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假过后，我的毕业论文初稿已经写完，其他该忙活的事情也都差不多了。于是我决定找一家单位实习，最开始我希望能去《读书》杂志，但是写了信过去人家没给回音。后来看到网上有一个《中华读书报》的启事，说愿意要一些大四已经保研的学生，我一看正合适，于是把简历发给报社。很快他们就通知去面试。 　　到了报社一看：居然来了40多个学生，把一个会议室都坐满了。报纸的主编梁刚健老师乐呵呵地走进来给大家介绍了读书报的情况，然后就让我们挨个儿发言，说说自己最近看到听到的和出版界、学术界有关的新闻，我们一边说他还一边记。当时《在北大听讲座》系列刚开始卖火，于是我就讲了这个事情，并且分析了这种“大众学术书”热销的原因。没等我讲完，梁老师马上说，好，你下周把这个稿子交上来。 　　这就是《中华读书报》的风格，也是梁老师的风格。跟所有的编辑记者以及我们这些学生打交道的时候，他都特别爽快，而且他脑子转得特别快，你不经意间说起的一件小事，经他一分析，很可能就是最好的新闻线索。 　　按照报社的规矩，每周三中午实习生要到社里开个碰头会，跟版面编辑坐在一起谈谈自己的选题，梁老师一般都会抽空过来参加。听他一条一条地分析上一期报纸的得失、点评大家的投稿，我觉得简直就是一种享受。 　　在读书报的实习使我养成了一双“新闻眼”，开始对自己周围的世界敏感起来，有很多大家熟视无睹或者视若无睹的事情，其实往往能挖掘出丰富的内涵。有一天我看到北大出版社的一个招聘启事，要求应聘者必须是有德语、韩语、电子等专业硕士以上学历者，我就想，北大自己不是有编辑出版专业吗，为什么出版社不招“专业对口”的毕业生呢？我又把一段时期以来各家出版社的招聘广告找来分析，发现居然没有一家点明要编辑专业的学生，于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接下来采访了一些出版社的老总，听他们讲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又采访了几所大学编辑专业的教授，也听他们对人才培养的意见，最后写出了一个头条《编辑出版专业面临就业市场考验》。 　　实习还使我有了很多接触出版界人士的机会。比如接力出版社的老总白冰先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听他打电话，无论说什么事情，当电话快结束的时候，他总是非常热情地连说“好！好！好！好！”声调越来越高，让人觉得很振奋，哪怕你是在讲困难诉苦心里也踏实了。还有金丽红女士，她在华艺出版社的时候我曾经见了她一面，只听她说了十分钟话，但却仿佛看到了解放前那些著名出版家的遗风。 　　做出版或者做报纸的这些长者，他们一方面是市场中的成功人士，是商人，一方面又有学问，懂得文化的价值，因此在他们身上真能学到很多好东西。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在报社的这份工作，而最初一起去参加面试的同学，到三个月之后可能就只有七八个人还常去，一年以后更只剩下我和清华的一个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