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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奕詝登基之时，昔日所接受的儒家典籍与诗文习作的教育与错综复杂的现实政治举措，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他没有太多的政治经验。但清军人关二百年来封建王朝的统治已经规范化、格式化了，只要照章办事即可，况且清朝又特别强调悟守“祖制”。事在人为，但有时候外在的力量可以扼杀“新生命”的诞生。
他明白，封建政治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用人，于是随着求言活动的展开，年轻的咸丰帝开始着手人事变动。他下令地方官查明林则徐“能否来京候简”，为起用林则徐作准备；起用在鸦片战争中主持台湾抗战后被降职的姚莹办理两淮盐务；批准军机大臣陈孚恩、大学士播世恩退休。
至年底，他亲颁朱谕，革去深受道光帝信任的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的职务，将文渊阁大学士看英降为五品顶戴，以六品员外郎候补，并将闽浙总督刘韵坷病免。咸丰元年，他又将福建巡抚徐继舍解职召京；后革去陕甘总督琦善的职务。在此期间，他在部院大臣的安排上也作了一批调整。
从上述人事调整来看，他重用的是对外持强硬态度的官员，罢黜的是对外持和议态度的人士。就契机原因而言，是咸丰帝登基未久，英国派舰到天津大沽送交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巴麦尊（H.JPalmerston）致穆彰阿、省英的信，引起了清政府的一场虚惊。透过这些表象可以看出，新皇帝在对外政策上与老皇帝的差异，说明鸦片战争这场“千年奇变”在新皇帝心中引起的屈辱感受。
咸丰帝通过这些人事变动，向中外朝野显示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决心。然而，咸丰帝当政时的清王朝，已经从康、雍、乾三世鼎盛时期败落到谷底，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可以说是内外交困，突出的表现为：其一，鸦片战争后，来自海上的西方列强对清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
第二次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有识之士魏源已发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呼吁，提出仿照西方办法制舰造炮、训练军队的建议。咸丰帝并没有感受到世界大势，没有认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只是按传统的方法整顿海防。他颁发了一道上谕，令沿海各省督抚筹办海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此后他又多次下令整顿海防；但是，他又害怕整顿海防会刺激西方歹喂，谕旨中强调“不动声色”，“断不可稍有泄漏，以启衅端”。这种既仇恨又恐惧的矛盾心理，使得他不可能采取任何果断措施。而对外来武力侵略的抵御，在于国家的强盛；国防力量的增长，不是罢免几个主和的人就可以解决得了的。结果，历时一年的海防整顿，各地官吏只是应付应付，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因而没有任何效果。由于咸丰的这种矛盾在支配着他的思想，此后，他一直没有对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采取相应的海防措施。
其二，国库银两急速减少。清王朝在乾隆末年时，国库存底白银达七千万两，经嘉庆、道光朝耗用（仅道光后期战费、河工等项开支就高达七千万两），所剩无几。咸丰帝即位时，户部库银仅存一百八十七万两。户部大臣卓秉恬在咸丰帝上台未久，向他报告财政情况称：“人不敷出，为数尚拒。”清王朝的财源，主要为地丁潜粮、盐课、关税。根据祖宗“永不加赋”的规定，地丁嘈粮上面已无文章可做；关税数额较小，又牵涉到那些惹不起的“洋人”；可以动动脑筋的只是盐课一项。咸丰帝立即派人整顿盐务，期望增加收人，但收效甚微。
其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由于人口猛增，土地兼并激烈，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社会流民数量激增。大量的民众聚集在白莲教、三合会、拜上帝会等会党、教门的旗帜下，公然对抗官府。同时，封建官僚在政治上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许多官吏以“浮收”（不按《赋役全书》规定的科则，擅自加收钱粮）、“勒折”（应当征收的粮食，却以高价折收银钱；应当征收纹银，却以高价折收制钱）等种种名目，中饱私囊，祸害乡民。在地主、官府的压榨剥削下，民众的纳税能力下降，清政府的税收减少，社会经济恶性循环，社会秩序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对此，咸丰帝曾发出过一些整顿吏治的谕旨，但丝毫不起作用。
在严重的危机面前，咸丰帝不是毫无认识，而是认识不够深刻；不是毫无对策，而是对策不得力。从当时官吏们的奏折文书来看，他们也无高明招术，责任并不全在咸丰帝。但是，危局需英主，没有雄才大略的君主，要想振衰起弊是十分困难的。年轻的咸丰帝，在其当政的最初日子里，曾在用人上显示他的壮志雄心；但实政的处置却显示其才智平平。治清史的同行们有一个共识，即清代的皇帝个个励精图治（至于是否能做到属另一回事），不似明代的那几个昏君，居然几年不上朝，放任国运衰败。
造成这一情况的部分原因是清代的制度。自明太祖朱元璋废除垂相之后，明、清两代都是皇帝亲理政务。天子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根本不可能处置全部政务，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逐渐形成了辅佐班子。
明代为内阁，到了清代，除沿袭内阁外，康熙时出现了南书房，雍正时演化成为军机处。从性质上讲，明代内阁、清代军机处都是皇帝的秘书班子，任务是为皇帝拟旨。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清代的军机大臣，也都是差而不是官，由皇帝钦定，不必循官场之例迁转。但两者的最大区别是，明代各地、各衙门的报告先交内阁，由内阁对此提出处理意见，谓“票拟”，再交皇帝审阅，批准后作为谕旨下达。皇帝若懒得动笔，可由司礼秉笔太监代劳。这就出现一条缝隙，政务可以由内阁、司笔太监转化为谕旨。明代的这种制度造成了内阁与宦官的对立，甚至对抗。司礼秉笔太监利用其朱批权形成了势力极大的宦官集团，左右政治，如魏忠贤等人；而内阁权重时也出现过严篙等权相。清代的变化，亦有吸取明代教训的因素。
清代不同了，清代沿袭的题本制度（同样交内阁票拟），到了勤政的雍正帝手中，大多变为奏折。奏折由具有奏事权的官员（清代有直接上奏权的官员，在中央有六部九卿和给事中、御史等言官，在地方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学政，但提督学政很少上奏，布政使、按察使只能呈题本。而雍正帝改题为奏后，题本、内阁的意义渐渐消失。）亲封，由皇帝亲拆，皇帝批阅后下发军机处，由军机大臣根据皇帝的朱批或面谕拟旨，再经皇帝批准后下发。在这种体制下，皇帝若不及时发下奏章，政务中枢便梗塞：皇帝若不将某一奏折下发军机处，此谓“留中不发”，俗称“折子淹了”，其内容仅皇帝和上奏人两人心知，军机大臣也不得闻，政坛中会出现一些流言。若皇帝将全部奏折都不发下，政治就会动荡了。这使得皇帝每天不得不花大量时间阅看奏折。至于皇帝批阅奏章专用的朱笔，太监谁也动不得，否则杀头。以一个人的精力和智慧，每天要阅读、研究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还须召见京内外大臣，这确实超出了平常人的极限。当时人谓天子日理万机、宵衣吁食，有时也不全是阿谈之词。
年轻的奕詝登上皇位时，颇有点大干一番的味道。他极力效法祖宗的勤政风范，从《实录》中看，他此时的工作极为勤奋，每天都有许多谕旨下达，其中不少是亲笔写的朱批、朱谕，不劳军机大臣动手。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守住这份祖业，重显祖宗昔日荣光。咸丰帝在上台后的八个月，便主演了一场好戏－罢免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郭佳氏，一七八二年生，满洲镶兰旗人。一八〇五年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在词臣上迁转。一八一三年升礼部右侍郎，此后屡降屡升。当时每年有四百万石槽米北运，以供京城之用，潜运成为一大政。但承负运输的运河又多受黄河影响，潜米经常不能运京。行海运，即从长江出海运至天津，当时为一创举。主办其事的为琦善、陶澎等人。
一八二五年，穆彰阿以槽运总督襄办海运始为道光帝所重，召京后署理工部尚书。此时穆彰阿丁父忧，按照旗人的规定，守制百天即可出为官，但不以实任，改为署理，以示守孝之意。一八二七年，旨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一八二八年，任军机大臣；一八三七年起，为首席军机大臣。
由此至一八五〇年，他一直是道光帝最信赖的人。
道光帝不仅因循守旧，还生性多疑。穆彰阿位居首辅，几乎每天都被召见，但很少建言，每遇垂询，必尽力揣摩帝意而迎合之，而不究事理本身。他对于道光末年的政治败坏，应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严格说起来，穆彰阿也是咸丰帝的老师。一八三六年即奕詝人学时，他即为上书房的总师傅，至一八四九年初因保举不当被罢，改为杜受田，可不知为何，道光帝临死前两个月，穆又复充上书房的总师傅。对于这位老师，咸丰帝一直都不喜欢。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咸丰帝登基后，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很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穆彰阿多次充当考官，且长期结交京内外官员，特别喜欢拉拢年轻有才的下级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势力集团，时人谓之“穆党”。据史料记载，从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五〇年，穆彰阿历任会试复试阅卷大臣、教习庶吉士各七次，朝考阅卷大臣、考试试差阅卷大臣各六次，庶吉士散馆阅卷大臣五次，殿试读卷官、武英殿读卷官、大考翰詹阅卷大臣、拔贡朝考阅卷大臣各一次，可谓门生遍天下。
咸丰帝更加不满的是穆氏的对外政策，这就不得不谈到先前那场鸦片战争。一八四〇年七月至一八四二年九月，英国侵略中国，蹂嗬东南沿海，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今天看来应当是很清楚的，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军事的落后。但当时的士大夫不承认这一点，不相信堂堂天朝居然不敌区区岛夷。他们认为，战争的失败在于忠臣林则徐等人的抵抗主张没有得以实现，在于奸臣琦善、曹英等人一心畏夷媚夷，而穆彰阿又在此时蒙蔽了道光帝。这种观点在战后的《中西纪事》、《道光洋艘征抚记》等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可视为当时的普遍认识。
士大夫的看法归结起来，就是主张对“逆夷”强硬而不是屈服，而广州反人城斗争又使他们误以为强硬政策获得了胜利。由于中英南京条约中英文本的歧义，战后英国人是否可进人通商口岸城市，中英双方有着分歧。《中英南京条约》中文本第二款称：“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通商贸易无碍；且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五处城邑。”据此条规定，来华的英国商人只能住在“港口”而不能人城，英国外交官可以入城。该条约英文本措辞不同，若直译为现代汉语，当为：“中国皇帝陛下同意，英国国民及其家人和仆从，从今以后获准居住于广州、厦门、福州府、宁波和上海的城市和镇，以进行通商贸易，不受干扰和限制；统治大不列颠及各处的女王陛下，将指派监督或领事官员，驻扎上述城市和镇……”据此文本，英人有权入城。从实际执行来看，各地也有区别。上海、宁波很快就实现了入城。厦门城只是一个直径一华里的圆型要塞，英人也没有要求人城福州于一八四五年实现英外交官人城，普通英人至一八五〇年才实现入城。广州因绅民反对，成为一件大案。英人进广州城之前，居住在今广州沙面以东大三元酒家一带的商馆，距广州城西南城墙仅二百米。广州绅民在人城问题上的坚决反抗态度，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没有认清反侵略的真正方向。
一八四八年初，香英被召回北京，晋文渊阁大学士。继任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大臣的徐广络、广东巡抚叶名深，对外持强硬态度。他们于一八四九年四月断然拒绝英人入城，并组织团勇近十万人，准备与英军一战。因入城一事小，且没有做好战争准备，英方宣布将人城一事暂为搁置。因为翻译问题，清方以为英方永远放弃了人城的权利。这一个小小的胜利，大大鼓舞了主张强硬的官绅士民，认定只要由强硬派掌权，就会改变鸦片战争以来屈辱挨打的局面。就连道光帝也为此一振，认为这是兵法中“善之善”的“不战而胜”，封徐广给为子爵，封叶名深为男爵。广州反人城斗争胜利时，咸丰帝已经十八岁了，离他当皇帝还不到一年。他已经懂事了，由此，摆在咸丰帝面前的结论，似乎是很明显的，只要罢斥这批对外软弱的官员即可，只可惜父皇当时受穆阿彰的“蒙蔽”。
咸丰帝登基未久，中英关系中又发生了一件事。一八四九年英人人广州城被挫后，英国驻华公使文翰（SGBonham）向国内报告，英国外相巴麦尊（HJTPalmerston）指示文翰继续交涉，并发下他本人致穆彰阿、耆英的照会。文翰因在广州受阻，便驾船北上，企图在中外关系较好的上海打开缺口。一八五〇年五月，文翰到达上海，与两江总督陆建浪会谈，要求转递巴麦尊致穆彰阿、曹英的照会和他本人致眷英照会。陆建浪先是拒绝，但听说英国将派船北上天津，态度立即软了下来。咸丰帝收到陆建流的奏折，旨命陆建壕劝文翰南下，有事只许与兼理五口通商事宜的徐广绪交涉。谕旨中称：“若非削切晓谕，于妄念初萌之际示以限制，势必以无厌之词，向在京各衙门纷纷呈投，成何事体！”
咸丰帝这时的策略是，不与这些莱鹜不驯的“夷”人们打交道，让善于制“夷”的徐广绪来办理此事。同日，他还发给徐广谱一旨，让他“坚明约束”，“折其虚侨，破其要挟”。
巴麦尊的照会指责徐广绍危害中英“和好”关系，并要求在北京进行谈判，“商订其事”。这种直接照会京内大臣的告状做法，使咸丰帝认定英方在行“反间计”陷害忠良徐广绪。而巴麦尊的照会不发给别人，偏偏发给穆彰阿、曹英，又很容易使人发生怀疑。特别要命的是，文翰给着英的照会内有一段话：“兹以贵大臣本属贵国大员，熟悉外务事理，众所共知。更念本国前大臣等素与贵大臣频恒札商，极敦谊礼，衷怀欣慰，为此乘机备文，照会贵大臣阅悉。”
这种来自敌方的对香英及其外交政策的赞扬，实实在在是帮了誉英的倒忙。于是，咸丰帝借机以誊英所奏用人行政理财诸端，持论过偏，传旨申斥。同时，咸丰帝以英人梗顽，命林则徐进京，听候简用。咸丰帝的意向，已经明显得不能再明显了。
文翰没有罢休。他派翻译麦华陀（WHMedhurst）前往大津投递文书，当地地方官奉旨予以拒绝，他本人在上海的活动也毫无效果。七月，他只能垂头丧气地返回香港。文翰的此次北上交涉，无果而终。咸丰帝却从这次对抗中增强了信心，认为英“夷”也不过如此。然而，他为自己不能赶走这些可恶的“夷”人而遗憾。当他得知上海天主教堂的十字架被雷电击劈时，深情地在臣子的奏折上朱批道：“敬感之余，更深惭愧。”
过了不到两个月，又出一事。步军统领衙门抓住了手持察帖到普英家门前投递的天主教徒丁光明。此事还牵涉到传教士罗类思。罗类思（LMBesi）系法国天主教传教士，鸦片战争前即潜入上海，一八四一年为山东教区主教。丁光明为山东历城人，一八四五年与罗类思有交往。一八四七年罗类思已经离华。当时人又误将罗类思当作大西洋国罗玛府人。
大西洋国，当时指葡萄牙；罗玛府，即罗马，在意大利。刑部对该案审理后上奏，要求眷英对此事作出解释（此时刑部尚书为杜受田）。尽管香英不用吹灰之力就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但在咸丰帝心中又留下了着英可能与外人有勾结的阴影。
一八五〇年十二月一日，咸丰帝动手了。这一天，他打破向皇太贵妃（即其养母博尔济锦氏）请安后再办公的惯例，首先颁下一道《罪穆彰阿、者英诏》的朱谕。这份文件的分量不亚于一次政变，紫禁城为之震动，空气也变得凝重起来。这道谕旨长达千言，反映了咸丰帝的真实思想，故全录于下：
“任贤去邪，诚人君之首务也。去邪不断，则任贤不专。方今天下因循废坠，可谓极矣。吏治日坏，人心日浇，是联之过。然献替可否，匡联不逮，则二三大臣之职也。
穆彰阿身任大学士，受累朝之恩，不思其难其慎，同心同德，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从前夷务之兴，穆彰阿倾排异己，深堪痛恨。如达洪阿、姚莹之尽忠尽力，有碍于己，必欲陷之。看英之无耻丧良，同恶相济，尽力全之。
似此之固宠窃权者，不可枚举。我皇考大公至正，惟知以诚心待人。穆彰阿得以肆行无忌。若使圣明早烛其奸，则必立育重典，断不姑容。穆彰阿恃恩益纵，始终不俊。
自本年正月（农历）联亲政之初，（穆）遇事模棱，缄口不言。追数月后，则渐施其伎俩。如英夷船至天津，伊犹引誉英为腹心，以遂其谋，欲使天下群黎复遭茶毒。其心阴险，实不可问。潘世恩等保林则徐，则伊屡言林则徐柔弱病躯，不堪录用。及联派林则徐驰赴粤西、剿办土匪，穆彰阿又屡言林则徐未知能去否。伪言荧惑，使联不知外事，其罪实在于此。
至若首英之自外生成。畏葱无能，残堪诧异。伊前在广东时，惟抑民以奉夷，周顾国家。如进城之说，非明验乎？上乖天道，下逆人情，几至变生不测。赖我皇考炯悉其伪，速令来京，然不即予罢斥，亦必有待也。今年替英于召对时，数言及英夷如何可畏，如何必事周旋，欺联不知其奸，欲常保禄位。是其丧失天良，愈辩愈彰，直同狂吠，尤不足惜。
穆彰阿暗而难知，誊英显而易著，然贻害国家，厥罪维均。若不立申国法，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又何以使联不负皇考付托之重钦？第念穆彰阿系三朝旧臣，若一旦有之重法，联心实有不忍，著从宽革职，永不叙用。曹英虽无能已极，然究属迫于时势，亦著从宽降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至伊二人私行阁上，乃天下共见者，联不为已甚，姑不深问。
办理此事，联熟思审处，计之久矣。实不得已之苦衷，尔诸臣其共谅之。嗣后京外大小文武各官，务当激发天良，公忠体国，惮平素因循取巧之积习，一旦惊然改悔。毋畏难，毋苟安。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诸大端者，直陈勿隐，毋得仍顾师生之谊，援之引恩。守正不阿，靖共尔位。
联实有厚望焉。
布告中外，咸使知联意。”
这一篇谕文，读之颇感气势，不难看出是咸丰帝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咸丰帝一吐为快，说出了他多年的心声。
朱谕颁下后，京内外大小臣工奔走捧读，齐声赞扬。他们看到了新君的明察秋毫，看到了新君有意振作，看到了清王朝的希望。用忠摈奸，是中国传统政治学中最古老且最常用的原则，由此在中国传统历史学中形成了一固定模式：乱世的基本表征就是奸臣当道，一旦圣主罢斥群奸，起用忠良，定云雾重开，万众欢腾，王朝也会走向中兴。这一套路，经杜受田的多年宣教，早已浇铸在咸丰帝的心中，他早已决心力行，做一名中兴的圣君。穆彰阿罢斥了，首英降革了，导致道光朝病衰的妖氛似乎铲除了。在此咸丰帝舒志、臣子们额庆之际，似乎谁也没有认真想一想，中国的问题仅靠换几个当权派就会解决吗？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咸丰帝的谕旨指摘穆彰阿的具体罪名有二：一是排斥达洪阿、姚莹；二是阻挠林则徐的复出。
达洪阿前为台湾镇总兵，姚莹前任台湾道，鸦片战争期间两人共同负责保卫台湾，竭尽心力。一八四一年九月，英军运输船纳尔不达号（Nerbudda）在台湾基隆海面遇险。船上二百七十四人有三十四人乘小艇逃走（多为军官和英人），剩下的印度人除病溺而死外，有一百三十三人为台湾守军生擒，三十二人被斩首。一八四二年三月，英另一运输船阿纳号（Ann）亦在台湾中部沿海遇险，船上五十七人有四十九人被守军活捉。然而这两次事件被达洪阿、姚莹渲染为击败来犯英军的重大军事胜利。
这种有关胜利的说法有两点站不住脚：一、鸦片战争中，英军的每一次进攻都是有组织的，而没有人发现英军对台湾的进攻组织计划和命令；二、英军若要进攻台湾不会派这么小的武装，且只派运输船而不派战舰。至于姚莹所称五犯台湾，更难核实。一八四二年五月，就在清军在鸦片战争中节节败退之际，道光帝亲自下令，台湾所囚俘虏中除头目外，其余“均著即行正法，以纤积忿而快人心”。战争结束后，英方要求释放战俘。当得知各台湾战俘除十一人外皆被处死，他们立刻交涉，颇有战端重起之势。在此情势下，以弹勃琦善私许香港而名扬天下的闽浙总督恰良，赴台亲自调查后发现，达洪阿、姚莹两次奏报抗英获胜纯属虚构，请求将两人治罪。道光帝得奏后下令将两人革职，解京送刑部审讯。一八四三年十月，穆彰阿奉旨参与审讯，事后奏折中对达、姚二人尚有回护之意，结果道光帝下旨“免治其罪”。因两人前已革职，后也没有再起用。由此看来，达洪阿、姚莹之狱是出自圣裁，与穆彰阿似无关联。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被革，后发配伊犁。一八四五年释回，一八四六年任陕西巡抚，一八四七年任云贵总督，一八四九年因病自己要求开缺。穆彰阿若要阻止林则徐复出，在道光朝即可大作手脚。至咸丰帝上台后调林则徐进京，也是林则徐本人称病不出。特别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咸丰帝颁下朱谕的前八天，林则徐已经病死在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的路上了（关于林则徐病故的奏折此时尚未到达北京）。
香英的罪名更是子虚乌有。朱谕中讲了两条：其一是人城一事上过于软弱，前文已经介绍过了。其二是咸丰帝登基后，香英在几次召对时皆主张对英国“应事周旋”，即不宜使用强硬手段。实际上，这也是咸丰帝下决心对穆、首开刀的主因。对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进迫，清政府应当采取何种策略，从思想角度和政治角度来看是有区别的。前者强调正义性，后者强调可行性。作为一名政治家，香英主和并不为错，这是他正确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如将国运民生意气用事，孤注一掷，其意气虽畅快，但后果不堪设想。首英的错误不在于主和，而在于苟和。
由此反观主张对外强硬的官员，他们在战争期间大多远离战区，没有直接跟西“夷”打过交道，奏折制度的机密和各地奏报中的粉饰，使他们无从了解实情真相，偏信那些如前述达洪阿、姚莹之类。类似的说法还有：林则徐的制敌方案可以制胜，但因奸俊陷害而不得实行；关天培的抗战可以获胜，但因琦善不救援而败；裕谦在浙江的失败在于余步云的贪生逃命；陈化成在吴淞已经获胜，但因牛鉴逃跑而牺牲……这些说法将鸦片战争中复杂的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社会问题，简单地概括为忠奸矛盾。从根本上说，他们的判断也不是依据敌我力量之对比，而是为了洛守传统的“夷”夏之别，顺昌逆亡的道理。他们相信义理的力量不可战胜，认为战胜逆“夷”的手段不在于器物，而在于人心，“正心”“诚意”即可“平天下”。
咸丰帝在杜受田的教导下，饱浸性理名教之义，周知兵革器物之力。
他的这种价值取向，受到了绝大多数官吏和几乎全部士林学子的欢迎。
然而，在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儒学典籍和性理名教学说在外洋的刀枪火器面前显得毫无用处，因为在战争和外交面前决定胜负的是武器优劣和国力强弱。咸丰帝不知道“格致”和“器用”为何物，更别说去学习和采用了。
通过罢免穆彰阿、肴英，咸丰帝表达了其全新的对外政策：将启用对外强硬的官员，使用强硬的手段来对抗英国等西方国家。他的这种全力保住并尽可能挽回国家权益的意向，是值得肯定的；但就实际举措而言，以为用忠摈奸即可抗“夷”的策略则显得十分幼稚。对外强硬取决于武力的强大，若非如此，只是一种虚张。咸丰帝也明白这个道理，在其闻悉文翰、麦华陀驾舟北上时，便提出这一问题：“至沿海各处防堵，数年以来，想早已有备无患。”这句话说得不那么自信，底气不够足。而当麦华陀南下之后，又下旨：“从前夷船由海人江，江浙一带屡经失事（指鸦片战争），追溯前因，能勿早之为计……（各沿海督抚）各就紧要处所，预为筹防，断不可稍存大意。文武官员，总须慎选晓事得力者分布防堵，其一味卑诌懦弱者概应更换。”
此道谕旨颁下后，安徽布政使蒋文庆、前潜运总督周天爵、福建学政黄赞汤亦先后上奏，提出具体计谋，咸丰帝皆发下，令沿海各省参照执行。蒋文庆建议：1．沿海各省将备弃兵，日日讲求训练；2．沿海地方官，力图团练之法；3．仿造台湾定例，道、府地方府节制辖地驻军。周天爵判断英国再犯有三个方向，即长江、天津、山海关。他建议用木头或石料制作三十万斤大炮，并在战术上诱敌登岸，用火攻、陆战制敌。黄赞汤要求在粮炯、器械、义勇上早作准备，早定出奇制胜的计谋。
咸丰帝的谕旨，只令筹防，而未言及如何筹防。蒋文庆、周天爵、黄赞汤的计谋未能切中要害，甚至不着边际，与战时杜受田的“木樟火攻法”相类似。然而，圣旨又是不能不执行的，各地的做法也就阴奉阳违，各行其道。对此，咸丰帝也无能为力，他拿不出像样的海防政策来，地方官也没有制敌良策，只好各行其是，独自行事了。
直隶总督呐尔经额的方法是，以大沽、北塘的海口炮台为依托进行抗击，并在炮台之后组织团练。对此，他信心十足，宣称“此臣十载筹防所可深信者，不敢于圣主面前，稍作过量语”。按照这一方法，直隶其实什么事也不必做（炮台早已建成，团练也已成常设）。
盛京将军奕兴的方法更简单。他认为根本不必设防，若英军前来，诱之登岸，坚壁清野，然后以奉天的“劲旅”来剿灭不善击刺步伐的英军，“正我兵所长”，没有什么问题。按此，奉天也不必筹防，到开战时再说吧。
两江总督陆建派奏称，鉴于上海已经开放，“自当另为一议”（实为不设防之议），松江、苏州一带河汉，用沉船的方法阻止英舰船的进军，另行募勇、火攻诸法。然沉船、募勇、火攻须战时才可实施，江苏此时也无事可做。
浙江巡抚常大淳对策有二，一是继续补造战船（浙江水师战船在鸦片战争中损失殆尽，尚未补造完竣），二是将团练之法寓于保甲之中。前者是继续进行正在做的事，后者是以保甲取代团练，实际上一切均无需新张。
两广总督徐广络、广东巡抚叶名深仍宣布采用一八四九年反人城斗争的老办法：一是断绝通商，二是借助民力。其理由是，英国以贸易为生计，英商挟重资而来，不敢冒商业风险而进攻贸易重埠广州。一旦开战，香港英军仅一两千人，何抵抗于广州数万民众？且香港巢穴可虞，黄埔船货可虞，广州城外英国商馆可虞，英人岂无顾惜？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不敢动手，因此也不必尤人自扰，凭着他们以往的“有效”措施即足以制敌！
最不可思议的是闽浙总督刘韵坷、福建巡抚徐继金的奏折。他们与那些表面上大讲如何筹防，实际上一件实事也不做的官员不同，公然主张不设防。其理由为：一、英国控制了制海权，战争无法取胜；二、诱敌深人将导致英军蹂踊内地，而陆战必胜的说法不可靠；三、福建港宽水深，无险可扼；四、团练战时不足恃，平时又易流为寇；五、筹防措施会刺激英方，可能招至祸患。
咸丰帝接连几道上谕，换来的却是地方官这些笔头子上耍功夫、实际无所作为的奏折。此时的咸丰非常愤怒，没想到这些大臣到关键时候竟是这样效忠皇上的。这些地方官老于世故，知道若处处遵旨办事，听到风就下雨，就有三头六臂也恐怕做得不到位。筹防是很花钱的，若真的造炮修船，练兵团练，银子从何而来？中央财政肯定不给拨款，地方上又从哪儿弄这笔钱呢？面对这些实际问题，咸丰帝束手无策。结果，他对各地的做法都予以认可。其中他最欣赏的是徐广绪、叶名深，在他们的奏折仁朱批“卿智深勇著，视国如家，所奏各情甚当。联闻汝今秋偶有微病，此时佳善否？”这里表现出来的重点，仍是赞扬徐名深、叶广给对英国的态度，而不是注意他们的筹防。即便对于刘韵坷、徐继金的不设防言论，他也提不出什么反对意见。
其实，各地官员们之所以置整顿海防于不顾，除了惜银惜力外，还因为受两种思想的左右。其一是英军船坚炮利，清朝无法组建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与之对抗。前叙周天爵的奏折中称：“惟前次失事，皆专事海门，一切船只炮位，事事效壑。”徐广给、叶名深也同意这种说法，并裁减广东水师的战船。周天爵、徐广络等的意见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不必效法英国等西方国家，在“船只炮位”中作实际的努力。虽说清朝此时尚无建设近代海军的能力，但此时是战后宝贵的和平时期，放弃这种努力就是放弃近代化的尝试，中国以后也只能用传统的冷兵器来对抗西方了。
其二是英军不善陆战。早在鸦片战争时，林则徐、裕谦等人就有此类言论，认为英军虽可横行海上，但一至陆地，清军将稳操胜券。战争的实践使道光帝发现此中的谬误，一八四一年九月，道光帝收到厦门战败的奏报，才发现英军居然也会陆战。但由于清朝战后讳败讳辱，不思振作，未能正确地总结教训，直至此时，英军不善陆战的神话仍未破灭，各地疆吏仍将陆战取胜当作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的制敌良谋。
鸦片战争使部分清朝官员认清了中英军事实力的差距。刘韵坷在鸦片战争期间任浙江巡抚，最初主战，上奏启用林则徐，后因屡战屡败而主和，上了有名的“十可虑”奏折。战后，他表面上与英国搞好关系，暗地里仍有籍制之策。徐继舍在鸦片战争中任福建汀漳龙道，组织漳州一带的防御，战后撰写了《稼环志略》。这是一部中国早期介绍西方史地的重要著作。他们两人的奏议，应当说要比那些空叫“防夷”而不知“夷”为何物的臣工们的言词，更切合实际。他们虽然对海外夷国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却拿不出具体的行之有效的作战策略。
年轻的咸丰帝和内外臣工们在制夷的问题上拿不出具体办法，但当时中国就没有制夷的策略吗？答案是否定的。有一名叫魏源的名士，写下了一部名为《海国图志》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一个惊世的命题，“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他所准备“师”的西方长技为三个方面：造船、造炮、养兵练兵之法。他的继承者们在他的理论上又提出了学习洋人政治、法治的建议，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未用”的富强之策。但他“师夷”却在东流岛国－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开阔了日人的视野。
从今天的角度看来，仅仅“师”这些长技仍是制不了“夷”的。但是，魏源指明了一个方向，朝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就能与世界大势发展相一致。据档案记载，一八五三年武英殿修书处奉旨将此书修缮贴锦进呈。至于咸丰帝有没有细读过这本书，读后又有什么感受，今人皆无从得知。但是，即便他此时想有一番作为，历史也没有给他创造一个好的机遇，而且他也没有这个能力把大清朝这个烂摊子稍微的修正一下，历史给他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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