罢市，或扰乱怡安、扰乱金融者。
十一、胁迫煽惑或以其它方法使军人公务员不执行职务、不守纪律或逃叛者。
十二、为前款之人犯所煽动而听从之者。
另：参加‘叛乱’之组织或集会者，处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散布谣言或传播不实之消息，足以妨害治安或动摇人心者，处无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以文字图书演说为有利于‘叛徒’之宣传，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个条例系在蒋介石遁台后的一九五○年四月廿六公布，任何人一望而知乃针对美方的“台独运动”所订，现在拿出来对付雷震，却也不失订例时的原意，但此事必须由军事法庭处理，雷震并非军人，这一关又如何通过？“专家”们对这码事实在“胜任愉快”之至，三下两下，也就找到了根据，认为雷震等既因涉及触犯叛乱罪嫌，根据那个条例规定：“凡犯本条之罪者，军人由军事机构审判，非军人由司法机关审判。凡在戒严地区犯者，不论身份，由军事机关审判之”，于是也就马上符合了雷震的“身份”，但蒋经国认为尚待三思。
蒋家父子岂仅“三思”而已，为了这一仗，实在不知道伤了多大的脑筋！对于雷震在吃官司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问题，也都预为之备，免得难堪。以一个并非军人的身份而受军法审判，“专家”们作了这么一个断定：在戒严区域触犯“惩治叛乱条例”任何一条之罪的，不论其是军人非军人，都要一律由军事机关加以审判。台湾省是个戒严区域，雷震等人既然是在台湾省内触犯这一条例的罪嫌，那就依据法律规定是由军事机关审判，出面者警备总司令部之门不是最大的，为防对方找人疏通，就同时替它买了“保险”，说是该部仅仅执行法令，其它什么也管不着的。
折腾来，折腾去，闻道反对党的筹备工作已匆匆告一段落，因为“《自由中国》案”而要提前正式成立了，消息一传再传，也只能出现这么一个局面：双方要白刃相见了。不是“中国民主党”宣告成立，雷震以负责人身份逃脱“《自由中国》案”的纠缠；就是小朝廷先发制人，把雷震一把抓住，把“党”和刊物的问题一齐“解决”。山雨欲来，风已满楼，全台注视，气氛紧张。可能是气压太低，呼吸不畅，藏在洞中的那头老狐狸无论如何难以安定，胡适决作美国之行。而且情况紧急，召开会议已无可能，只能暗作布置了。
胡适一方面作轻松状，扬言这个那个，需要到美国走一趟，一方面相当紧张，通知雷震等人道：“各方消息频传，此人心有不甘，对新党及半月刊事必有行动，只不知是何行动耳！为此，诸位务请格外谨慎，勿为二竖所乘，予此行为期一月上下，返时必有佳音。”为众人打了一轮气，当真前往美国去也。
小朝廷“专家”们对于胡适飞美，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此乃心理攻势。去不去美国，美国对《自由中国》案反正不便出面干涉，因此可以不理；有人认为胡适把《自由中国》交给雷震，而雷震又是反对党内定的党魁，此事一而二，二而一，胡显然为雷而去，而美国也必为此事作出干涉，如此僵待，对蒋不利。因此建议放松，为胡、雷留点面子，同时也为小朝廷留下后步，争执不下，请决于蒋。
蒋家父子商议再三，认为这一仗非打不可！反对党如果真的成立，来自“两党大选”，那“总统”的皇冠势必落在姓雷的头上，国民党的一套也就完了，兵不血刃而把小朝廷干掉，这比孙立人案还凶险万分，因此初步决定是不能退让，退无死所，可又不敢猛攻。
这么着，拖到九月初，小朝廷认为非下手不可了，一则胡适飞美之后，那个反对党的活动日益加强，不独公然开会，并且公然宣告该党决于十月份前正式成立，“呼之欲出”，显然受了远在美国的“电脑指挥”，不可忽视。二则《自由中国》案并无新花样可以一举而使雷震服罪，待反对党成立之后，问题更加麻烦，迨可断言，不如使之胎死腹中，容易对付。如若不然，那个“新党”成立，党员大增时再给它迎头一棍，势必闯下了滔天大祸。到时候纵无“二·二八”起义那么惨烈，“五·二四”大反美情状变成大反蒋，却是万分可虑。
这么着，穿上“警备司令部”制服的“安全局”人员，着手进行逮捕雷震的工作，那真是一桩使他们头痛的差使，抓人打人杀人无所谓，可是硬要把这个反共反蒋的美国老板的打手当“红帽子”办，实在呕心沥血，搜索枯肠。
“我再来提醒你们一声，”陈大庆作最后指示道：“这个雷震，今年六十四岁了，你们要小心，现在还不是要他‘报销’的时候，他一死，问题反而复杂，这是不行的。这个雷震，浙江人，民国十五年在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后担任过中学校长、中央大学教授、中央军校教官、教育部司长、中央监察委员、抗战时期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国民大会副秘书长、东南长官公署政务委员，现任国大代表、大陆救灾总会干事、中央文化经济协会常务理事。此人在抗战期间以迄胜利之后，曾经时常从事各党派间的协商工作，因此有个外号叫做‘雷媒婆’。”众人哄笑中又道：
“我所以说这些，是提醒你们，此人不是个普通人，他的妻子宋英，又是个现任监察委员，因此千言万语一句话，你们要小心。”又对“打雷小组”的小头目道：“你们准备了这么久，如何动手，该有个计划了。”小头目道：
“是。雷震在这里有两个公馆，一个在新店，一个在木栅，他经常住新店，和宋英在一起生活。这个人身体不好，有右臂和脚气风湿疼痛，但一般还看不出，不会因为抓他而出乱子。他经常在一早七点起床，洗脸刷牙，坐下来写东西。他的太太自己买菜，时间在八点多一些，我们准备在九点钟时候进他大门，按照手续要他跟我们走。”又道：“在走之前，仔细搜查他的房子。两个地方都要搜，《自由中国》办公室也要搜，和他同时分头抓走的人，住处也一样搜。大体上就是这样了，是不是四个人还不够？”
话说那一日雷震夫妇如常起床，八点二十分宋英如常到木栅菜市，雷震也就开始写他的文章，九点模样有人敲门，使雷心惊。暗忖宋英身上有的是钥匙，近来又无人敢找上门来，莫非那话儿来了？思疑间门声又响，再一想如若真有不速之客前来“访问”，在他也已非陌生之事了，于是前往察看，没料到门外以及周围，至少有几十个人，敲门者还穿了警服，见他自己应门，少了好多麻烦，也就掏出拘捕状和搜索令，雷震倒是一怔，忙问出了什么乱子？是否弄错了？他可没有犯罪。小头目道：“雷先生，我们也是奉命行事，有话诸到那边去说。至于你的罪名，乃是‘涉嫌叛乱’，请你自己心中有数，等我们搜查完了，一起上车，只要你自己明白，保证不会吃苦。”
雷震心中惊慌，却强自镇静道：“我自问没有犯罪，会跟你们去说清楚。我知道，你们这样对我，已经是非常非常之客气的了。”这当儿宋英从菜场回来，见状凉了半截。她自己是个“监察委员”，当然知道来者是谁，放下菜篮，扫视一遍，见除了警备司令部人员外，还有管区派出所警员和里长邻长，明知争辩无用，可也不能不说了几句，便领便衣前往各处搜查，奇怪的是那些便衣有如在自己家里一般，要什么找什么，书籍和来往信件文稿，无一漏网，一捆捆装载而去，其他箱筐，草草检视。
指着那些书，便衣问：“都是你的吗？”雷震戴上老花眼镜细看，边看边想答词，只见那是辩证法唯物论一册、自然辩证法一册、干部必读（苏联共产党史）一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文献一册、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一册、马克思与农民一册、共产主义世界观（日文）一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册、干部学习资料一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要文献一册、新民主主义经济论一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册、哲学的贫困一册、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革命路线而斗争一册、对于共产主义必有认识一册、红旗下的大学生活一册、艰苦斗争中的日本人民与日本共产党一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报告一册、新华时事丛刊一册、新社会一册、记取历史的教训一册。
雷震捏了把冷汗，指指书道：“还有这么多国父遗教、三民主义等等一大堆，你们为什么不一起拿去作证？这不是存心入我以罪，侵犯学术自由吗？”
一名便衣冷笑道：“就是没有蒋总统一大堆的‘言论集’。”雷震懒得解释，辩道：“我们做学术研究的，当然要知己知彼。今日台湾，藏有这些书籍的机关多得很。”便衣道：“可是这些都是禁卖禁买禁读的，你要研究，也该得到批准，如今你擅自购买，偷偷地阅读，知道你是什么存心！”
宋英急忙在旁代答道：“这些书都不是我们的，我们根本没买过一本。”便衣笑道：“这可奇了，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宋英道：“是旁人寄存在我们这里的。”便衣问道：“那人是谁？”宋英道：“是罗鸿治教授寄存的。”便衣大笑道：“这真妙，这真是死无对证的事情，这个罗教授早就死了。”于是连人带书，一齐上车“归案”。
与此同时，《自由中国》半月刊经理马之骕、编辑傅正、职员刘子英等三人也告被捕。消息传出，全台震动，美国大使馆闻讯也感吃惊，初次闻报被捕数十人，接着说是捕去十余人，最后才弄清楚捕去四人，而且是清一色的《自由中国》案中有关之人。那些反对党的负责人闻讯失色，当下召集紧急会议，高玉树道：“雷震、李万居和我三个，是‘中国民主党’的三个发起人，也是三个发言人，如今三个之中少了一个，难道连组党的自由都没有？我们不用怕，也不用跑，那是跑不掉的，一跑，反而给他们逮捕的借口，我们没这么傻！”李万居道：“真是岂有此理，不成世界！”当下抓起电话就要警备司令部作答，对方却轻描淡写地说：“这件事和新党无关系，雷震的被捕，纯粹为了煽动，和你们几位并无牵连。”众人闻言啼笑皆非，一方面派人到警备总司令部看雷震，一方面派人到木栅慰问宋英，宋英却已跑到台北，坐在监察院等与纽约的胡适通长途电话，而就在那天几家报，刊登了雷、高、李三人联名发表的“新党”筹备人的紧急声明，有道：“国民党在表面上虽不重视新党，可是在暗中进行破坏工作，不遗余力，如不久前国民党以及党所控制的报纸，均以头条新闻的地位，故意造谣说中共正透过其统战组织，向正在组织中的新党渗透。这种乱戴帽子的作风，实在不值识者一笑。”
又道：“吴三连于国民党对他的事业集团施用压力之下，不得不暂时出国六个月。对于雷震，则在自由中国社斜对面布置了监视与追踪站。”
三人揭露小朝廷在“自由中国社”斜对面“大安区民众服务站国民党区党部内，指派特务数十人成立专案小组，每日专负跟踪之责，并配有吉普车（车号为一五一○四○五八）和三部大旅行车（车号为一五一○四八九九、一五一○四九○一、一五一○四三八七）分别追踪监视。目前已发现者，最少有这四部车子。每日自晨至暮，表示其跟踪的态度，给我们精神上以莫大的威胁。近更闻企图利用驻港特务人员，伪造函件，寄发新党主要筹备人，以便构陷成罪，难怪美国众院外交委员会远东小组召集人柴布斯基批评台湾是‘警察国’。”又道：
“台澎是不折不扣的特务世界了，他们准备还要密令特务机构伪造函件诬陷新党筹备人，也许不久的将来还要出现第二个孙立人啊！多么可怕呀？”
反对党中人固然忙了个一塌糊涂，小朝廷更是忙了个糊涂一塌。为了急于了解宋英的今后步骤，特别是和胡适的那个长途电话，邀了不少记者前往雷家采访，宋英道：“你们来得正好，我正想请你们新闻界主持公道。”记者就问：“宋委员和胡博士通过长途电话了？”宋道：“通过了。”问：“胡博士在美国什么地方？”答：“纽约。”问：“宋委员这个电话的目的是什么？”宋闻言沉默。
接着宋道：“我打长途电话的目的，是把当局对刘子英的罪状通知胡博士。刘子英是雷震的助手之一，忽然被控为共党间谍，因此我的丈夫也被牵涉。我应该让他知道，因为这罪名太严重了。”记者又问：“宋委员怎会想起，事情一发生，就马上通知远在美国的胡博士？”宋道：“那是这样的，胡博士在动身到美国之前对我说，假使发生与他有关的什么事情，就立刻通知他，所以我照他的话做。”记者问：“那怎么说此事与胡博士有关呢？”宋道：“那是这样的，《自由中国》半月刊本来是胡博士的，十年前我的丈夫从他手里接了过来，而两人的私交不错，因此与胡博士有关。”
记者再问：“高玉树、李万居几位，曾经到这来过吗？”宋道：“当然来过。”记者们见她十分气愤，岔开话题道：“新党本来定九月底、十月初正式成立，可有这回事？”宋道：“有这回事。”又道：“如果没有那回事，也就没有这回事了。”众记者大笑，有人便问：“现在，新党会不会延期？”宋道：“问警备总司令部。”众人愕然。
宋英道：“新党大部分的重要文件，都在我先生身边，现在已经全部搜去了，根本没有副本，因此新党的问题，现在倒是复杂起来了。”有个记者问道：“宋委员，雷先生是新党文件的保管人，是不是说明他将是新党的领袖呢？”宋英道：“那我就不清楚了。”另有记者问道：“雷先生被捕那天，有家晚报正在发表雷先生的新闻，你以为这些内容是确有其事吗？”宋道：“我们没有看到，同时也懒得理，因为那是造谣。”有人道：“宋委员还没知道内容，怎么已判定是造谣？”宋道：“因为过去有过类似的东西。”那记者道：“他们说雷先生在香港有银行存款，而有一些不知姓名的人，时时向雷先生的户口存款，可有这回事吗？”
宋英苦笑道：“这是常识问题，世界上会有这种事吗？如果有，这些不知名的人目的何在？那真是不可思议的。大家都可以知道，这是一种陷害，根本没有这回事。如果有，我在家中是主妇，岂有不知道那笔钱的道理？”记者又问：“这样说起来，宋委员在代雷先生否认香港有人在经常对雷先生作钱财上的支持了。”宋道：“我是说事实，不是为谁辩护。”
那记者试探道：“宋委员以为是谁在存款呢？”宋道：“我根本没有承认有这种事。”问：“如果香港的银行里真有雷震的户口又如何呢？”宋道：“那太简单了，这个户口是谁开的？我先生绝无此事，是谁在这个户口里存款？我先生用过这笔钱没有？这些都是用不着辩的。”记者又问：“如果一切都像宋委员所想象的，那么谁在开这个玩笑呢？”宋道：“这个又要问警备总司令部了。”那记者道：“宋委员的意思是：警备司令部的人在香港开你们的玩笑？”宋道：“我没有这样说，我的意思是，他们可以到香港调查。我们政府不是派了很多人在香港吗？”意思是指蒋的特务在香港不择手段地对雷中伤。
另一名记者问道：“有消息说，《自由中国》在香港翻印，并且在大陆发行，生意很好，可有这事？”宋英失笑道：“这更加是个常识问题了，《自由中国》是一家强烈反共的刊物，怎会在大陆发行呢？那不是闻所未闻吗？不过我可以对大家说一声，这个‘消息’的发生，反证了一个问题，正是‘熟悉内幕’者的造谣，因为《自由中国》确乎有一年奉命加印多少多少本，交给政府向大陆作空投之用，那是‘心战’，但只投过一次。”
有些记者认为这是新闻，《自由中国》还由官方拿去空投大陆，不就说明很多问题吗？吱吱喳喳提了一串问题，听宋英答复说：“我说过，只有一次。而且空投这个玩意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大家也明白，那是毫无把握的，而且把《自由中国》半月刊送去，也是毫无报酬的。我可以这样说，知道这件事的人很少很少，现在居然有人异想天开这么说，请问除了知道空投这回事的人之外，还有谁想到儿年前这个老故事呢？”
有人间道：“那是不是说：有人在印象中还记得这件事，可又不想提到空投，因此把它说成是在香港加印，如何如何。”宋道：“那只能每个人自己去想，各人想法不同，但是关于这项‘设计’的从何获得启发，倒是相信大家可以猜得到的。那真是笑话，《自由中国》销大陆！这样说起来，北京的《红旗》杂志不是可以销台湾了吗？”
哄笑声中又有人问道：“那家晚报说，雷先生除了一位妻子，还在台北郊区养了一个妾侍，并且已经生了三女一子。因此雷先生每天都到郊区一次，被捕之前也没停止过，请问宋委员知否其事？”
宋英苦笑道：“我们谈的是政治问题，这些请你找他自己说去。”哄笑声中又有人问道：“刚才听说，新党收到了三藩市《世界日报》主编李大明的一个电报，说是攻击国府拘捕雷震，旨在破坏新党，李甚至对蒋总统说：‘你如果不立刻对此事加以阻止，在历史上将是你的重大错误之一’，请问可有其事？”宋道：“我没看见这个电报，不过你可以到新党办公处去问。”她反问：“是不是高玉树与李万居也给逮捕了？”
有个记者笑道：“那还没有，他们两个虽然抨击过国府，但是在继续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照样见客，照样接电话。他们已经对我们说过，他们并未反蒋，也支持国府反攻大陆，不过他们认为雷的被捕，是国府故意践踏新党的萌芽。”宋英闻言冷冷一笑，问：“那警备总司令部对你们怎么说的？”记者道：“他们说逮捕雷震完全是因为他犯了煽动罪，和新党毫无关系。”
宋英苦笑道：“对不起，我要找律师去了，改天再说吧。不过我可以这样说，新党看来是没办法成立的了。你们想，一共只有十几人在筹备，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新党又从何产生？”
那边厢蒋家父子也在谈这个问题。老蒋道：“四人给抓了之后，究竟那个反对党有些什么花样？”小蒋道：“他们不敢妄动。因为四面是海。再说这个党尚未成立，负责人很多，党员还来不及征求。等于没有，因此并无任何麻烦。”老蒋道：“市面怎么样？”小蒋道：“这几天正是盂兰节，家家户户忙祭鬼，真的没有人注意这桩案子。”老蒋想了想，问：“胡适在美国有什么表示？”小蒋道：“不管和宋英通电话也罢，或者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也罢，总之他认为雷震是个爱国反共，不会叛国，希望把这件案子移交司法机关去审理那几点。”又道：“郝乐逊也发表了谈话。”老蒋闻道掌管美援的老板为此也有谈话，可是慌了起来，问：“他有什么说的？与他无关。”小蒋道：“对，与他无关，他也不是针对雷震案开口的，他算是三句不离本行，认为台湾局势如何严重，国军应该怎样削减，我政府官吏怎样荒唐，台湾人生活又怎样困苦等等，莫名其妙。特别可笑的是他还提到了肥料换米的问题，言下之意，连年来台湾人生活不好，关键不在美援，而在我们。”
老蒋冷笑道；“实在可恶，郝乐逊分明在转移视线，并且替反对党撑腰，他所说的，不正是反对党攻击我们的内容么？”
凝视着草山那片树林，浓荫覆盖，阒无一人，老蒋心想：大树底下好乘凉，也只有依靠美国这棵大树，才有自己那个小朝廷的日子。不管这棵大树是否已经蛀空，反正如果连它都要倾倒时，自己更没办法应付，也只能小心一点，既要“办事”，又要给他面子。于是问道：“我们公布时，说的是因为雷震有煽动行为，这才抓他的，现在，郝乐逊和胡适既然有了表示，我们也不应沉默，可以再走一步棋子，说四人之中，有一个涉嫌‘共谍’，因此如何如何，让华盛顿没有话说，反共嘛，”老蒋恨极：“闭上你的鸟嘴！”
这么着，警备司令部的少将级官儿王超凡，就以发言人身份宣布了这桩“新闻”。但是四人之中谁有“资格”充当“共谍”呢？研究过后，认为《自由中国》的会计刘子英最够条件，也就把一顶红帽子往他头上一按，乃使此案急转直丁，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反对党中人闻道雷震被捕，无形中已经解体，却因胡适在美“呼吁”，又敢站出来说几句话了，有个法新社记者找到高玉树，问他反对党是否要聘请律师为雷等四人辩护？高玉树反问道：“你的看法又怎样呢？”
法新社记者道：“我是外国人，这两天和不少外国人接触的结果，他们认为胡适博士呼吁把雷震交给司法审讯，可能性太少了，因此阁下找律师为雷震辩护，看来倒是需要的。”高玉树苦笑道：“相信你不会拍发到新闻里去的，他们已经放出声气：那一个律师胆敢充当雷震他们的辩护人，就会严重对付！”又道：“你还听说些什么？”洋记者道：
“这里的外国观察家，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在美国的谈话是强硬的，一定会有他的影响。又说这位前任驻美大使，以如此断然的口吻替他被称为‘爱国与反共’的朋友辩护，一定有他的原因，不过谁也不肯说，好像谁都已经知道、心照不宣似的。”高玉树报以微笑，不发一言。法新社记者问不出什么名堂来，知道这个前任台北市长，经此打击，态度有所改变，但是十分微妙的改变，作为一个法国人，颇难捉摸，辞去后探询美国记者，得到的答复却是摊摊双手。一再追问，那美国记者苦笑道：“你可曾注意到郝乐逊先生的谈话，以一个主管美援的人，在这当儿作威胁性的谈话，等于解答了一些问题。”法国记者也只能以苦笑对苦笑道：“这样说起来，这桩新闻的采访，可有点不容易。”
各方注意蒋介石发表有关“共谍”刘子英等人的材料，热闹极了。那公告说，《自由中国》半月刊会计刘子英，一九五○年已到台北，入境保证人是雷震。雷与刘的关系是，刘在雷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时，担任雷的秘书，而且雷震的私人函件，也交给刘去处理，信任之至，据说刘某“学识经验俱皆丰富，工作能力甚强，尤擅书法及诗词，故深得其服务机关长官之赏识”。被捕时他身兼三职，一为“国史馆”人事处主任，一为“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文书科长，再一个就是《自由中国》会计。像这么一个身兼三职，赴台十年的老国民党员居然也成了“共谍”，连香港的亲蒋报纸都不以为然，有道：“就常识言，这似乎是一件非常使人困惑的事，究竟是因为雷震的被捕才有‘共谍’之说，还是早有‘共谍’证据而后才下手呢？他们在治安机关当局注视下能够潜伏吗？能够活动十年之久吗？能够为治安当局所隐忍迄今才加以揭发吗？”
而一般人对刘的印象却是这样：此人不过是一个谨慎自守，甚至是一个“谨慎得有点令人讨厌”的北方老乡，要说他有这么一顶“红帽子”没人相信的。
而那个马之骕，更加笑话奇谈。这个河北人是国民党的“忠贞之士”，一九四九年解放后从北方跑到香港，要去台湾，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很久很久才拿到了入台证。可是小朝廷腐烂入骨，根本闻不到半点“反攻大陆”的气味，而贪污舞弊甚于往昔，马某看不过眼，时有怨言。小朝廷对于不满现实者用的是老办法：飞过去一顶红帽子，指为“共谍”。而正因为马某是国民党的“忠贞之士”，大党棍如王聿修、崔书琴等人也就为他奔走，经过营救，终告保释。在台湾，保释这么一个人可不简单，轻则倾家荡产，重则家败人亡，但作为“国民党改造委员会改造委员”的崔书琴，就用自己这顶纱帽给马担保，充分说明了马某绝非什么“共谍”，否则“国民党大员”不敢以身作保的。
抓住了这些漏洞，香港的反蒋反共“第三势力”那些渣滓，也展开了反击，他们以左舜生、李璜等人为首，以《联合评论》为阵地，假九龙格兰酒店招待记者，可是除了英美法德等通讯社之外，偶或有一二爱国报纸的记者前往采访。老狐狸左舜生、李璜等人，以为爱国报纸一定反蒋，请他们参加可以助“第三势力”一臂之力，而蒋介石在港出版的报纸，或受蒋监管的报纸，就值不得理睬。
孰不知爱国报纸固然反蒋，但并非为反蒋而反蒋，而是为了蒋的卖国而反蒋；反映在蒋的“打雷”案上，只是狗咬狗骨鬼打架的勾当。蒋介石和胡适背后都有一根木偶人线，牵线者则是白宫中人。如今白宫中的主子厌恶蒋介石这个奴才，希望用另一批奴才取而代之，仍然是损害中国主权，霸占中国领土的罪恶行径。因此爱国报纸对这台傀儡戏消息的处理，是警告蒋集团休得卖国，一切卖国贼都没有好下场！胡适的“反对党”等等就是鲜明的例子，至于蒋介石会不会省悟，小朝廷中人知不知道处境的危险，那要台湾的国民党人自作决定了。
再说左舜生等在那招待会上，由于吃到了胡适从美国抛过来的“定心丸”，也就对蒋集团作了毫不容情的反击，他们大叫“立即释放雷震”，大骂老蒋“蛮干”，“无耻的国民党当权派”，同时大捧雷震。左舜生道：“我听说雷震先生早已立下遗嘱，在台北那样一种恶劣的环境，他原已抱定身殉民主自由的一种悲壮心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这种大无畏精神”如何如何等等。左舜生等把雷震捧到了天上，而把蒋介石父子骂得不值半文。
对方有胡适，等而次之有左舜生、李璜帮腔，蒋方深感有找个适当的人出面说几句必要。再三商量之后，有人向陈大庆建议道：“这倒是在意料之中的，雷案发生以来，海内外反应不少。在台湾，有些‘法学专家’，‘司法界权威人士’乃至‘有关方面’和‘权威方面的灵通人士’等等花样很多，就是碍手碍脚不肯露面，这有不好的一面，给人的印象就是怕胡适记仇，显得反而是我们心虚。因此这回要找一个有影响的人。”陈大庆道：“此事发生以来，正式露面的确乎不多，只有警备司令部发言人王超凡，最高检察署检察长赵琛，此外便是成舍我和胡秋原，那个张旦平律师不算数，你们此刻想到了准？”答称是萨孟武，因为萨是个老教授，也是一个由教育圈中挑出来的立法委员，在台大担任过很长一段时期的法学院长，过去在台湾所谓修改出版法的争论中，萨孟武曾撰写专论，有所评述。由于他既是蒋的忠犬，又多少有那么一点所谓“公正”，也就被美蒋视为“自由主义学者”，如今这个“自由主义学者”要挥舞棍棒，痛打另一个“自由主义学者”了。
“中央社”派人到达萨家，一开头，这个“自由主义”者却抬出了“非常时期戒严法”。
消息发出，最最紧张的乃是远在太平洋彼岸的胡适。他知道这是蒋给他的一记回击，也就仔细推敲起来。萨孟武认为根据戒严法第八条的规定，戒严时期在接近战区内，军事机关得自行审判刑法上特定之罪如“内乱”等等，或交法院审判，这个决定权在军事机关。也即是说，把胡适希望雷案由司法审判的那个希望打消了。
至于胡适认为雷震不会叛“国”的话，萨孟武显然不表同意，他认为这是事实问题而非理论问题，他认为在蒋集团尚未公布事实之前说他必会叛“国”或者不会叛“国”，都是一种偏见。萨孟武说：“雷震被捕了，我们读书人不愿落井下石。不过最近两三年来，《自由中国》半月刊的许多言论，例如主张外国干涉中国内政，挑拨军队许多反感等等，似乎不妥当的。”他认为小朝廷的政策是非善恶尽可批评，但他反对骂蒋，认为在这个时候骂蒋，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至于不骂蒋而捧蒋会给台湾带来些什么“好处”？小朝廷会不会摆脱卖国集团的可耻情景？萨孟武也说不出来。
在新党问题上，萨孟武表示他并不反对新党的组成，但是目前新党在“自由中国”不会发生很大的作用，因为据他看来，在企图组织新党的人们中，可能有一些是失意的政客，或者是文化政客，他们在社会上都没有任何背景，而组党的目的在于分润政权，因此在这种不纯正的动机之下组织新党，是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的，他主张小朝廷及“执政党”，尽可放手他们去组织。萨孟武明知新党的目的在于构成来日台湾的所谓“两党竞选”，并且通过这种方式，兵不血刃地把蒋介石赶下台去，作为一个“学人”，他只能从“理论”上说明新党无作用，而在事实上，雷震既已被捕，那个党也就胎死腹中，无法再提，因此他也乐得“民主”一番了。
正因如此，萨孟武代替蒋家表态，雷震被捕，与他鼓吹新党一事毫无关系。这些所谓“公正言论”发表之后，第一个跳起来的便是宋英，她在台北各民营报刊登了“营救我的丈夫雷震”书面谈话，针对萨孟武有这么一段，宋英在文中讨论一个人的经历和反共保证问题时说：三十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是死硬反共的头头，他有了这一长期经历作保证，所以台湾的国民党人就跟他“反共”，谁也不会怀疑他会把他的手下出卖。
宋英又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同样是个死硬的反共者，“大家也是信得过的，假若有这么一天，我们一觉醒来，忽然看到某些报纸上说‘艾森豪威尔总统袒共’，这是多么不可想象的事。如果我们就这问题请教一位外国教授，他回答说：‘艾森豪威尔总统是否袒共，乃一理论问题，这须以后的事实来证明’。我们想，这位外国教授除了否定艾森豪威尔的历史以外，他既不明白什么是‘理论’，更不明白什么是‘事实’。艾森豪威尔多年的反共经验不是‘事实’是什么？除了这一‘事实’以外，我们竟到哪里去找‘事实’？……‘今天在台湾做‘掩护共谍’的勾当，其利害如何？连小孩子都看得清楚，何况以雷震的经验和阅历？他三十多年的经历，足以解答这类问题，用不着我来多说了。”
当然，宋英的辩白不可能为她丈夫带来任何转机。她还向台湾高等法院提出要求提审雷震的抗告，也即是和蒋方正式交上了手。高玉树、李万居等认为不能示弱，非要如此不可，但对新党的正式成立却感到遥遥无期，因为不但全部文件没有了，人，也几乎散了。
果不其然，小朝廷的台湾高等法院驳回了宋英要求提审雷震的抗告，而宋英当然不能从此甘休，也就在台北几家民营报上，发表了“我的抗议与呼吁”，这个小朝廷的监察委员，对“廷”中立法院内的萨孟武作了公开指名的驳斥。
宋英说，萨孟武是一向教政治学的，不大懂得法律，不足为奇。但是政治学教授抛开宪法而大谈戒严法，就不能不视为变态。她说政治学上通常称行政部门为“政府”，而一个人的犯罪与否，应用司法机关以审判来决定，却不能由政府来宣布。萨“教授”怎么连这一点分权的常识都没有了？这种可使政治系或法律系一年级学生笑掉门牙的谈话，《中央日报》竟视同珠宝，大字标题，长篇刊载，……宋英认为此事十分奇怪。
宋英说，其实“政府”对于雷震的所谓叛国行为，不是没有宣布。“白皮书”萨孟武纵或读过，王超凡的谈话难道他没看见？不看报就随便发表谈话，岂非瞎说八道？把萨孟武骂了个不亦乐乎。
萨孟武没有回讯，反对党人颇感奇怪，闲谈中高玉树道：“有人告诉我这位萨先生可能永远不会答复的了。因为据说萨孟武和雷震虽然都是留日同学，但并无好感恶感可言，但对胡适，两人却形同水火。”
高玉树道：“他们告诉我，萨对胡从不引为‘我的朋友’，而且对胡相当不满，因此这一次，他的矛头是对胡而非雷。另外有一个教育界里的人对我说，萨孟武不满胡适之的缘故，可以分为远因近因两端。远因之中，最为人熟知的一件事，就是台大前任校长傅斯年在省议会给议员骂死之后，萨孟武当时是台大的法学院长，非常可能由他继任台大校长。但是胡适博士却力荐当时的教务长、也是他的女婿钱思亮继任，因此这件事使萨孟武一直不痛快。至于近因，”高玉树又道：“近因当然不少，但最使萨孟武气愤得难以消化的一件事，则是去年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时，萨孟武虽被提名，但开票之后，他连半票也没拿到，他认为这是胡适在背后搞鬼的缘故，一气之下，竟辞去了他已担任多年的台大法学院长的职务。”李万居插嘴道：“这只是一部分，两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可多着哩，但是如此一来，萨孟武可把枪口瞄准了雷震，冤哉枉也！”高玉树道：“在教育圈子里，两人的恩怨之多，有人说真是写都写不清楚。”
那边厢香港的“第三势力”也没闲着。左舜生和李璜等人一个个磨拳擦掌，却是毫无用处，别说“青年党”早已名存实亡，墓木拱矣，即使还有一口气，那又济得甚事？特别是香港花园道上的主人家，对这几条狗儿并不重视，一方面要他门反蒋反共，另方面又似乎可有可无，使这批老掉了门牙的“青年党党魁”早就满肚别扭。如今在雷震事件上，又不见主子有什么花招，好不气恼，正想找人去问，忽地来了个“一卖开几”的“九流闻人”。那人既是蒋朝死党，又是美方喽罗，更是日方马仔，再是土地老爷的爪牙，身份复杂，“猪笼入水”，可又肥不起来，成日价愁眉苦脸，好似大祸将至似的。左舜生见他来访，暗叫苦也，此人不知以“何方神圣”面目相见？暗忖自己一把年纪，逢山就拜，却不如他“一卖开几”，倒要小心应付才是。
那人入室，也不谦让，大冽冽坐了，说道：“老左哪，你姓错了姓，白马非马，姓左不左，你怎么和李璜这个糟老头子，在格兰酒店架起大炮，对准阳明山官邸开炮哪？”左舜生闻言暗忖，“这厮原来代蒋作说客来了，”便道：“不知阁下何所指，愿闻其详。雷震是我们的朋友，一人有难，众人相救，如此而已。”
那人道：“那我对你说了吧，‘老头子’对你们这次招待记者，很不痛快。他说，你们青年党好像一只九头鸟，尽是领袖，不见党员，但这没关系，广东话，‘大家出嚟捞世界嘛’，谁都是一哥。可是你们的青年党太笑话，一哥太多了，不但在香港有一哥，在台湾也有一哥。台湾不但有一哥，而且有好几个一哥……”左舜生不悦，说：“老兄究竟所为何来？”那人道：“我没什么，我只是想问问你这个老牌一哥，究竟花园道上为你们放了多少‘水’？这才使你们头红脖子粗，出来向老头子开炮？”
左某暗忖：“明白了。原来是投石问路来了。”也就摆出一副老虔婆的神色来道：“无所谓嘛，难道你今天就是为这个来的吗？”那人道：“我也不是‘水务局长’，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你老了，青年党又不中用，美国人不可能瞧得起你，你何必和老头子过不去？山水有相逢，我劝你不必再为雷震出鸟气了。《联合评论》的经费，不够你打几场麻将的，不如老老实实向台北伸手，老头子也实在需要抬轿子的，你这几根老骨头不在美国人眼里，何必如此卖力？”
左舜生暗忖：那倒是真的，台北那条财路可不能断，虽然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味同鸡肋，但是鸡肋究竟是鸡肋，与石头有别。再说自己的女儿嫁在台湾，总不能因为这件事使父女一辈子不再相见。而更重要的是：那人所说美国佬对“第三势力”的态度颇堪玩味，左某自己明白，在美国佬的秤盘上，自己的分量确乎太轻，已经看过“洋大人”的嘴脸，如果打定这个主意，那真是枉作“小小人”了，于是长叹一声，把雷震如何冤枉，青年党在台湾如何没有办法，说了个够。最后道：
“你刚才说的什么一哥二哥，又是什么台湾有好几个一哥，那我对你说了罢，这许多一哥之间，有几个正是他们暗中唆使出来的，希望青年党‘一国三公’，你说这算是帮忙呢还是拖后腿呢？”那人道：“你既然说到这里，我不妨告诉你罢！你们的在野党究竟干什么的？是帮台湾的忙呢？还是拆台湾的台？如果帮忙，应该好好地在台湾搞党，可是你们这些九头鸟个个飞在外面，如此这般，你又怎能使台湾放心？好，一个青年党已经闹成这般模样，再来一个什么反对党，你替‘老头子’想想吧，他不头痛才怪！”
不待左某开口，那人又道：“而且，这个什么‘中国民主党’，拆穿西洋镜，又是你们几个角色。当然，你可以否认，说那是以雷、高、李三人为首的，你们不过是以‘友党’身份作什么什么支援，可是，你活了一把年纪，怎么连这个也弄不清楚？孙立人、吴国祯他们，相信比你有办法吧？他们结果如何？你以为美国人无往不利吗？也不尽然。可是你以为美国人就这样算了吗？也不尽然，美国有美国的顾虑，在这些骨节眼上，他们才不会撕下面孔，他们不妨吃点小亏，让‘老头子’平平气，少出乱子。”
左舜生辨出了他的“美国味”，也就强笑道：“你老兄也是花园道上的人，何必让我过不去？”那人摇手道：“我几时和你过不去？这里只有你我两个，并非大庭广众之间，也没得罪你，相反的是劝你别断了财路，一番好意嘛！”左道：“只是代‘老头子’要我别再开记者招待会，哈哈哈哈。”那人道：“你已经开过一次，也算敷衍过了，茶点酒水，为数无计，你不会亏本的，反正已经开过了，开过了也就算了，‘老头子’对你的希望也不过如此，莫为己甚，后会有期，如此而已，你放下算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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