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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朝的鸦片战争以及其后的中外交涉，给咸丰一朝留下了两宗遗案。一是广州入城，一是“修约”。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大英国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英人据此多次要求人城，皆被拒。
根据《中美望厦条约》，“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恐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俊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中法黄埔条约》也有类似条款，英国据此及最惠国条款，以《中英南京条约》为时限，于咸丰四年要求“修约”，法国、美国也据最惠国条款，同时要求“修约”。他们的修约要求主要有：一、开放中国沿海城市及长江；二、鸦片贸易合法化；三、废除进出口货物的中国内地子口税；四、公使驻京。
至于前一宗遗案，即广州入城问题，反映出中西文化观念上的差别。
咸丰帝和清政府的官员坚持“夷夏之防”，认定英人人城居住会给他们的统治带来极大的破坏作用。至于后一项遗案，即“修约”问题，牵涉国家利益甚大，尤其是第二、三项，对中国利益极有损害。此时，咸丰帝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没有多少认识。他将这些对外事务交给了曾在道光二十九年反人城斗争中名噪一时的两广总督叶名深办理（两广总督当时例兼处理对外事务的钦差大臣）。咸丰帝以为叶名深深知“夷务”，办事干练。而叶名探对各国的“修约”要求拒不理睬，对于各国使节的会晤要求，以军务在身为由而拒不相见。曾与外人多次打交道的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看出此事不会轻易了结，上奏请咸丰帝另派重臣妥善办理，结果挨了咸丰帝的一顿痛斥。由于英美等国来不及准备战争，咸丰四年的各国“修约”活动毫无结果地告一段落了。
咸丰六年，美国公使在英法的支持下，以《中美望厦条约》已满十二年为由，照会叶名深，并扬言北上。叶名深仍不相见，并要求咸丰帝下令各省督抚拒收美使文件，迫美使回粤，以由他来“设法籍制”。咸丰帝因南方太平天国战事新败，恐引起衅端，口气已经软下来，指示叶名深“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以示羁糜”。
就在这年，中外交涉出现了两件事：一是广东水师于九月在广州黄埔港查拿了走私船“亚罗”号，英国领事巴夏礼声称该船在香港登记（实际已过期），是英国船，并诬水师官兵扯下了该船的英国旗。英国公使包令趁机大做文章，向叶名深提出了“惩凶”、“入城”、“修约”三项要求。英国驻香港的海军随后出动，攻破广州外围数处炮台，于十月初一日攻破广州外城，旋因兵力不足而退出。英国政府决定扩大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二是法国传教士马赖非法进人广西西林县传教，于是年正月被当地政府处死。法国政府闻讯，准备出兵开战。
咸丰帝对这次战事完全惜懂无知。对开战的失败，叶名深奏报中谎称已获大胜，击毙英军司令及以下官兵四百余人。英、法派额尔金、葛罗各率远征军前来扩大侵略，但叶名深奏报中说成是英国以包令、巴夏礼不应开战，“另派新酋来粤定议”。对于咸丰七年五月英军在珠江上击败清军水师，焚烧师船一百余艘，叶名深在奏报中完全不提，反称他调集兵勇两万余人，防堵极有把握。咸丰帝对此竟然全信。叶名深并不能一手遮天，言官闻知广东战事的确切情况上奏，咸丰帝置之不理。两江总督怡良听到消息，见叶名深为咸丰帝宠臣，只好婉言上奏，结果咸丰帝斥责为英国造谣耸听，命怡良“勿为所惑”。他多次下令叶名深尽早了结此事。咸丰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他收到叶名深最后一份奏折，称其正与额尔金、葛罗详细理论，可将各项修约要求，“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咸丰帝总算放心了，认为“大局已经初定”。
十天后，他又收到广州将军穆克德纳等人的奏折，声称广州已于十一月十四日失陷，叶名深被俘。他大惊失色，在奏折上朱批：“览奏实深诧异。”
战火已经烧了一年多，可咸丰帝在叶名深的蒙骗下，一点战争准备也未进行。朝廷的兵铜已用于对内战争，此时又何以进行对外战争？他一面下令将叶名深革职，以四川总督黄宗汉继任；一面命令在籍侍郎罗惇衍等密集团练，将英军驱逐出广州，然后再由广东地方官府出面调停。
他认为，英军只有数千，团练能集数万，以十当一，必能制胜。且不论以松散的民团来对抗训练有素的英法联军在军事上是多么错误，更荒唐的是，在咸丰帝的眼中，中英两国的战争（他此时尚不知法国也参加了战争）可以转化为中国民众与英国的战争，清政府可以充当中立者出面调停。面对艰难的时局，广东的官员们还是继续上奏欺瞒实情，而罗谆衍等团练大臣则以经费没有着落为由不加行动。
咸丰八年三月，英法联军及英、法、俄、美四国公使抵达天津大沽口外，要求“修约”。四国合伙上门抢劫，咸丰帝又搬出以夷制夷的“法宝”，令直隶总督谭廷襄进行对列强分化：对俄表示和好，对美设法羁糜，对法进行劝导，对英严词责问。谭廷襄奉旨行事，结果处处失败。
特别是俄国，以同情相示，以说客自居，乘机提出了划界（为尔后强占中国领土为张本）、通商的要求。咸丰帝对四国的要求一概拒绝，同时又不许决裂开战。承办交涉的官员十分为难，无所适从。
四月初八日，英法两国不愿再继续交涉下去，联军出动，攻占大沽炮台，进逼天津城下，八九千清军溃散。咸丰帝此时只得根据英法的要求，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谈判。此时，他想利用者英同英人签署《南京条约》、办理广州人城事件的老“交情”，在谈判中讨一些便宜。为此，他密谕桂良、花沙纳对各国要求“作第一次准、驳，留首英在后”，“该夷尚未满意，著誉英酌量，再行允准几条”。英法联军此时已截获两广总督署档案，深知香英当年两面卖弄的手法，两国公使拒见香英，英方译员对他大加羞辱。着英只得无功而返。
就在天津谈判的紧要关头，咸丰帝收到黑龙江将军奕山的奏折，称其在俄国武力的胁迫下，与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订立了《缓辉条约》，将黑龙江以北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俄国，并将乌苏里江以东的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改为中俄共管。这种越权违法的条约，本应立即废除，奕山也应治以重罪，而咸丰帝居然认可。在他的眼中，儿千里外的不毛之地，比起近在百里的军事威胁，自然算不了什么。他还竟然让谈判代表告诉俄国公使：黑龙江已定约，俄国“理应为中国出力，杜其不情之请，方能对得住中国”。炮口下的谈判，其结果可想而知。
五月，桂良、花沙纳只得按照英、法、俄、美四国的要求，与其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俄、美两国不战而得利，这不能不归罪于咸丰帝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的失败。条约样本传京，咸丰帝愤而批准。从《天津条约》来看，对中国利益损害最大的是片面最惠国条款、领事裁判权、自由传教、战争赔款等项，损害较小的是增设通商口岸、外国人到内地白由游历等款，至于公使驻京，则完全符合当时的国际通例。但在咸丰帝眼中，最为可怕的却是公使驻京。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平等国家的观念，只有朝贡关系，宗主关系。中国的对外关系历史中，没有长驻使节的先例，只有监国。先朝的马戛尔尼、阿美士德见乾隆帝和嘉庆帝不拜不跪，视若敌体，天朝还有何威严？文化观念的差别，使咸丰帝对国家利益的看法与近代的世界观念完全相反。
《天津条约》还遗下两案，一是关税条例的谈判将在上海进行；二是各国条约一年内在北京互换。英法联军撤出天津之后，眼下的威胁消除了，咸丰帝开始后悔。他一面以钦差大臣僧格林沁进防天津海口，修筑大沽炮台；一面令在上海进行关税谈判的桂良等，向英、法等国宣布大皇帝的“新恩惠”；全免关税，开放鸦片烟禁，让“各夷感服”，然后再谈取消乡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历等项条款。咸丰帝认为，外国人最重利，有此获利无穷的恩惠，一切中外争端自可消鲜，外国人不用上天津“诉冤”，公使也不用常驻北京。两江总督何桂清一看兹事体大，不顾抗旨罪名，立即上奏：“轻改前约，必起波澜，税则不可轻免。”桂良亦奏称：“免税得利为商人，以此而罢《天津条约》，势必不行。”咸丰帝收到这两份奏折，虽不再提免税之事，却下了一道严旨，命桂良“激发天良，力图补救”，将公使驻京等项条约，“一概消弧”，否则“自问该当何罪”。
桂良在咸丰帝的再三严旨催令下，再次向英法等国求情，请他们放弃公使驻京要求，对外事务可以从广州改到上海来办理。英使额尔金经此等恳求，觉得公使驻京并无实际意义，同意改驻他地，有事进京，但坚持在北京换约。咸丰帝的口气也有所松动，称言若不能阻止进京换约，则各国使节随员不得超过十人，不得坐轿摆队，换约之后，即行回帆。
咸丰九年五月，英国新任公使普鲁斯、法国新任公使布尔布隆，率舰队从香港北上，到大沽口外要求进京换约。美国公使亦随行北上。咸丰帝见势不可回，命钦差大臣僧格林沁等派员劝说英法等国公使不走大沽，改走北塘，进京换约。他的真实想法是如果英法入口不依规定，“可悄悄击之，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英法公使拒绝从北塘入京，反而发出最后通碟，要求通过大沽。五月十五日，英、法炮艇十三艘强行人口，拆除防具。僧格林沁督部交战，击沉英艇三艘，重创三艘，毙伤侵略军四百四十八人。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是中西军事交往中第一个重大胜利。战后，美国公使从北塘进京换约。因美使不行跪拜礼，国书由桂良接收，条约在北塘互换。英法两国公使率舰队南下，准备调兵再战。咸丰帝见大沽获胜，尽悔《天津条约》。他谕令两江总督何桂清：“若英、法‘自悔求和’，须由英法赔偿兵费，并需另订新约，在上海互换。”是年底，苏淞太道吴煦见英法联军复来，私下与外商拟议停战条件：承认《天津条约》，大沽撤防，另赔银一百万两等。何桂清上奏探询口风，咸丰帝严词拒绝。此时，双方都在调兵遣将，准备决战。根据僧格林沁的请求，咸丰帝先后调兵一万三千人，合之原防兵，大沽、营城、天津、山海关一带清军兵勇达二万九千人（其中大沽驻兵一万人）。英军派出军舰七十九艘，地面部队达两万零五百人，法军派出军舰四十艘，陆军七千人。咸丰十年四月，英军占领了大连湾，法军占领了芝呆。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此时，南方太平天国的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统军由皖人浙，攻其必救，取杭州以调动清军分散兵力，然后回师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咸丰十年闰三月，他率部东征，攻取苏州、常州，准备进攻上海，太平天国的局势自天京变乱后再次达到鼎盛。
在这样的形势下，咸丰帝改变了主意。一是见英法联军兵势太盛，他恐清军抵挡不住；二是怕英法联军与太平军联合（双方控制地区已经连接），清王朝覆亡在即。他下令僧格林沁不得首先开炮；并谕直隶总督恒福，若英法前来换约，“大皇帝宽其既往”，“由北塘进京换约”。他已不再要求废除或修改《天津条约》了。
六月十五日，英法联军避开防卫严密的大沽，由北塘登陆，随即进袭大沽侧背的新河、塘沽、大小梁子。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奉命不得先行开炮，坐待英法联军进攻。此次他看后路被抄，毫无胜利信心，上奏表示要在大沽拼死一战。咸丰帝见奏万分着急。僧格林沁是咸丰帝的爱将，此时又掌握着京津地区清军的精锐，僧部尽失于大沽，何来兵将保卫北京？咸丰帝下了一道朱谕：“天下根本，不在海口，而在京师。”他让僧格林沁“万不可寄身于炮台”，若有所失，退守天津。他还下谕，派员前往北塘，“伴送英法使臣进京换约”。
七月，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继续北进，咸丰帝先后派大学士桂良、怡亲王载垣前往谈判。因不能容忍英法等国的条件，他曾准备决战，前方将领军情不利的奏报使他又改变了主意。他想逃离北京，但又怕失掉皇帝的威严，于是下了一道朱谕给军机大臣：“联今亲统六直抵通州，以申天讨而大张挞伐。”同时与朱谕下发的是僧格林沁奏请巡幸木兰（即木兰围场，意请咸丰帝避居热河行宫）的折片，让军机王大臣共同讨论，想以王公大臣出面请求移驾。结果各大臣讨论的结果都是不同意，称言：“时无寇准，亲征不可轻试；热河无险，土木之变堪虞。”
英法联军的推进，使谈判的地点由天津移至通州。桂良、载垣一让再让，己经同意英法的全部要求。此时，英方译员巴夏礼又提出了换约时须亲向咸丰帝递交国书。这下子刺到了咸丰帝的痛处。他从谈判大臣的奏报中，竟然认为巴夏礼为“谋主”，下指“勿令折回”。
和谈风云突变。八月初四日，谈判破裂，僧格林沁奉命截拿巴夏礼等三十九人，双方大战于张家湾。僧部战败，退往八里桥（在今北京通县境）。初七日，双方再战于八里桥，清军再次失败。英法联军进逼京城。清王朝已筹不出一支可以迎战的军队了。咸丰帝授六弟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办理和局。初八日，他以“秋弥木兰”为名，仓皇从圆明园启程出奔热河，从此一去不返。
奕䜣先后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咸丰帝对这些条约并无异议，他担心的只是“亲递国书”一节，几次下令让奕䜣设法消饵。跪拜的礼仪，在他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是无与伦比的，从而成为最大的“国家利益”。沙俄再次乘火打劫，以“兵衅不难再兴”为威胁，迫使清政府与之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承认了《缓浑条约》，又将乌苏里江以东四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归俄国，还规定了西北“勘界”。此后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夺去中国西北四十四万平方公里上地。咸丰帝对此竟“照议办理”。
侵略者的肆虐并未结束。为了所谓的“报复”，他们在劫掠圆明园后，又下令焚园。冲天大火数日不熄，耗银上亿两的东方名园一毁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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