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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新诗：朝圣或媚俗的独角戏
作者：熊国太
当代新诗：“无处话凄凉”的文学弃儿？
自胡适于１９１７年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算起，或自美学大师宗白华发现郭沫若、让其投寄给《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新诗畅登无阻以来，中国新诗已整整走过了90年！
90年光阴荏苒，中国新诗的苍穹已旋转成浩瀚的星海云河。从胡适到郭沫若，从李金发到刘半农，从冰心到朱湘，从卞之琳到冯至，从徐志摩到戴望舒，从田间到臧克家，从阿垅到艾青，从郭小川到贺敬之，从洛夫到余光中，从北岛、舒婷到顾城、海子……新诗的歌唱者，以多声部合唱或以“不讲究格律，过于出格”的音色，尽情地抒发了二十世纪中国民众的喜怒哀乐，记录着中华儿女纵横捭阖在天地间的精神烙印。
在９０年的诗史上，若以流派论，中国新诗同样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格局。新诗流派异彩纷呈，同放光芒：从尝试派到“文学研究会”诗群，从“创造社”诗群到湖畔诗派，从“新月派”到“象征派”，从“现代派”到“七月派”诗群，从“中国新诗派”九叶诗人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从朦胧诗派到现代主义等，令人目不暇接。在我国的台湾省，各类新诗派也层出不穷，影响较大的有“现代派”、“蓝星”和“创世纪”。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新诗派或新诗群中的每一个体，不仅将母语的功能提升到诗意的高度，更似一块吸吮力强劲的海绵，兼容并蓄地借鉴运用着西方现代诗歌的语言资源和精神营养，并通过努力对之加以了“本土化”改造与创新：新诗的语言风格、表现手法、题材取向、美学形态等所呈现的丰富性与深刻性，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家族中一支主力军。
回首想想，走过了９０年的中国新诗曾是高昂地激越着人民的心灵：郭沫若的诗歌，让多少未醒的人从噩梦中醒来；徐志摩的诗句，令无数男女对生活怀有无限的希望；戴望舒的诗行，使雨巷里许多迷惘的心灵萌动起新的希冀；田间和艾青的弦歌，激励了多少热血青年投奔光明之路；郭小川和贺敬之的咏诵，牵引了多少纯洁的理想轻舞飞扬；“四五”期间的诗篇，更似匕首与投枪；而北岛、舒婷和顾城的情思，则为人间唤回了曾丢失的真善美……
如果不是偏见，１９８６年由《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联合举办的“中国现代诗歌大展”，应是中国新诗的辉煌绝唱。这次诗展，不仅将最具现代性的中国新诗创作进行了一次集体性发掘演示，而且它的草根性质使新诗呈现了最广泛的人民性。然而，时间之针嘀哒到１９８０年代末期，中国新诗迅速地拐弯或虚弱了下来。仅仅在一夜之间，人们恍若只做了一个短梦，新诗就像一个遭致命打击的王子，转瞬间沦落为一个路边的弃儿。尽管有个叫汪国真的诗人，在用新诗轻唱了一阵子少男少女的情歌之后，依然没有将唱响的中国新诗挽歌推迟。换句话说，走过90年历程的新诗，曾从咿呀学语的婴幼儿到长成玉树临风的青年，但现在已变成一位耄耋之人了。如果这个比喻有些不恰当，那么用“半老徐娘”来形容中国新诗的现状，似乎并不过分。
集写手和车手于一身的韩寒，对当下诗歌的一句“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的话，虽激起了一部分诗人的忿愤，可也无人能拿出更有力的武器进行反驳。韩寒作为一名诗歌读者，其判断或许是基于新诗的阅读效果而言的，但他的断语，却不得不叫人审视当代诗歌“二律背反”的现象：一边是诗歌读者的大量流失，另一边是部分诗人源源不断地批量创作；一边是诗歌图书消费市场呈萎缩之势，另一边是诗人不惜自费出版数量可观的诗集；一边是诗歌刊物的订阅量越来越少，另一边是写诗的不读诗、读诗的不看诗；一边是人们在绕着弯子躲避着诗歌，另一边是有大量的“闯入者”尝试着新诗写作的深浅；一边是央视“新春新诗朗诵会”节目释放着经典新诗的光芒，另一边是诗人在网上大骂央视在搞“艺术的堕落”……新诗受关注或受冷落的程度，均超出了人们的一般想像。
现在的诗人们，好像都在戏谑自己或同仁为“稀有动物”。因为大家似乎都在这么认为：这年月之所以写诗读诗的人越来越少，是因为“吟诗作赋百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而写诗的人，则是既瞧不起自己，也瞧不起同类。瞧不起自己，是因为诗人们已深感自身不被读者重视，被边缘化；瞧不起同类，是因为诗人觉得只有自己写得够好，别人再好也没有“我的好”。与此同时，新诗同样需要大师级的偶像来吸引读者，但新诗大师现已无处可觅，当代诗人似乎也没有谁具有大师般的感召力！
到底是新诗跟不上人们的审美变化，还是当代诗歌夹击在美丑之间已无力翻身？追问是必要的，但追问必须从现实出发。《诗刊》的“青春诗会”虽然屡遭非议，可二十多年举办下来，的确发现和挖掘了不少优秀的诗人。尽管其中的一些诗人，经过诗会的一次“镀金”后几乎瞬间就已消失于诗坛。同样是《诗刊》，每年的“春天送你一首小诗”活动轮流在各地巡回“上演”，它在一定程度上点燃了一些初学写诗者高涨的激情，然而稍具知名度的诗人却对它不屑一顾，甚至于有冷嘲热讽的言论散布于坊间。与此同时，另一些诗刊如《星星》等几十年如一日编诗发诗，无论发行量或升或降，它艰难困苦地坚守新诗阵地的姿势，则叫人心生感叹和怜悯。新诗的“冷”，似乎是对“热”的诗心的反讽。
曾经关注新诗的人，曾经孜孜不倦地写诗的人，也许永远都弄不明白，诗歌在今天怎么会“衰落”到这般地步。是诗人们不努力吗？是读者已彻底冷漠麻木或欣赏水平更高了吗？还是各种通俗文化产品“霸占”了读者的视听感官？尽管有人说，诗歌是小众艺术，大浪淘沙后必能留下继续创作的诗歌精英。这话也许没错。但面对种种追问，当下已无人能够或说有把握将新诗所面临的境遇描述得更准确一些。然而，作为曾是泱泱诗国的子民，曾是诗意勃发的民族，新诗虽已不是现今的主流精神活动，但这一曾浸润过民族灵魂的语言艺术，要人们一下子割舍弃她而去，决不是人们内心的准则和愿望所允许的。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发生在新诗失去了“轰动效应”和急遽边缘化之后。失去了轰动效应，就不再是社会或艺术热闹的焦点；急遽边缘化，犹似雪上加霜更让新诗形单影只。于是，当年热衷于阅读郭沫若、冰心、徐志摩、戴望舒、艾青、北岛、舒婷和顾城们的诗句，后又热衷于传阅席慕蓉、汪国真和海子等诗歌的读者，没用几年时间便忍受不了心灵的寂寞，于是便纷纷放弃新诗远去。更为“惨淡”的是，近些年来，新诗创作队伍的日渐萎缩，让人们领教了“大浪淘沙”的真正内涵。新诗大势似乎已去，似乎真有“无处话凄凉”的滋味。
虽然没有权威数据表明，近些年来诗歌刊物的发行量下降了多少个百分点，有多少新诗写作者退出了诗人的行列。但一个事实是，报纸副刊已基本不刊登新诗了，专业诗歌刊物几乎都面临难以为继的窘境，一些文学评审奖项也很少“赐予”新诗以光环和荣耀。加上一些叫人难以理解的诗人特立独行的行为，越来越低俗的诗作的时隐时现，怪不得人们对当代诗坛投来了异样的眼光。中国新诗的生态环境，就这样在偏见、反感、嘲讽和恶劣中默默地煎熬着黯淡的时光。一个诗写者在网络诗歌论坛上写道：诗歌原本是一种精致的艺术产品，既然当下某些诗人的举止已反常，精神已然变异和苍老，新诗基因转化成精神的“行尸走肉”也就是一种必然了。
所有的分析可能都是不全面的，或许更是苍白无力的。诗人们似乎应该沉默，尤其当人们正在抛弃新诗的时候，更应该沉默。
但无论如何，冰层下也会有波涌。斯汤达尔说《红与黑》是写给下一个世纪的读者的，爱伦•坡说他在为下个世纪的读者而写作。诗人舒婷、顾城、海子等也有过类似的言说。小说或诗歌证明了这些“狂妄”的人，并在厚厚的碑石上雕刻着他们的名字，以供后人纪念。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因为中国当代新诗的“无处话凄凉”，而否认新诗本身的魅力。只要留心观察和记录，人们同样可以发现新诗沙漠上的“绿洲”：一些诗人宵衣旰食自费出版民间诗刊；一些诗人积极参与倒贴工资奖金相互走访、互学互帮的在野的诗歌活动；另一些诗人则多方筹集资金，整理出版新诗集子和史料……