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一个痴迷散文的大学生
作者：林 非
刚读完新买回来的《贝多芬书简》，又浏览了几本最近收到的文学杂志，就已经是中午了，正准备要张罗很简朴的饭食时，中国散文学会的王宗仁打来电话，说是有个专程从广东前来的大学生，正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想在午后来看望我。
为什么一个从未通过信函，更没有见过面的年轻朋友，竟不怕长途跋涉，要跟我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晤面呢？这样诚心诚意的愿望，当然必须要让它得到实现。而且我也充满了一种好奇的心理，想要了解他的性格和追求，这样也多少可以知道一点儿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面貌。于是约定好了，欢迎他在下午4点钟到达，还请王宗仁详尽地转告他，我居住的地点和乘车的路线。如果他在前来的路上，万一找不到了，可以随时用手机跟我联络。
客厅里的挂钟，刚敲响了4下，门铃也就随着响了起来。我赶紧打开房门，瞅见了面前站着的远方来客，弯着高高的身躯，谦恭地向我鞠躬。我赶紧招呼他进门，请他坐在沙发上，递给他一瓶时尚饮料。
他站立起来，伸出双手，恭敬地接了过去。我笑着告诉他，千万别再站起来，进门时深深的鞠躬，已经让我很过意不去了。
我要他边喝饮料，边轻轻地说话。他告诉我说，自己在3点钟的时候，就抵达了我居住的宿舍，怕打扰我的午休，在院子里的长凳上，静静地坐着，张望着树顶的黄叶，于闪闪烁烁的阳光底下，飒飒地飘曳。
真钦佩他这种诚恳守信和关怀别人的精神，我十分高兴地请教他的尊姓和大名。
他告诉我说，自己姓牟名牧，是广东工业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学的是管理专业，却分外喜爱撰写散文，除了在报刊上发表之外，还出版过一本自己的散文集。因为他出生于辽宁的盖州，所以这本集子的书名，是特地邀请沈阳的散文大家王充闾题写的。
我欣喜地祝贺他，这么年轻，就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同时也诚恳地提醒他，首先要注意学好本身的专业，为将来从事的工作，打下牢固的基础。我忽然想到了鲁迅的这句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正好这篇杂文的题目，也叫做《忽然想到》，会心地笑了起来，提醒他一定要在这样的前提下，安排自己人生的道路，撰写自己喜爱的散文。我还有些感叹地告诉他，当前文学作品的稿酬标准，是相当低的，靠正常和严肃的写作来维持生活，实在太不容易了。
我又笑着询问他，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也笑着回答我说，都是在家乡务农的，种了大量的苹果，养了不少的蚕蛹，还放牧了一群绵羊。
“你的父母太辛苦了，还一心一意地栽培你考上大学，实在是太不寻常了！应该天天都怀着感恩的念头！”我有些动情地说着。
他虔诚地点头说，“我一定会的。”
我建议他首先学好功课，毕业以后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得以养家糊口和报答父母。然后设想一个长远的计划，在今后几十年的业余时间里，努力地构思，不断地锤炼，争取写出几篇打动读者心弦和引起人们思索的散文来。尤其是因为他出身于农村，对多少农民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是分外了解的，希望他要替最底层的民众说话，时刻想着怎么能够改善他们生活的状况，怎么能够不断地缩小城乡的差距，和贫富的悬殊，使得所有的人都能够过上幸福和美满的日子，凭着这种人生与审美的理念，就容易写出感人肺腑的散文来。
他依旧虔诚地点头说：“我正是这样想的。”
我又笑着问他，为什么想要跟我见面呢？他低声细语地告诉我说，学校里正组织一批同学，在附近的地方参观和访问，前后共有一周的时间，于是他就请了假，乘上火车前来北京，除了想见到冯骥才和我之外，更想能够见到史铁生，因为钦佩他坚强的毅力，不断战胜自己严重的疾病，坚持着写出不少感悟生命和思索命运的散文来。
他又娓娓地诉说着，陆续在当地的书店里面，买到过我的好几本散文集，都放在自己寝室的床头，随时可以翻开阅读，读多了，就浮起了一个念头，最好能够在什么时候，跟这些书本的作者见面，于是就灵机一动，匆匆地来到了北京。
他这种诚挚与幻想的气质，确乎是打动了我的心。听说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不太喜欢读书与求知，而只希望赚得大量的金钱。通过正当的劳动，获得更多的收入，这自然是无可厚非，然而在整个社会中间，如果一点儿都没有文化的气息，就会变得相当的可怕了。像这样比较起来，牟牧的这种作风，却又是很可贵的。
我忽然又想象着他的父母，正在寒冷的田野里，疲倦地奔跑着，于是觉得他这次忽发奇想的旅程，要付出不少的费用，增加了父母的负担，劝他以后再也不要这样做了。刚说完话，就瞅着他憨厚的脸庞，瞧见他显得有些歉疚的神情，于是深深地相信他，以后一定会这样去做的。
时间过得真快，悄悄地说着话，整整40分钟，就这样在刹那间消逝了。他慌张地站了起来，说是怕耽误我的时间，影响我的休息。
我立刻按住他的肩膀，要他再坐下来，问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交换意见。
他提出了自己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样提高散文创作的水平？我告诉他要多接触和思考人生，多读古今中外的好散文，将两者融汇在一起，化为自己精神的营养。而在投入写作的过程中，则要时刻注意描摹得生动和形象，还要饱含感情，蕴藏哲思，文字也要挥洒得十分的美丽。我向他提出，以后写成了自己觉得满意的作品，可以寄给我，再详细地交换意见。
对于他想见到的冯骥才和史铁生，我告诉他冯先生是天津的作家，据说相当地忙碌，这一次大概难以见到了。史先生是住在北京的，而且患有残疾，长期在家写作，很少外出，也许能够找见。于是把散文评论家苏伟的电话，写在一张白纸上，交给了他，要他打电话给苏伟，替他跟史先生联络。因为苏伟曾经写过一篇很有才气的评论文章，其中就评点过史先生的散文作品。我还告诉他，苏伟是个极端负责的朋友，很喜欢帮助爱好文学的朋友们。
我从书柜里找出了几本书，还有著名播音员方明朗诵我几篇散文的一张唱片，高高兴兴地赠给了他。他又拿出相机，跟我合影了两张照片之后，很欢喜地告辞了。
夜晚悄悄地降临了，我瞧着窗外漆黑的天空，惦念着他是否找到了史先生的住处。正在这时候，苏伟打来了电话，说是往史先生家里打过电话，史先生的夫人告诉他，史先生的身体很不好，病情又加重了，一个星期得要做两次透析，没有精神跟人说话，无法接待从广州赶来的牟牧。苏伟的口气显得相当严肃，说是应该理解病人的处境，在远离他身边的地方，真诚地祝愿他，比冒失地打扰他要好得多。牟牧在电话里听了这个消息之后，竟很失望地嘟囔起来。
苏伟还在电话里告诉我，他很直率地批评了牟牧，说是喜爱和尊重某个作家，主要的是应该好好阅读、分析和研究他的作品，借以提高自己审美的水准和精神的境界。是不是见到他本人，并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在电话里告诉苏伟，自己也当面批评了牟牧，不过我的批评，只是要提醒他，绝对不应该浪费父母栽培他上学的钱，却没有从认识论和文化学的视角，给予他这样的指点。
“我的批评是形而下的，你的批评是形而上的，可见你比我高明。不过将这两者结合起来，都会对他有帮助的。”我刚说完，就在电话里听到苏伟爽朗的笑声。
我希望能够接到牟牧的电话，却始终没有他的音讯。这个痴迷散文的大学生，大概正沉陷于失望的情绪中，默默地折磨着自己。
牟牧在经过了整天的奔波和劳累之后，也许正思考着自己的行动和朋友的劝告。他一定会冷静下来的。他一定会更好地理解生命的前景，更好地理解人生的意义。他一定会更好地生活、学习和工作，这样也就一定会写出更能够打动人们心灵的散文来！
牟牧，刚见过一面的年轻朋友，祝你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