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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问：“你们怎么看待劳动呢？认为它是美德还是挣钱方式？”姐弟三人都理解成了广义的劳动。扶美子认为就是一种挣钱的方式，比如打工，但同时又能交到好多朋友。的确，扶美子打工多年，这其中的感想可以连说一整天。她的学费、零用钱，甚至去中国的20万日元费用全部出自自己劳动的一双手。高中时候她就开始在花店、料理店等地方打工。我住在她家时她经常是白天陪我出去玩，晚上我看电视，她还要外出打工到很晚，辛苦异常。但她似乎对这种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很满意，很少抱怨父母对她的做法。可是在我看来，这简直无法想像。我想，中国的父母绝对不会这么狠心的。然而，这样确实培养了扶美子自立坚强的性格，我很佩服她。
由于我们的关系已如亲兄弟姐妹一般，日语交流也基本没什么大的障碍。所以，姐弟三人说话非常坦率。谈及劳动，雄一则说：“是生存的要求，由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决定。”依然煞有介事的。健志还是老观点，觉得是为了自己的未来而劳动。“那么，你们又是怎么看待体力劳动者呢？”我追问下去。放下冰激凌勺子，扶美子耸耸肩，“没什么区别啊，只不过聪明的人可以选择脑力劳动。”雄一两手做塔状，比划给我看，睁圆了眼睛说：“体力劳动是塔底，脑力劳动是塔尖，没有体力劳动者就没有脑力劳动者，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健志则觉得两者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回答很有意思，现在大部分中国的学生瞧不起体力劳动者，认为是没本事的人做的工作，人人志向成为大老板、大学者、大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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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的最后，我问他们怎么看待勤奋好学的人。姐弟三人观点非常相似，都很佩服这种人，但是觉得只懂得学习是不够的，运动不能少，用雄一的话就是现代人应当“文武双全”。“那你们觉得自己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吗？”扶美子和雄一摇头，健志却出乎意料的大力点头。雄一在一旁大呼小叫，表示不予肯定，二人争执起来；扶美子行使大姐权力，出面阻止；爸爸妈妈则在一旁笑而不语。
可以说，女儿在日本的调查与访谈都是很成功的，作为一个中学生，她做了很多大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作为父亲，怎能不由衷地为她高兴？
顶住压力
孙冉回国没几天，便开学了，开始进入恐怖的高三年级。
在这个时候，女儿的研究仅仅完成了日本的问卷，还有大量的工作没有进行。可是，高三一开学，早已是紧锣密鼓，备战高考人心惶惶。
我理解女儿的难处。首先，她担心落后于同学们，高考时处于不利位置。其次，她也不愿让自己的研究半途而废。此外，女儿的研究一直在秘密进行，因为在高三年级做这些事，未必能获得多少人理解，何必让孩子又承受额外的压力呢？
在我的建议下，女儿开始做国内的问卷调查。我说，对比研究更容易发现问题，所以，需要做出与日本对应的中国问卷调查。为了尽量减轻女儿的压力，女儿只做了一些同学中的问卷，外省市的问卷靠我的朋友帮助发放。
转眼到了期末，孙冉的考试总体成绩虽然不错，但数学很糟糕。
老师向我们发出了善意的警告，因为高三第一学期已是关键时期，此时太偏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老师建议孙冉在寒假里好好调整自己。显然，女儿的压力更大了。
我意识到，女儿的心理需要平衡，更需要成功的体验来支持。寒假里自然要补习功课，更需要把研究做完，力争出一个较好的成果，以巩固研究型学习的收获。也许，这将对其一生的发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并因此而缓解高考得失的压力。
孙冉接受了我的建议，妻更是全力以赴支持女儿奋斗。从故乡青岛返京之后，我们全家像一个课题组一样，开始了紧张的攻关。
中日调查问卷已委托专业机构用计算机统计完毕。在卜卫老师的指导下，孙冉学会了看数据分析，并开始撰写大型研究报告。
做中日调查难做数据分析更难。当卜卫老师提出许多要求时，孙冉才发现自己缺太多资料和数据。于是，她马上访问在日本留过学的人，又从互联网上进入日本的中小学，收集有关新资料。为了支持女儿，我们全家出动，访问了北京日本人学校的6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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