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期

荒诞表象下的悲悯情怀

作者：刘伟林

　　陈永林是国内写小小说的高手，迄今已写有两千多篇。其小说题材领域涉及到各方面，但更多的还是对于乡村底层题材的精确表述，因它源于作家的乡村情感经验，源于作家对乡村情怀的无法割舍。对于一个从乡村生活走出来的作家，这无疑是他内心始终坚持的哲学与美学的立场。正如我们所说，一个作家的立场决定了他的写作态度，决定了他对人性的洞察与勘探。就个人的喜好偏爱而言，我更愿意把陈永林那些写乡村题材的小说作为了解他内心世界的依凭，在那里，作家的叙事本色而忧伤，用细节与经验提取了那块土地深处的疼痛与悲怆。
　　陈永林一系列的小说给人最为突出的印象在于———当现实生活远比人们所想像的更为荒诞的时候，读者相信的是作家提供的文本，还是相信生活的本身呢？摆在我眼前的几篇陈氏小说同样具备的这样的质地。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在荒诞的表象下进行，又用荒诞去解决终极的叙事目的。也许在作家的眼里这就是生活的本身，是生活经验的最为直接的呈现，但当我一篇接一篇地阅读完毕，不禁发出了这样的疑问：生活的荒诞与荒诞地生活，哪种更为荒诞呢？《新房》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长根的乡村青年，经媒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叫兰珍的女孩子。长根贫穷，家中连像样的房子也没有，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女朋友，偏偏女朋友提出的条件是，长根什么时候盖上了新房，就什么时候与他结婚。长根被逼无奈，只有如大多数乡村青年一样，毅然地踏上了去省城的打工之路，准备挣钱盖房。长根先在一家建筑工地干活，却没拿到一分钱，换了一家后，同样没拿到。长根于是不再去建筑工地，自己单独干。这个细节，作家仅只是一笔带过，但它表明了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对立，表明了生活障碍的无处不在。陈永林具有很强的讲故事的能力，通过设置生活的障碍一步步地推进着故事的发展，逐渐揭示出故事的核心与他所要表达的东西。如同另外几篇小说一样，这篇小说亦讲述得一波三折，长根接下来认识了一个叫崔影的女人，而这个女人因为婚姻出了问题，两个人便一拍即合，发生了性关系。作为从乡下进城的青年，长根不能不受到诱惑。崔影问长根，如果她离婚，他能不能跟她结婚。长根别无选择，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为房子成了长根的心头之痛———兰珍要他盖房才肯与他结婚，而崔影的房子是长根内心最大的向往。谁知这时，兰珍也来到这座城市打工，而崔影丈夫的情人又恰恰是兰珍。长根还曾寄希望与崔影结婚，但他的这一美好的愿望很快就被粉碎。到故事结束时，兰珍给崔影的丈夫生了一个孩子，随即遭到抛弃。小说中，长根与兰珍的结局如出一辙，与其说两人遭到了生活的抛弃，不如说两人的心灵发生了错位，正是这样的错位给予了他们通往城市的通行证。最终，长根与兰珍都如愿以偿地拥有了一幢房子，但他们的内心坚硬、冰冷，连一丝温暖也不存在，他们的羞愧、尊严、人格都已丧失，只剩下残酷、麻木。这是一个比任何物质的贫穷更能摧人心智怆然的图像。作家将它一层层地剥离出来，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三篇小说，陈永林的叙事娴熟，耐心与速度并进，非常好看，但结尾的戏剧性却都不能让人十分地信服，我理解作家之所以这样写的意义———目的是为了解决文本内在力量的需要。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曾谈到小说的说服力的问题，“当小说中发生的一切让我们感觉这是根据小说内部结构的运行而不是外部某个意志的强加命令发生的，我们越是觉得小说更加独立自主了，它的说服力就越大。当一部小说给我们的印象是它已经自给自足、已经从真正的现实里解放出来、自身已经包含存在所需要的一切时，那它已经拥有了最大的说服力。于是它就能吸引读者，让读者相信讲述的故事了；优秀的小说、伟大的小说似乎不是给我们讲述故事，更确切地说，是用它们具有的说服力让我们体验和分享故事”。假如我对陈永林给出的答案不信服，那么我情愿相信他是用荒诞的方式来处理故事的。
　　在陈永林的小说中，故事中现实人物的生存境遇，总能为小说的文本提供新的发展可能，这显然是小小说典型的叙事方式，也是他最擅长的表现方式。陈永林在把这组小说交到我手中时，也反复强调这是短篇小说，以此区分开他的小小说。但我还是把它们当成小小说来读，因为它们缺少利用有限的叙事成本扩展为无限叙事的可能，还有对人物心灵的烛照也缺少了足够的力量。
　　在《好人村长》这篇小说中，讲述了一个叫根子的农村青年，因为村长的权力在乡村文化中的高高在上，而对其心生愤怒。因这种愤怒由来已久，在村长家的猪践踏了他家的菜园后，一气之下，根子把村长家的猪毒死了。由此生发出了根子一系列的际遇，先是担心、害怕、恐惧，当村长出于某种目的对他原谅后，根子的心理于是发生了极其微妙的变化，他开始认为自己错怪了村长，是在故意与村长作对。接着，他所有的行为就在荒诞下自然地发生了，作家在这里讲述的并不是荒诞的本身，而是荒诞的心理导致的人性的反讽寓意。为了改变自己在村长心目中的印象，根子一步一步地实施着自身荒诞的行为———主动上门给村长进行赔偿；莫名其妙地给村长写欠条；甚至把自己的女人让给村长睡；又把紧邻公路的属于自己的一块好地皮让给了村长。他要通过自己的行为讨好村长，从而把自己一步一步地推进了村长设下的圈套。在这样的圈套中，他中了邪一样，沿着性格的变形突飞猛奔，把自己抛进了命运不可捉摸的深渊，心理也日渐承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压力。而压力又来源于现实，根子于是从自身的需要出发，相信了内心，屈服于自己的疯狂，在传统的规范与现实的制约面前，他根本就意识不到人性恶的一面，最后他成了一个疯子。根子的疯狂，是荒诞心理的作祟，也是生活荒诞中透出的无果的苍凉。最后，根子的女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心理的感染，她说：“村长，你就当着根子的面要了我吧，就算为了根子。你要了我，根子就觉得还了你的情报了你的恩，那他心里就好受些，疯病就会好。”通过这一抒写，作家悲悯的情怀无疑得到了体现，也与文本有了对应的吁求。
　　我个人认为，陈永林这种对荒诞执着的写作方式在当下语境笼罩的阴影下，尤为难得。这表明了作家在写作上的执着与耐心。如果说当下个人化的写作，是作家主动与现实社会关闭大门，想以个人的内心建构起另外一个世界的话，那么陈永林的创作呈现出了融进生活的渴望与激情。三篇小说表现的都是小人物的命运，关注底层人物，关注人性的光辉也是目前文坛写作的一个趋势，而陈永林一直都在对此进行着努力，这不能不让我想起“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创作理念。这种创作理念当然存在其产生的背景与时代环境的土壤，但一味信奉肯定会局限作家本身的创造性与潜力。从陈永林的小说中可以看出其人物都是带有明确社会身份的社会角色，是作为某一类人的一员而存在的。的确，时代的发展，世事的沧桑，令作家的情感与思想都发生了错位，那么作品间的错位就自然地显现而出。从现实主义一贯的表现手法来看，其公众的立场和观点，都是通过对所处时代的社会问题来发言的。这类作品虽然表现了当下的社会现实，但并不意味它们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困惑作家已久的如何去表现当代生活的问题，尤其是人们的思想。
　　在小说《海子之死》中，陈永林对人物命运的逻辑发展出具了有力的说明，把笔触伸到了最复杂、最为变幻莫测的人性深处，把人性中丑陋而残酷的一面揭示了出来。这篇小说，同样是荒诞的生活———这个巨大的滑轮拽着人物奔向了未知的命运，故事的走向和人物的命运再三地发生着改变。海子在建筑工地打工，因妻子小琴的即将到来，而感到兴奋，感到了生理上的躁动。海子是在结婚还没满一个月就出来打工的，这种生理上的饥渴不难理解。草根人物的心态明显，世俗生活中的幸福是他们内心深切的渴望。当海子见着小琴时（中间还发生了海子的自行车被盗这一变故），他的愿望是那样强烈，就是两人要好好的亲热一下。海子是一个穷怕了的农民，对每一分钱都有自己的计算，因为这样的计算才有了其后一系列的遭遇。两人本想在工棚里亲热，这一愿望没有得到实施后，就跑到外面开旅社（于是开始走向了命定的劫数）。偏偏这时来了警察，抓住了他们，等到两人能够证明是夫妻关系时，一个晚上已经过去了。第二天，小琴离开了海子。海子由于欲望的无法实施，去嫖妓，这次还是警察把他逮了个正着。结果是海子交不起三千元钱的罚款，又因担心自己做的丑事会传到小琴的耳里，于是在悲伤中挣扎，进行了自杀。这些不确定的种种因素，正是人性中邪恶和阴影的部分。在这里，作家对笔下人物悲悯的情怀不是仅建构在叙述上，而是深入到了内部，是用心灵去探测，去检阅的。作家既对现实作出了准确的描摹，也对现实作出了自己的判断与思考———它体现了一种人类生存环境的焦虑。因为荒诞，才有了人物无法读懂的命运，特别是这些草根人物从来就无从把握的命运。《海子之死》用具体的物化细节从文本的内涵中突围而出，又以欲望化的形式呈现出叙事的深度，我个人觉得这种探索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陈永林小说对这个时代乡村文化极有韵致的抒写中，我看到了他内心的坚守与美好的愿望。因而，我并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简单的个体，而是试图把他纳入进当下文坛作家的写作中来考察———是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的，换句话说，就是他的小说文本带给我思考的东西远比我对其文本之外的阐释空间丰富得多。
　　随着城市现代化、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的改革，人口大规模的迁移和社会阶层的变化，作家必需对自身的写作进行新的思考与作出积极的响应，应不再囿于原有的格局与模式，应去开拓新的可能。至少从目前而言，陈永林所走的这条路是适合于他自己的，也是他为之摸索了多年的结果。当前，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得底层人口日趋庞大，而中产阶级经济上的崛起和精神上的萎顿，在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思考方向。所以我认为陈永林的创作蕴藏了更为宽广的空间。问题就摆了出来，是一味地去重复过去的路子，成为过去的复制品，还是超越过去，注入新现实主义的血液？如何用新的角度去表现底层，如何以写实的方法去再现日常生活，这就给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里，作家的态度，作家的思想深度，作家对生活的理解就显得相当地重要。陈永林的创作显然还需要更进一步，要更以崭新的姿态去营造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找到更独特的进入生活的角度。如果仅一味地去营造善良与美好，痛苦与悲伤，这肯定不是文学所应承担的。陈永林的创作表现出了他的清醒和透彻，这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它表明作家不应是生活的批判者，而应是生活的介入者，是对生活时刻发出质疑的思想者。的确，陈永林的另一部分小说呈现出了对传统小说的遥望与回归的姿态，然而这类作品我认为不应再是传统的写实类型，应与当下小说的操作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更应注重的是对人物心理的开掘，将生活中的扭曲与荒谬人性化，而不是道具或者场景，不是作家对生活进行“涂改”的策略，同时还要注意控制叙事人的立场的介入，让人物自身说话，让人物来呈现内心世界的图像。这就对陈永林的小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